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业：论《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序跋和避讳问题[1]（首发）

【提 要】  本文谈了三个问题。本文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词话本和崇祯本是兄弟关系，它们有共同祖本，即初刻《金瓶梅词话》。对于三篇序跋，本文认为崇祯本的北大本和初刻金瓶梅词话本一样，只有一篇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内阁文库本加廿公跋，《新刻金瓶梅词话》再加欣欣子序。本文认为词话本中花子由不是避讳，因此不能根据避讳判断现存词话本的刊刻时间。

【关键词】 金瓶梅   版本   词话本   崇祯本

北大本《新刻金瓶梅词话》

（1）《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时间研究现状

现存世的《金瓶梅》版本有两种，一种是《新刻金瓶梅词话》（词话本），另一种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而崇祯本又可分为北大本系列和内阁文库本系列两种系列，本人曾用数字化比对证明，内阁文库本系列肯定来自北大本系列。
对于《新刻金瓶梅词话》版本还有很多问题至今还有争论，本文只讨论其中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新刻”问题。
一种看法认为，由于古籍和很多古代小说版本的“新刻”就是“初刻”，因此词话本的“新刻”是“初刻”，而不是复刻。
另一种看法认为“新刻”不是“初刻”，而是“复刻”。本文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复刻本，也可能是再加欣欣子序后的“新刻”本。
第二个问题是序跋问题。
有可能词话本初刻本只有一篇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崇祯本的北大本保留这一篇序，内阁文库本增加了一篇跋，《新刻金瓶梅词话》再增加了第三篇序。因此《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
第三个问题是词话本中的避讳问题。一种看法认为，词话本的“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是因为词话本要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名讳，但不避讳崇祯皇帝朱由检。
本文认为词话本的“花子由”改为“花子油”不是避讳。
（2）分析问题方法

要分析这些问题，首先要从分析问题的方法入手。
本文对新刻、避讳和序跋三个问题，主要是分析这些方法是否合理和可靠，分析这些看法有多种可能。对此，本文采用如下分析方法：
1）方法和论据
首先分析这些方法和论据是否合理。有些分析方法和论据本身就有问题，这样分析的结果自然就问题很大，甚至就不成立了。
2）多种可能和反证
如果这些分析和证据本身没有问题，再分析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否有多种可能，甚至是反证。
因为某种看法的提出，一般都有其根据，都有一些材料和分析支撑，这些看法和论据有时本身确实并没有问题，是可以成立的。但是：
l  除了所举出的证据得出的可能性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l  这些看法和论据是否有反证？
而这些往往是一般分析文章经常疏忽的。如果有其他可能性，就说明原来的证据不是铁证，还有其他可能存在的。如果反证，更说明原来的结论基本不成立。
3）铁证
一般认为：如果没有其他可能性和反证，则此论证就是铁证，所得出的结论就完全成立。
但根据本人对各种看法和根据的分析，这些论证虽然成立，但基本都有多种可能，甚至是反证，因此都不是铁证。
所以所得出的结论都可能被人质疑，而不是最后的结论，值得再仔细深入研究。
4）哪种可能性更大
既然有多种可能，甚至是反证，这样问题就转化为：哪种可能性更大？对此可再进一步分析。
当然这种分析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很可能不同。某些人从某个角度看，认为某种可能性很大。
而另外一些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可能认为另一种可能性更大。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可能还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5）研究价值
我认为，虽然最终可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把问题分析透彻，把所有各种可能性都分析到，不留任何疑点，做彻底，那也是成功。
小说版本问题非常复杂，由于材料缺乏，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也很自然。因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结果，就认为这些分析是没有价值的，也不合适。
本文采用上述方法，分析《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刊刻时间问题中的“新刻”、序跋和避讳等问题，首先分析“新刻”问题。

梦梅馆本《金瓶梅词话》

（3）《新刻金瓶梅词话》中“新刻”的三种解释

1）“新刻”是“初刻”的主要根据——很多古代小说版本“新刻”就是“初刻”
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是“初刻”看法的主要根据有二。
本节先分析
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是“初刻”的根据主要是，很多古代小说版本的“新刻”就是“初刻”，根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这类版本有：
l  《新刊按鉴编纂开辟演绎通俗志传》
l  《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
l  《新镌全像孙庞斗志演义》
l  《新刻按鉴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
l  《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
l  《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
l  《新刻增异说唐后传》
l  《新镌出像小说五更风》
l  《新镌小说八段锦》
l  《新镌绣像小说贪欢误》
l  《新刻小说载花船》
l  《新刻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等
而复刻的版本都标明为“重刻”，有：
l  《重刻西汉通俗演义》
l  《重刻京本增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
这种看法认为：这些“新刻”版本之前并没有看到“初刻”的版本，因此，这些“新刻”版本就是“初刻”。
这种分析看似很合理，但其实仔细分析，其中似乎是有问题。
这种看法认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有大量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小说大都是初刊本。
但为何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大量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小说大都认为是初刊本？其根据何在？我认为这种分析似乎是有问题的。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介绍这些小说的版本时，其书名中确实都有“新刻”“新镌”“新刊”字样，因此这种看法就认为，这些“新刻”“新镌”“新刊”小说就是初刊本。
其实《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介绍这些版本时，并没有看到这些版本的所有刻本，而只看到了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版本。
实际在冠以“新刻”“新镌”“新刊”之前是有可能存在初刻本的。
这些“新刻”版本中可能并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些“新刻”版本就是“初刻”,只是《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没有发现这些“新刻”版本之前的“初刻”本而已。
因此，只根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记载，就认为这些“新刻”是“初刻”，似乎根据不足。
2）“新刻”是手抄本的新刻本
但“新刻”是否有可能就是初刻呢？我就此请教一位古代小说研究的资深学者，他提醒我：“新刻”也有可能是初刻。
他认为，如果《金瓶梅》开始是手抄本，并在朋友等小范围内传播，然后被某书商看到，认为此书有刊刻价值，于是请人抄写后刊刻印刷出版了。
由于此书手抄本已经流行开，因此书商就相对于手抄本，将此初刻本称为“新刻”，实际此“新刻”只是针对“手抄”而言，在此之前实际并没有人刊印过此书。
这种解释理论上也有可能，但严格从用词看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名词“新刻”是指一种新的“刻本”。而手抄本绝对不是刻本。
因此，手抄本改为刻本，不能称为“新刻本”，严格意义讲，这是第一个“刻本”，而不是“新刻本”。
当然仔细研究，还有多种情况可能会使书商把第一次刊刻称为“新刻”。因此，理论上并不排除“新刻”是第一次初刻的可能性。
3）“新刻”本实际多是“复刻”本
“新刻”是初刻看法的学者也认为：这种看法不是绝对的，因此也声明：仅以“新刻”两字是难以断为即是“重刻”的。
“新刻”可能是指重新翻刻，但也有可能是指初次新刻。因此提出此看法的人也承认，“新刻”可能是“复刻”。
下面我们再仔细分析为何有这种可能性，以及这两种可能中，哪种可能性更大。
首先分析为何现在看到的大量“新刻”本，实际上是“复刻”，而不是初刻本，其中有三个原因。
l  因为中国古代小说在古代社会中，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读物，因此一般读者阅读后并不特别注意保留，很可能在读后就丢弃了，因此这些初刻本几乎都未能保留下来。
l  一般初刻本的印数都不大，因此也很难保留。
l  一般书商一旦发现某本小说有市场，就会立即复刻再版，大量翻印，这也会导致初刻本很快就消失了。
后人看到的几乎都是“新刻”的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因此，后人看到的“新刻”是“复刻”可能性大，是“初刻”可能性小。
所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大量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小说大都不是初刊本，而是复刻本。

《中国通说小说书目》

4）《三国演义》《水浒传》“新刻”本都是“复刻”本
证明这种看法的有力证据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版本。
《三国演义》版本是至今保留版本数量最大的版本，如包括残本，大约有50种版本。其中有大量书名前有“新刻”字样，如：
“演义”系列4种：
l  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周曰校本）
l  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夏振宇本）
l  新镌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夷白堂本）
l  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郑以祯本）
“志传”系列24种：
l  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叶逢春本）
l  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余象斗本）
l  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余象斗评林本）
l  新锲京本校正按鉴演义三国志传（种德堂本）
l  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郑少垣本）
l  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郑云林本）
l  新刻汤先生校正古本按鉴演义通俗三国志传（汤宾尹本）
l  新锲官板全像音释旁训演义三国志传（朱鼎臣本）
l  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笈邮斋本）
l  新镌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刘龙田本）
l  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刘荣吾本）
l  新刻京本按鉴演义合像三国志传（天理图本）
l  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熊清波本）
l  新锓音释评林演义合相三国志史传（熊佛贵本）
l  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黄正甫本）
l  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刘兴我本）
l  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杨美生本）
l  新刻三国英雄志传（魏某本）
l  新刻全像演义三国志传（北图藏本）
l  新刻按鉴演义三国英雄志传（哈佛大学藏本）
l  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松盛堂本）
l  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三余堂本）
l  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聚贤山房本）
l  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宝华楼本）
只有三种版本书名中不是“新刻”，而是“重刻”“二刻”等：
l  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杨闽斋本）
l  二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美玉堂本）
l  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英雄谱本）
从以上对《三国演义》版本中“新刻”的统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l  目前看到的最早版本嘉靖元年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演义”系列第二早的刊本周曰校本书名增加了“新刊”字样，说明周曰校本的“新刊”不是初刻本，而是复刻本。
l  “志传”系列现存最早的叶逢春本序言名为《三国志传加像序》，其中明确说明，该本是在原本上“加以图像”，因此该本就是在初刻本基础上加插图的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所以叶逢春本书名中的“新刊”，和周曰校本一样，“新刊”不是初刻本，而是复刻本。
l  当然“志传”系列的初刻本目前没有发现，因此无法判别其初刻本是否也有“新刊”字样。但从“演义”系列来看，初刻本没有“新刊”的可能性极大。
l  无论是“演义”系列，还是“志传”系列，几乎所有“新刻”版本都是“复刻”本。因此“新刻”本是“复刻”的可能性很大。
l  也有个别复刻本没有用“新刻”，而是“重刻”“二刻”等，但这无法否认“新刻”本是“复刻”的可能性很大。
总结《三国演义》版本书名可以看出，现存“新刻”字样都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至今没有找到“新刻”就是“初刻”的铁证。
其次是《水浒传》版本，《金瓶梅》中武松和潘金莲故事是出自《水浒传》，而在《水浒传》中和《三国演义》一样，大量“新刻”本实际都是复刻本。
l  新刊全相忠义水浒传（种德书堂本）
l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插增本）
l  新刻全像水浒传（刘兴我本）
l  新刻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藜光堂本）
l  新刻绘像忠义水浒全传（慕尼黑本）
l  新刻全像忠义水浒传（李郑乔林本）
l  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十卷本）
l  新刻忠义水浒传（八卷本）
既然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版本书名中，“新刻”基本都是“复刻”，这已经成为规律，可以设想，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出版的《金瓶梅》的初刻本，根本没有必要再把初刻本书名中加上“新刻”字样。

《新刻全像忠义水浒传》

5）《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也是复刻本
除《三国演义》中的新刻本是复刻本外，《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新刻”不是“初刻”，而是“复刻”的另一个证据是崇祯本。
崇祯本的书名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其中和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样，也有“新刻”字样。
而崇祯本被学术界一致认为肯定是复刻本，虽然崇祯本和词话本的先后关系目前尚有争论，但它们都是万历至崇祯时期的小说是毫无疑义的。
既然崇祯本冠以“新刻”之名表示其为复刻本，既然万历年间流行的《三国演义》版本中，“新刻”都是复刻，如果词话本把初刻本冠以“新刻”之名，但实际却是初刻本，就会产生混乱。
6）初刻本写为“新刻”会引起混乱
如把初刻本写为“新刻”，会引起混乱，结果对读者和编者都会非常不利。
第一，误导读者。
把初刻本书名中加上“新刻”字样，读者就会根据当时流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版本书名命名规律，而误以为此“新刻”不是初刻本，而是“复刻”。
就会此误以为，在此复刻本之前，另有一种真正的“初刻本”。结果造成读者把本来是初刻本的《新刻金瓶梅词话》，误认为是复刻本。
第二，对书商不利。
如果《新刻金瓶梅词话》本来就是从未有过的初刻本，但被称为“新刻”，由于多数“新刻”是复刻本，这样，此初刻本就会被读者误以为是复刻本，在此本之前还有初刻本。
读者这样的误读，对《新刻金瓶梅词话》初刻本的出版商也是极为不利的。
我相信，词话本的编者一定见过市面上很多古代小说的“新刻”本实际是复刻本，因此他绝对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其最后结果会导致混乱，误导读者，也大大降低自己新刻词话本的价值。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金瓶梅词话》的初刻者，应该不会把初刻本书名加以“新刻”字样，而是会直接使用《金瓶梅词话》做书名。
7）《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总结
总结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看法：
l  根据很多小说名为“新刻”，就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根据不足。
l  一般古代小说中的“新刻本”，多数都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l  古代小说的初刻本很难保留，因此现存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大量冠以“新刻”的小说可能并非是初刻本，而是复刻本。
l  《三国演义》《水浒传》版本书名中所有“新刻”字样都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l  不排除“新刻”是初刻，此“新刻”只是针对手抄而言，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l  如果书商将初刻本刻为“新刻”，会造成混乱，使读者误认为此本并非是初刻，而是复刻，这对于读者和书商都很不利。
l  崇祯本也冠以“新刻”字样，而崇祯本肯定是复刻本，因此词话本的“新刻”也可能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l  词话本的“新刻”是第一次“初刻”的可能性较小，而“新刻”是“复刻”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分歧的核心问题在于：
l  认为新刻是初刻的的看法，是从《新刻金瓶梅词话》本身出发，认为文献中有“新刻”就是“初刻”。
l  而我认为新刻是复刻，是从外部环境出发，认为当时市场上小说中“新刻”都是复刻，而不是初刻，因此编者绝对不会把初刻写成“新刻”。
两种看法出发点不同。
有人认为现在没有看到初刻本，因此说新刻是初刻是想象。此看法也有问题。历史上散失的小说很多，不能说现在没有的版本，历史上就没有。
其次，由于目前没有看到有词话本的初刻本，因此有人认为说《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只是想象。
但其实认为新刻是初刻的看法，也是个想象，只是想象为历史上没有初刻本而已。
所以，此问题双方都没有铁证，都是设想，核心是哪个说法可能性更大而已。

梦梅馆本《金瓶梅词话》

（4）序跋问题
1）三篇序跋
《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的另一个证据是序跋。
《金瓶梅》刻本上的序跋共有三篇：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这三篇序跋在《金瓶梅》刻本中的刻印情况为：
l  崇祯本北大本系列只收录了东吴弄珠客序一篇；
l  崇祯本内阁文库系列收录了东吴弄珠客序和廿公跋两篇；
l  词话本收录了欣欣子序、廿公跋、弄珠客序三篇（不同版本顺序不同)。
列表如下。
《金瓶梅》各版本序言、跋统计表
版本，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
崇祯本北大本，  有，无，无
崇祯本内阁文库，有，有，无
词话本，        有，有，有
三篇序跋中第一篇东吴弄珠客序明确是万历四十五年，其余两篇都没有具体编写时间。
刘辉、魏子云、王汝梅、周钧韬和叶桂桐等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并由此分析词话本的刊刻时间和崇祯本的关系。
叶桂桐先生近年来多次发表文章[2]，主要从序跋的内容来分析其先后，最后认为词话本刊刻于清初，并认为这是“铁证”。

《金瓶梅词话 · 欣欣子序》

2）崇祯本序跋
先分析崇祯本。经本人数字化比对，内阁文库本肯定是北大本复刻本。
从表面看，崇祯本的北大本只有东吴弄珠客序一篇，崇祯本的内阁文库本多了廿公跋，这肯定是在北大本基础上增加的。
因此，这两崇祯本本的先后和序跋增加是一致的，早期北大本只有一篇序，复刻内阁文库本增加了一篇跋。
3）词话本序跋
要注意的是，崇祯本只有一、两篇序跋，而《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三篇序跋，按照顺序是：欣欣子序、廿公跋、弄珠客序（日本慈眼堂藏词话本无廿公跋，可能是遗漏）。
其中有准确时间、写于万历四十五年的是第三篇弄珠客序，前两篇都没写作时间。但编者既然把有准确时间的弄珠客序却放在最后，可以理解前两篇都是后补的。
一般图书的序跋都是新刻一次增加一篇。
崇祯本的北大本只有东吴弄珠客序一篇，崇祯本的内阁文库本多了一篇廿公跋，而《新刻金瓶梅词话》再增加一篇欣欣子序，这很合理。
由于崇祯本的北大本有一篇序言，崇祯本内阁文库本增加一篇跋，而词话本比内阁文库本又多一篇欣欣子序，则第三篇序就有可能是新刻词话本时最后加上去的，
因为词话本增加了一篇序言，因此书商就冠以“新刻”字样。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最大。
4）词话本第53—57回问题
此外，《新刻金瓶梅词话》除可能增加一篇欣欣子序外，很多学者指出其第53—57回文字问题，认为这几回文字和其他部分文字差异较大，是后改的。这样也就有可能是复刻时做了修改。
当然，第53—57回文字修改理论上也可能是初刻本对稿本做了修改，假设如此则《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是可能是初刻本。
对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文字修改，很多学者做了研究，此处不再复述了。
5）“新刻”是“复刻”的三个证据
总之“新刻”是复刻有三个证据：
l  古代小说“新刻”一般都是复刻，因此《新刻金瓶梅词话》应该也是复刻本，否则会引起读者误解。
l  其次，《新刻金瓶梅词话》现有三篇序跋，而崇祯本只有一、两篇序跋，因此初刻本也可能只有一篇序，而《新刻金瓶梅词话》增加了第三篇序。因此《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不是初刻。
l  最后，《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文字有明显修改痕迹，因此《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总之，根据以上分析，词话本和崇祯本应该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

《金瓶梅序》

（5）词话本“花子由”改“花子油”不是避讳

1）利用避讳研究古代小说要十分小心
避讳是古代小说中常用的分析方法，避讳不止出现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中，也大量被使用。
但要注意，古代小说是通俗读物，抄写时并不像诗文那样认真去避讳，很多古代小说，特别是明代小说，不像康熙乾隆时期那样严格避讳。
因此要利用避讳来分析古代小说版本和成书一定要十分小心，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只根据避讳分析版本成书时间，也不十分可靠。
分析避讳要注意：
l  文字是否真是避讳？有时看似是避讳，其实不是。
l  如果确认是避讳，对分析小说成书是有帮助的。
l  但如果反之，小说没有避讳某朝皇帝名讳，不一定就不是某朝代的小说，因为明代很多小说并不避讳。
l  因此分析避讳要十分小心。
2）“花子由”改为“花子油”不是为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
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本的另一个证据是书中“花子由”的避讳，此看法的初衷实际是分析词话本的成书年代，初刻本只是这种分析的一个延伸推论而已。
此看法是马征和鲁歌先生首先提出的，他们在1986至1987年一起进行了一项烦琐而浩大的工程：
把《金瓶梅》的各种版本汇校一遍，汇校中他们发现词话本为避皇帝名讳，改字的情况很突出。他们统计，从第十四回到第六十一回，刁徒泼皮“花子由”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但第六十二、六十三、七十七、八十回中，却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
他们认为这个改名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因此把“由”改为“油”。
因此他们认为，从第六十二回起，词话本必然刻于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历九月初六日以后。[3]
这个分析看似天衣无缝，曾被很多文章引用，成为词话本成书年代的一个重要证据。由此根据这个证据推断出《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是：
词话本是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刻到第57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因此还采用“花子由”的名字。
而刻到第62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改“花子由”为“花子油”。
由于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字讳，因此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并由此推论，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刊成于天启年间。
这种推理看似十分严密，但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很多。
3）“花子由”改为“花子油”统计有错误
首先要说明，上述的统计有错误。
马征和鲁歌先生汇校结果是，从第十四回到第六十一回，“花子由”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但第六十二、六十三、七十七、八十回中，却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这实际是错误的。
逐一检查所有的“花子由”和“花子油”，可以看出：从第十四回到六十一回，“花子由”这个名字不是出现了4次，而是只出现了3次，即第十四回两次，第六十一回一次。第三十九回不是“花子由”，而是“花子油”。
而第六十二、六十三、七十七、八十回中，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这是对的。
这样就奇怪了，第三十九回的“花子油”是夹在第十四回和第六十一回的“花子油”之间的。
换句话说，第十四回先写了两个“花子由”，第三十九回改为“花子油”，而第六十一回又改回“花子由”，到第六十二回以后就全部是“花子油”了。
因此变化过程是：
花子由（第十四回）——花子油（第三十九回）——花子由（第六十一回）——花子油（第六十二回以后）。
由此可以看出，“花子由”——“花子油”出现了反复的变化。
第十四回是“花子由”，到第三十九回变成“花子油”，到第六十一回又变成“花子由”，最后到第六十二回以后才彻底变成“花子油”。
为何会出现这样奇怪的反复变化？其原因何在？
很明显，作者开始第十四回绝对是写成“花子由”的，但后来到第三十九回时又想改为“花子油”，但到六十一回时又忘记了前面曾改为“花子油”，结果又误写回了以前的“花子由”，到第六十二回以后，才彻底改为“花子油”。这个过程是很明显的，但这种反复如何来解释呢？
4）“花子由”改为“花子油”不是不同抄写者所致
“花子由”改为“花子油”的原因有多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这是不同抄写者所抄，因此抄写的名字不同。但仔细检查前面“花子由”和“花子油”的字迹，以及每卷开始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几个字，可以明显
既然“花子由”和“花子油”都是同一人所抄写，这个改写就必然有其原因。马征和鲁歌先生首先提出，“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字，并由此被很多学者引用，似乎已成定论。
但这种解释也有不合理之处。下面分两方面进行分析避讳说的不合理之处。首先从明代皇帝避讳规则分析，其次再从崇祯本的避讳看词话本的避讳。
5）从皇帝避讳规则看“花子由”改为“花子油”不是避讳
首先从明代皇帝避讳的规则分析，看看“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是否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字。
对于避讳，至今最详细的论述还是著名学者陈垣（1880—1971）在1928年出版的《史讳举例》一书，此书对于避讳做了全面、详细的论述和举例，该书后来不断再版，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最新的简体横排版，其中对明代的避讳也有分析和举例[4]：
万历之后，避讳之法稍密。故明季刻本书籍，“常”多作“尝”，“洛”多作“雒”，“校”多做“较”，“由”字亦有缺末笔者。

陈垣对历代避讳都有统计，其中明代十世以后的避讳如下。
明代皇帝年号名讳：
明世代，帝号，所出，年号，名讳，举例
十，神宗，穆宗子，万历，翊钧，钧州改名禹州
十一，光宗，神宗子，泰昌，常洛，“常”作“尝”，“洛”作“雒”
十二，熹宗，光宗，天启，由校，“校”作“较”
十三，毅宗，光宗，崇祯，由检，“检”作“简”
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避讳说认为，为避讳把“由”改为“油”其根据不足。
避讳说认为，因避讳天启帝朱由校，因此把“由”改为“油”。
但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中明确指出，避讳“朱由校”的“由”字，一般采用缺末笔的方法，而不是把“由”改为“油”。因此把“由”字改为“油”可能并非是避讳。
第二，如避讳天启帝朱由校，则“校”字应改为“较”字。
根据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中明确指出，避讳天启皇帝名讳“由校”，不仅要避讳“由”字，还要避讳“校”字，要把“校”字改为“较”字。
查《新刻金瓶梅词话》中带“校”字有：“校椅”“校尉”“学校”“校床”“校太尉”，共计22处。
这些“校”字全部没有因为避讳改字。这是避讳说很难解释的。
认为“花子油”是避讳的看法，还注意到词话本第95、97回中的“吴巡检”没有避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字讳，因此认为词话本刊刻时间应在崇祯之前。
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却没有注意，词话本不仅没有避讳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字，也同样没有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校”字。
因此从避讳角度看，词话本即不避讳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字，又不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校”字。
有学者就此认为：词话本即不可能刊刻于崇祯年间，也应该不会刊刻在天启年间，只会刊刻在这之前的万历时期，或是之后的清初。
这种看法看似有道理，其实问题很大。不避讳也可能是由于当时对避讳不严格。
6）“花子由”没有全部改为“花子油”因此不是避讳
另外，如“由”改为“油”是避讳，则第62回前“由”都应改为“油”。
按照避讳说，第六十二回之前天启帝朱由校未做皇帝，因此不需要避讳。
抄写到第六十二回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改“花子由”为“花子油”。
这种解释看似很合理，但还有一个漏洞。按照此说，此书印刷出版是在天启帝朱由校做皇帝之后，这样全书都应该避讳“由”，因此编写者就应该把62回以前的“由”都改为“油”。
这在雕版印刷中也很简单，很常见。
雕版印刷中经常有刻错字的情况，可以把错字挖去，另外刻一个正确的字补上，印刷成书后一点看不出。
对于第六十二回以前的“由”字没有改，也有两种可能。避讳说认为，这可能是编写者忘记修改第六十二回前的“由”字，这是编写者疏忽，忘记修改了。
另一种可能是，“由”字根本不是为避讳，所以编写者根本没有必要再修改第六十二回以前的

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6）比较崇祯本和词话本避讳分析词话本的刊刻时间
1）崇祯本避讳而词话本不避讳
以上是从避讳规律来分析词话本的刊刻时间，下面比较词话本和崇祯本的避讳，来分析“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是否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字，并进而分析词话本的刊刻时间。
在崇祯本中，“花子由”的“由”字、甚至连“由来”之义的“由”字都基本上改刻为“繇”字，而不是“油”字，并将“巡检司”“吴巡检”的“检”字都改刻为“简”。
因此崇祯本同时避讳了崇祯皇帝名讳中的“由、检”两个字，因此崇祯本刊刻于崇祯年间，这已经成为共识。
但崇祯本没有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校”字，因此从避讳角度看，崇祯本不可能刊刻于天启年间。
比对词话本，部分“花子由”的“由”字改为“油”字，似乎是避讳天启皇帝的“由”字。但要注意：
崇祯本避讳“由”字不是用“油”字，而是“繇”字，当然这可能用避讳会采用不同字来解释。
比对崇祯本，“由”字改为“繇”字，“检”字都改刻为“简”，因此崇祯本同时避讳了崇祯皇帝名讳中的“由、检”两个字。
这说明当时避讳是应该同时避讳皇帝名讳的两个字，而不是只避讳其中一个字。而词话本只是把部分“由”改为“油”，而没有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校”字和崇祯皇帝的“检”字。因此，词话本修改“由”为“油”字就不大可能是避讳。
总之，避讳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应避讳“由、校、检”三字，崇祯本避讳了“由、检”二字，因此其刊刻在崇祯年间。
而词话本只有部分回中把“由”改为“油”，而全部没有避讳“校、检”二字，因此词话本把“由”改为“油”认为是避讳可能性不大，而不是避讳可能性则很大。
避讳说只注意到，“由”改“油”有可能是避讳天启帝朱由校的“由”字，就认为词话本刊刻于天启年间。
而没有注意，要避讳天启帝朱由校，也要同时避讳“校”字。这是只抓住一点就下结论，而不再考虑其他情况。
这些分析往往只举出对自己看法有利的证据，而不提对自己看法不利的证据，这是考证中常出现的弊病。
2）词话本“由”改“油”的原因
根据以上分析，“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是为了避讳的根据不足，可能性不大，改字可能另有其他原因，作者改“花子由”为“花子油”到底是为何呢？
花子由是西门庆的第六个朋友花子虚的大哥，他们兄弟四人，即花子由、花子虚、花子光、花子华。
比较“花子由”和“花子油”，很明显，“油、虚、光、华”四字，明显比“由、虚、光、华”更形象。
因此作者最后决定把“花子由”改为“花子油”，但第62回以前的就不改了。
总之，我认为“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为避讳，另一种是为使名字更形象。
我认为因避讳改名的可能性不大，更大可能是作者认为“花子油”名字比“花子由”更形象而已。
因此今后不宜再引用这条避讳证据来分析《金瓶梅》的成书时间。
2016年10月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暨版本展览在广州举行，会上最早提出“花子由”改为“花子油”的鲁歌先生在大会闭幕式上公开承认，过去他认为这是“避讳”崇祯皇帝朱由校是错误的。
其实我早在2015年徐州研讨会上就指出“避讳”说不成立，但我的论文没有引起大家重视，也未收入大会最后出版的论文集。
由于鲁歌只是在会议上发言认为“避讳”是错误的，并未写文章纠正，很多学者未注意到，后来还有一些学者仍把“避讳”当作版本研究的证据。
3）根据《新刻金瓶梅词话》不避讳，就认为其刊刻于万历和清初不可靠
总结以上分析，认为词话本避讳天启皇帝的“由”字，改“花子由”为“花子油”，但未避讳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字，因此认为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并由此推论，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这种看法的可能性不大。
有人根据对《新刻金瓶梅词话》避讳的分析，进而分析《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刊刻时间。
这种看法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完全没有避讳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的“由、校、检”三字，所以如只根据避讳来看，《新刻金瓶梅词话》就只能刊刻于天启、崇祯之前，即万历年间；或在其后，就到了清初了。[5]
这个分析问题很大。
首先，如小说有确认的避讳，可用于判断其刊刻时间。但反之，如果小说没有避讳某个皇帝，就不能断定此小说肯定不是该朝代刊刻的。
因为在明代避讳不是很严格，有些小说（如三言二拍）确实有避讳，但也很多小说，如《三国演义》等并不避讳。因此对没有避讳的小说要仔细研究，不要轻易下结论。
《新刻金瓶梅词话》确实完全没有避讳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的“由、校、检”三字，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其刊刻时间不在天启和崇祯，而只能是在万历时期，或清初。
但《新刻金瓶梅词话》虽然写作于天启、崇祯年间，但由于当时避讳不严格，因此作者本来就没有刻意去避讳，所以全书没有任何避讳。
假如《新刻金瓶梅词话》写作时确实注意了避讳，而又完全没有避讳天启、崇祯，由此推论，它不是刊刻于天启、崇祯年间，就只能刊刻于天启、崇祯之前，即万历年间；或在其后，就到了清初。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这个结论还要靠其他证据来证明才行。词话本没有任何避讳，不是其刊刻时间的铁证。

《<金瓶梅>悬案解读》

第一，假设《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时间在万历时期，它又不是初刻本，而是复刻本，则其初刻本必定在万历时期或万历之前。
第二，假设《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时间在清初，它又不是初刻本，而是复刻本，则其初刻本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其初刻本也在清初，而崇祯本又确定是在崇祯年间刊刻的，这样词话本初刻本就肯定在崇祯本之后才出现。
当然，词话本可能和崇祯本没有直接继承关系，而是有共同祖本而已。
另一种可能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初刻本在万历时期，但其复刻本却在清初。
但这样词话本在万历年间初刻，而在天启崇祯的24年中，词话本竟然没有复刻，过去几十年后，直到清初才再次复刻词话本，这似乎很不正常。
因此，只从避讳和复刻两个因素来看，《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于万历年间可能性更大一些。
即《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刊刻于万历年间，而其初刻本也刊刻于万历年间，或万历之前。到崇祯年间出现了崇祯本后，词话本就消失了，因此词话本流传下来就很少了。
但这只是一种推论而已，没有铁证，词话本也完全可能刊刻于天启崇祯年间。
4）《三国演义》完全没有避讳
如前所述，利用避讳研究小说刊刻时间要极为慎重，为了进一步验证万历、天启、崇祯帝期间是否严格避讳，最好找到确认是这个时期的小说，再看看其文字是否避讳万历、天启、崇祯的“翊、钧、由、校、检”几字。
这时期最流行的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从嘉靖元年，到崇祯年间刊刻次数极多，很多都有准确的刊刻年代。
万历年间典型刊本是刊刻于万历十九年的周曰校本，但全文检索此本，此本并不避讳万历帝的“翊、钧”二字。
天启年间典型刊本是有天启三年序的黄正甫本，但全文检索此本，此本并不避讳天启帝的“由、校”二字。
崇祯年间典型刊本是刘荣吾本，但全文检索此本，此本并不避讳崇祯帝的“由、检”二字。
因此，可以认为，《三国演义》明刊本全部不避讳皇帝的名讳。
但崇祯本《金瓶梅》避讳崇祯帝的“由、检”二字也是事实。
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三国演义》明刊本全部不避讳皇帝的名讳是事实，而《金瓶梅》崇祯本避讳了崇祯帝的“由、检”二字也是事实。
因此，可以认为明代小说中对避讳并不严格，有的书商认真，就严格避讳，如《金瓶梅》崇祯本。但如《三国演义》这样广泛流传的小说，却完全不避讳。
这样就说明，明代中晚期对避讳不严格。这样，根据避讳判断词话本的刊刻时间就有问题，也就是说，词话本就不一定是刊刻在万历年间了，也可能刊刻于天启崇祯年间。
但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谈的词话本，都是指《新刻金瓶梅词话》，而《新刻金瓶梅词话》很可能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由于根本不知初刻本的情况，因此对初刻本也就无法进行分析和判断了。

《新刻金瓶梅词话》书影

（7）从初刻、复刻和避讳分析词话本刊刻时间有多种可能
以上从《新刻金瓶梅词话》从初刻、复刻和避讳两方面分析了此本的刊刻时间，综合总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新刻”是初刻，不是复刻；其中“由”改为“油”是避讳天启皇帝，因此词话本初刻本刊刻于天启年间。
第二种看法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新刻”是复刻，不是初刻；其中“由”改为“油”不是避讳天启皇帝，词话本全书没有避讳天启和崇祯，因此词话本不可能刊刻于天启崇祯年间，就只能刊刻于万历或清初，刊刻于清初可能很小，因此最大可能是在万历年间。
实际这两种看法都有很大问题，根据初刻、复刻和避讳两种方法分析词话本刊刻时间，实际都存在多种可能。
第一，“新刻”是初刻，还是复刻，严格讲两种可能都存在。理论上不完全排除“新刻”是初刻的可能性，但综合分析，一般“新刻”还是复刻，而不是初刻的可能性更大。
《三国演义》《水浒传》中诸多版本“新刻”都是复刻，《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也有“新刻”字样，但肯定是复刻，而不是初刻。所以只能说：词话本的“新刻”是初刻的可能性更大些。
第二，至于避讳，词话本的“由”改“油”，理论上也有多种可能。
“由”改“油”有可能是为避讳天启帝，而词话本没有避讳“校”，这也可能是不避讳，也可能是编写者疏忽了。
结合崇祯本的避讳，以及避讳的规律综合分析看，词话本没有任何避讳也是一种可能性。
第三，综合比较词话本和崇祯本的避讳，因为崇祯本肯定是刊刻于崇祯年间，因此同时避讳了崇祯帝的“由、检”二字。而词话本全书没有避讳天启和崇祯，这又可能是当时避讳不严格，因此词话本根本没有注意去避讳。
因此不能简单根据词话本没有避讳天启崇祯，就推论其不会刊刻于天启和崇祯年间。
总之，避讳是古代小说中常用的分析方法，避讳不止出现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中，也大量被使用。
但要注意，古代小说是通俗读物，抄写时并不像诗文那样认真去避讳，《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就都没有避讳就是实例。因此要利用避讳来分析古代小说版本和成书一定要十分小心，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所以，只根据避讳分析版本成书时间，也不十分可靠。
（8）总结
总结以上《金瓶梅》版本有四种情况。
1）初刻金瓶梅词话：
l  此本书名为《金瓶梅词话》，无“新刻”二字。
l  此本只有一篇东吴弄珠客序，没有廿公跋，欣欣子序。
l  但此本现在不存，可能是因为早期刊本而散失了。
2）崇祯本（北大本）：
l  此本来自初刻金瓶梅词话本，和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兄弟关系。
l  此本书名改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说明是“新刻”，加绣像和批评。
l  此本和初刻金瓶梅词话本一样，只有东吴弄珠客序，没有廿公跋，欣欣子序。
3）崇祯本（内阁文库本）：
l  此本是崇祯本北大本的复刻本。
l  此本除东吴弄珠客序外，加有廿公跋，但无欣欣子序。
4）新刻金瓶梅词话：
l  因为是复刻金瓶梅词话本初刻本，因此书名加“新刻”，成《新刻金瓶梅词话》。
l  除东吴弄珠客序外，加廿公跋，欣欣子序，是序跋最多的版本。
l  因为同时有三篇序跋，因此其刊刻时间可能最晚。
这四种版本之中，初刻金瓶梅词话肯定是最早的刻本，崇祯本的内阁文库本肯定来自北大本，至于新刻词话本和崇祯本的关系，最大可能性是它们都是来自初刻词话本，它们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
总之，《金瓶梅》版本问题十分复杂，现存的早期版本只有两种，因此对这复杂的版本现象进行分析就十分困难。
除了内容文字外，很多是从一些细微之处进行分析，如本文从“新刻”、避讳和序跋三方面进行分析，这里就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这些“新刻”、避讳和序跋都是细节，这些细节和版本演化是否有关？根据这些细节分析版本演化是否可靠？这首先就是问题。
第二，对这些细节的分析，又会有多种解释，多种可能性。分析一定要考虑多种可能性，必须逐一对多种可能进行分析，最终看哪种可能性更大。
总之，《金瓶梅》版本虽然很少，但仔细研究，其中问题极为复杂。
各种复杂的问题，理论上又有多种可能，至于哪种可能性更大，可能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
由于版本问题过于复杂，资料又太少，这样的分析可能不能最后被所有人都认可，但只要把所有可能都彻底分析清楚，这也是进步。

本文作者        周文业     教授

[1]此文原题为《从新刻、避讳和序跋论<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时间》，发表于第十一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江苏徐州），2015年8月，但未收入会议论文集。此次又有很多修改。

[2]叶桂桐《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1期。

[3]马征《<金瓶梅>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267页。

[4]陈垣《史讳举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2—224页。

[5]叶桂桐《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文章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公众号金學界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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