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精神——谢云散文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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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精神

——谢云散文简论

绵阳师范学院教授  冯源

法国当代文学理论家莫里斯·布朗肖在其著述《文学空间》中认为：“作家像是自己的笔杆的主人,他能变得有能力牢牢地控制词语，控制他想让词语表达的东西。但是，这种控制只是成功地使作家同那种固有的被动性建立接触并保持接触，在这种被动性中，由于词语只是它的表象和某个词的影子，它是永远无法被控制住的，也无法把握，它始终是不可能把握的，无法把握的，是令人迷惑的模糊的时光。”在谢云的散文里，就存在着这种非常重要的“模糊时光”——既痛彻了他整个生命史，又铸就了他生命内力的时光。

每个人都有各自生命中的“模糊时光”，一种被无意识地存放在记忆深处的时光，因为许多人都在匆匆忙忙地赶路，他们没有让自己的脚步做片刻停留，更没有那种能够穿越现实迷茫的锐利思想和能够过滤杂乱琐碎的心灵滤器，那碎粒一样的“模糊时光”中的历史意味与现实思想、纯然的意义与宁静的美丽、个体的艺术化的想象空间与存在时间，最终都随着自己生命的终结而消失，从而永远无人知晓。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样的“模糊时光”显得弥足珍贵，他得以在这样的时光里停下脚步，并用心理的纯净与情思的自由对之不断地淘洗和打磨，将那些碎粒幻化成富于意象美感的闪亮光斑，这光斑便牵引着作家去构建艺术的殿堂。

谢云就是这样一个作家。那些曾经散落在村落间、田畴上、竹林中、沟涧里的时光，那些曾经在小城的幽静里，在都市的喧嚣中流逝的时光，那些已经在事件、细节、景物、人影、爱情、幸福中模糊的时光，都被他捡拾起来，记入灵魂的日记里。他相信这样的日记在某一个黎明或夜晚，将奔涌成一条既是艺术的又是生命的河流。因为他装载着这样的“时光”，并且不断地将它们情感化、心灵化、意象化、美学化，他就有了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生命史和心灵史，就有了一个在成年后能够自由回忆、自由创造的生命空间，也就拥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

虽然这样的文学世界，在最初的日子里就像春天的嫩芽出现在大地上一样，素朴纯净，没有多余的装饰，甚至他还处于僧槽懂懂的心理状态，但他没有那么多瞻前顾后，没有那么多成规的束缚与羁绊，仿佛一个勇敢的孩子去迎接每个朝阳一样，在那座不知名的小城里默然地前行着。正是在这样的前行中，他渐渐意识到文学世界的阔大深邃和文学思想的厚重深沉，并且随着自己思想的提升与想象力的扩延，审美能力的积聚，他明白了哪些必须删除，哪些必须保存，哪些又需要在日后的文学生涯中加以澄滤。他的一首首诗歌、一篇篇散文和小说的面世，就是这种澄滤的结果。

“井”本来只是极普通的事物，但在谢云的思绪里，它却是一种历史的与现实的沉重意象。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井”，方有了那一片具有人类学意义的《麦地》，和在它上面建筑起来的各式各样的《竹林掩映的家园》，才生长出一株株让读者长久回味的《苦苦的苦楝》和粒粒晶莹剔透的《米》，演绎出一件又一件在春秋间忙忙碌碌的《桑，或蚕事》。显而易见，谢云为我们叙写的“井”，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村人可以取水为生的形而下的井，而是一种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形而下的井，它不仅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意义上是举足轻重的，也是其他民族不能轻易忘却或随便否定的历史。这口井被一个作家“背在背上”，就无异于背负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历史和心灵发展史。他深情地说：“离开故园的人，心里都实实在在地‘背’着一口故园的井。虽然沉滞不堪，却终究不愿放下，因为异乡没有故园的井，而他们的灵魂，有着永远的渴意。”

最令人难以忘却的是那些在井旁的麦地里“拾穗的孩子”，因为他们“已经深深懂得：吃是最古老、最永恒的欲望，是最紧要、最关键的大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饥饿和贫寒使他们早早地就体验到生命的苦难和艰辛”。其实，作家自己就是那些“拾穗的孩子”中的一个，也可能是他们当中唯一珍藏了那段苦难与艰辛时光的人，尽管这样的苦难与艰辛至今“就像一根根尖锐的麦芒,横亘在我的灵魂和喉咙里⋯⋯”，但一个人拥有这种时光未必不是幸福的留痕，未必不是文学的血缘所在。正因如此，谢云才得以将那段在麦地里拾穗的“模糊时光”，打磨成一种富于美感的永恒魅力。

相对于上述散文而言，《苦茶居听雨》、《听取蛙声一片》、《谷雨望雨》等篇什，就多是作家心理微波和情绪涟漪的显现，或者说是某些心意的流溢，它们不过是作家用一种消解的方式来降低精神疼痛的强度，是一种缓解内在痛苦的“药”，只是这样的药未必就是最恰当的。

构成谢云文学世界的另一个意象就是“炊烟”，和那些被炊烟笼罩的往事。对于城市中的“新新人类”来说，炊烟是一种破坏环境的污染源。但在今天中国的大多数乡村里，炊烟仍然是一种生存的意象，也是某些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的心灵留痕。谢云之所以要“在炊烟中守望”，原因既在于“那淡蓝淡蓝的烟里，满是最平常的人间气息，朴素、温暖而芳香，叫人莫名地感动、惆怅。眼睛里，也禁不住一阵灼痛、潮润，仿佛正被那烟火熏燎着”，更在于它能令谢云“仿佛看到母亲，从一柱炊烟中走出来，用树皮般粗糙的双手，拍打掉衣服上的灰尘，拂理净发丛里的草渣。然后静默在老屋的矮檐下，像一只窝旁守候的老鸟，若有所待地，张望着村前的小路”。在这些抒情化的文字组合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农村的母亲形象显得是那样平凡而亲切——她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默默的劳作；她没有丝毫的夸张，只有质实的心灵。作家的思想与情感如此深沉而又朴实，这不仅令我们许多因为各种原因而逐渐远离了母亲的人汗颜，更叫那些在成功后渐次背弃了母亲的苦难历史的人灵魂难安。

《打工的母亲》是对当代中国那些仍然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村人的一种展示。作家用极为素朴的笔调叙写那些城市里打工的农民的生活情状，而作家的母亲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些打工者尽管在不断地为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做出各自的努力，他们却始终无法成为城市人，无法根本性地融人城市，他们仅有的希望不过是挣一点买油盐酱醋的钱，不过是为了自己简单的生存而已。在今天的文学书写中，个人化写作正成为时髦，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已经越来越稀有。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家能够从自己母亲的一次打工历程中得到深刻启示，用一种超常的勇气加以表现，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莫里斯· 布朗肖认为：“作品是那个纯净的圈子，在这圈子中，作者在写作时，就危险地面临着要求他必须写作的压力，而且还要防御着这种压力。由此——至少部分如此——产生那种巨大的神奇的喜悦，这喜悦正如歌德所说，是那种从与迷惑的孤独的强权单独相处中解脱出来的喜悦，面对这喜悦，人们始终保持挺立，而不背弃它也不躲开它，同样也不放弃自制。”谢云在他的文学创作历程中，是不是也具有这样的喜悦？我以为是，因为他通过文学的写作释放着那些郁积在灵魂深处的压力，又从这样的释放中得到心灵的喜悦，只是这种喜悦是由四个层面——槽懂的、智性的、情感的、心灵的——构成的。

《我的小学》虽是记述自己小学的读书经历，更多却是体现为某种生存理念的形成。对于一个从小就在乡村生活的孩子，最初意义上的读书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乡村游戏，因为它还没有从根本上走出乡村的视野和孩童的游戏心理，没有对自己的未来形成任何念头，言传身教的师长也浸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正是在这样的游戏中，他生长出了某些欲望，一种“将来要有出息”的生存理念就在此时萌生于他的灵魂中。毫无疑问，这是他最初的喜悦，虽然懵懂，却在无形中影响了他的一生。

《狮山的先生》是对大学时代几位记忆深刻的老师的回忆，或者说是对已逝的大学生活的一种充满智性的反思和梳理，自己对这些先生的景仰与崇敬、教益与感激、忏悔与遗憾、接纳与铭记都在叙述话语里相互汇融，仪态纷呈。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梳理中，他明白了在现实人生中何以有自己的文学之路，何以有今天的文学成就，其根底就是狮山的那些先生在那个时代赋予的。虽然这不过是他众多的智性喜悦中的一种，也足以构成实现人生意义与取得文学成就的某种确证。

《被感动击中》则是情感的喜悦，即对作为教师的喜悦的表达。作为教师，三尺讲台给他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因为它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和满足某种心理的虚荣，但满足虚荣是暂时的，实现自己的价值才是根本。这种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将许多雏燕放飞。所以，那些每逢年节时飞来的一张张贺卡就特别令作者感动。

当然，在作者心底，最值得珍视的还是心灵的喜悦，《蝉唱声里飞扬的青春》就是这种心灵喜悦的流溢。“直到今天，在这青春将逝的而立之年，在窗外那依旧鸣唱着的蝉声中，我才突然感到，有一种憬悟和憬悟后的惶恐，萌动在我心里。我才知道，自己内心里真正向往的，乃是那一脉反抗生命缺憾的英雄情怀，那一种了悟了人类悲剧命运后的坦然面对，和慨然承担。”这是作家为“蝉唱”写的题记，其写作目的自然非常明了。但当领略了他在“蝉唱”中为蝉的一生所作出的深人肌理的描述和由此而引发的深沉感怀、全相思考后，我们就不可能滞留于这个题记所圈定的意义幅面，而会从另一些意义的幅面加以领悟和阐释。

就纯粹自然意义的生命而言，蝉不过是蜉蝣一样的生命存在，它的歌唱或吟咏也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作家不厌其烦地抒写它们的歌唱或吟咏，显然隐含着另一种深意，即无论生命存在的久暂，只要它富于深刻的生存意义，就是一种生命的灿烂与辉煌。许多人的生命时光较之于蝉来说，无疑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他们在生活中真正有过一次有意义的歌唱或吟咏吗？作家显然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并非只由时间的长度来决定，而应当在空间上拓展的真谛。反观自己的生命，小小的蝉所揭示的生命价值又不知比自己要强多少倍。作家是在一种强烈的自省中感到惶恐，又在惶恐中不断砥砺自己，并升华了自己生命的境界。这无疑是源自作家心灵深处的喜悦。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时光，只是因了每个人的具体生存空间和对于生存时间理解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亮度。我以为，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光的亮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现存世界的艺术想象和创造。如果说谢云的散文是一种对时光的描绘，那么这时光中的乡村、往事、亲情、人影、景色、声音就是一粒粒细碎的光子，它们汇聚构成了其整个时光的亮度。在这样的亮度里，你能够感受到他迥异于都市人的那种纯粹又宁静的思想者的姿仪，体味到一种身心被无形的光亮柔柔笼罩的爽朗，或是被某种理性的舟船承载着在思想意识的河流中迤逦而前的快意，又丝毫没有缺失思想的深刻与灵魂的质量。这一切既是他用艺术的方式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再现，又是他以直面生存的勇气将自己心灵深处的情思向读者所做的真实流露。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上，在以这种方式再现与真实流露已经日渐其少的背景下，他没有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艺术的加工，没有对自己的情思作任何虚饰，更没有对自己家庭的现实作丝毫的变形处理，而是显示出相当的质实性，足见作家灵魂真实的亮度。这也是他的散文具有精神骨力和富于魅力的根本所在。

与此同时，他的散文里所体现出的大文化气息的包纳，平民意识与主体情绪的自由腾挪，对凡常生命存在的底力及其正视现实世界的平和之态，对大自然象仪里那种内在的艺术审视和激情的穿越，对自我灵魂在文化层面上的深刻反省与理性自知，不仅将作家本人的胸襟气象彰显出来，而且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现代文化内涵和意义。尤其是《祖先，或血流之源》等散文，虽然叙写的对象只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事并表现出某种家庭史的意味，但实则是他个人的心灵史和整个家庭史的融汇,是个体情感与群体意绪的相互整合，这就使得他的散文能够摆脱因为个体情性的主观强化而造成的某些在认知上的偏狭和情感天地里的故步自封，得以将散文的意蕴拓展到更高更宏阔的层面从而具有民族的意义，其散文的思想内质与艺术美感的亮度也就可见一斑。当然，无论是他散文艺术所抵达的真实程度，还是他散文内容所攀登到的思想高度，都是他自身灵魂高度与亮度的一种体现，这对我们今天在散文河流里畅游的作者也是有益的借鉴。

从艺术角度看，谢云的散文也具有一些可以借鉴之处。首先，他注重对事件由小到大的连接与贯通，把一件看似十分平凡的小事，纵横开阖为具有民族或人类意义的大事，诸如《拾穗的孩子》中那孩子所做出的一系列拾穗的行为，就已经不是由这个孩子所做出的，而是由人类共同发出的，这样的行为就是人类共同的行为，是一种人类学意义的凸显，是人类生存历史的真实写照。又如“蝉唱”里那只蝉的歌唱与吟咏，也并非通常意义上蝉的歌唱和吟咏，而是人类歌唱和吟咏的象征，是对人类歌唱历史的艺术概括。这些都使读者深感作家艺术笔触的锋利与无穷魅力。他也重视对写作对象作人性意义上的高度概括，从某些看似没有重大意义的往事中，提取精神或灵魂向度上的意义，并且将这样的意义跨越个体层面而抵达较高的社会层面，给读者以巨大的自由想象空间。

其次，在散文意绪的营造和构想上，也显示出自己的独到之处。如在《米》这篇散文中,作家虽然只是对“米”的生产过程的叙述，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却浸透着一种强烈的意绪，即“米”的生产过程就是解决人饥饿的过程，使我们再次品尝到物质抑或精神饥饿的痛苦，那么“米”的生产的不易，就是人的精神升华的不易，也是某种人的历史征程的不易。又如《背在背上的井》中所叙写的井，井是不可能“背在”任何人背上的，它只能在大地上的某一处，当我们将它“背在背上”，其实是将它背在了我们的灵魂里。从这些散文意绪的营造上，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是将自己意识深处的物象作了艺术化处理，通过作家自己情感的强烈注入和浸透，那些物象从外形到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而成为作家心灵的意象。与此同时，他还有意识将这样的意象在不同时空中进行交替变换，或者作一些适宜的剪辑、浓缩,使心灵的意象在富于鲜明层次的基点上，保拥着变动的灵性与切换的自如，从而加深了意象的涵蕴。他的散文总体上显示出非常凝重的色调与内质，就在于这些意象的涵蕴具有历史和现实内涵的厚重。

再次，在散文话语的新异建构上，他非常重视在个人话语、群体话语、大众话语、人间话语之间自如滑动中所显示出的表现力。他善于以个人话语涵盖群体话语，以大众话语整合生活话语，以人间话语瓦解权力话语，以艺术话语融合生活话语，从而使他的散文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复合意义的语言，使语言的原生活力得以苏醒并转化为所指与能指都较为丰赡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在进入文学的领地时，就会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使其散文语言摆脱了旧的模式而焕发出鲜活的魅力。

大凡有着文学创作经验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一种感觉：走进文学就是走进了一种孤独，文学作品就是这种孤独外现的文化形式。我以为，文学作品的孤独向人类揭示了一种更具根本性的孤独，而在这种孤独中又蕴蓄着强烈的自娱——向人类展示精神行走的自娱，人们在这种自娱中又获得了另一些精神自娱。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文学就是一种精神行走上的自娱和他娱。谢云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所获得的正是这样一种自娱。只是他的这种自娱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散文文本和散文叙事背景的复制就是这种不足的体现。

如果从文学内在构造的层面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在文本展开之始，他总是把自己置于某种现实时空里，由于某些景物的触动或是事件的牵引，现实时空便被切换、转移到历史时空中——这种时空就成为叙述的主要时空，整个叙事也都在这个时空中完成，文本结束时又回复到现实时空。尽管时空切换的方式不尽一致，但在文本形式上却显示出同构性。同样，如果我们剔除叙述的具体对象来考察和探究，他的散文在叙事背景上也存着一定程度的复制，即是对一个乡村背景的复制，或者说在复制同一处乡村的背景。虽然这两种复制并不能伤害他散文的内在精神涵容，但对于一个执意散文创作的作家来说，它们仍然是一种遗憾。谢云是否可以借鉴现代西方小说中那些前卫的叙事方式？我以为然。

（选自《当代文坛》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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