柏林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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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危机[1]
科伦11月8日。情况看起来很混乱，其实很简单。
正如“新普鲁士报”[2]正确指出的，国王有“继承的天赋”权利的“雄厚基础”。
而国民议会却没有任何基础。它唯有建立基础才行。
两个元首！
他们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康普豪森，是协商论[3]。
只要两个元首不能或者不想协商，他们就会变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元首。国王有权向国民议会挑战，国民议会也有权向国王挑战。谁的力量大，谁的权利就大。力量要受到斗争的考验。斗争要受到胜利的考验。两种势力只有用胜利才能证明自己的权利，失败只能说明自己没有权利。
国王直到现在还不是宪制国王。他是一个专制君主，要不要立宪制度，由他决定。
国民议会直到现在还不是宪制议会，而是制宪议会。它一直在努力建立宪制。放弃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由它决定。
两方面，国王方面和国民议会方面，暂时还只是容忍立宪的仪式。
国王不顾议会的大多数而要求成立合他心意的勃兰登堡内阁，这个要求是专制国王的要求。
议会要求直接通过代表团禁止国王成立勃兰登堡内阁，这个要求是专制议会的要求。
不论是国王还是国民议会，都违背了立宪协议。
不论是国王还是国民议会，都回到了自己最初的立场，不过国王是有意识的，而议会是无意识的。
优势在国王方面。
权利在力量方面。
没有力量的方面只是空谈权利。
洛贝尔图斯内阁会等于零，因为一正一负正好抵销。
| 卡·马克思 写于1848年11月8日 载于1848年11月9日“新莱茵报”第13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注释：
[1]马克思所写的“柏林的危机”和“柏林的反革命”等文是普鲁士酝酿和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期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直接反应。1848年11月1日国王撤换了普富尔内阁，政权落入公开反革命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之手。11月9日国王下令，要普鲁士国民议会由柏林迁往偏僻的市镇勃兰登堡开会。政变就这样开始了。到1848年12月5日国民议会被解散后政变遂告结束。马克思编缉的“新莱茵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发动群众起来反抗酝酿中的反革命政变。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外回到德国之后，马上就着手实现他们的计划，即出版一份革命的机关报，他们认为这种机关报是教育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工具。从德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以民主派左翼即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一翼的面貌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这样也就决定了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名义出版的“新莱茵报”的方向。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师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为了把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迅速报道给自己的读者，编辑部常常一天中出两次报；当材料多得连四个版也登不完的时候就出增刊，而当收到新的重要消息时就以传单形式出特别附刊和号外。决定报纸对异常重要革命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这些社论都标有“*科伦”和“**科伦”的记号。标有星花的编辑部的文章有时也登在报纸的其他栏中（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的通讯栏）。每一位编辑除了修改通讯稿件和帮助总编辑作组织工作外，都负责研究其一方面的问题。恩格斯写有关柏林国民议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辩论情况的评论，写有关匈牙利的革命战争、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的文章，而在1848年11月到1849年1月期间则写了一系列关于瑞士的文章。威廉·沃尔弗写关于德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特别是西里西亚的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情况的文章，并且还负责“国内新闻”栏的工作。格奥尔格·维尔特负责编辑诗体和散文体小品文栏。恩斯特·德朗克一度当过“新莱茵报”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讯员，他写了一些关于波兰的文章，在1849年3月至5月写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的评论。斐迪南·沃尔弗很长一段时期是“新莱茵报”驻巴黎的通讯员之一。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也参加了报纸的工作，但是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只写过一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还是经马克思彻底修改过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1848年10月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革命诗歌。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受到政府的迫害。当局以不承认马克思的普鲁士的公民权来刁难他，不让他在莱茵省居住，并且还对该报编辑，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连串的控诉。在科伦九月事件之后，军事当局于1848年9月26日宣布科伦戒严，并且封闭了好几家民主报纸，其中也有“新莱茵报”。恩格斯、德朗克和斐迪南·沃尔弗有被捕的危险，因此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科伦；威廉·沃尔弗也不得不到普法尔茨去避一避，后来又在科伦藏了好几个月，以防警察局的通缉。在1849年1月以前，由于恩格斯被迫离开德国，编辑部的主要重担（包括写社论在内）就落在马克思一人的肩上了。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5页。
[2]指1848年11月5日“新普鲁士报”上登载的“勃兰登堡内阁”一文。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机关报。这个报还称为“十字报”（《Kreuz-Zeitung》），因为在报头上画有十字。——第5页。
[3]“协商论”（《Vereinbarungstheorie》）是以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为代表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用来为自己的叛变行为辩护的论据，它主张普鲁士国民议会应当只限于“在法制的基础上”通过同国王协商的办法来确立立宪制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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