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尚 ‖ 可惜北门坡大学不是北大，但也不是白大

张　潜　/文

早上起床，听到一则新闻：全国不足100名学生的学校有10万所，其中不足10人的有3万所。正是这些毛细血管般的学校，以及在落后条件下尽职履责的教师，实现了我国义务教育的全覆盖，为祖国的明天托起了希望。

听到消息的刹那，我为这个数字感到惊讶，继而“教师”两个字在某个部位投下了一块石头，砸开了一扇窗户的玻璃。

1978年初夏的傍晚，我们一家六口围坐在一张小小的饭桌上。空气是暖暖的，这个简陋的大瓦房，因为母亲的收拾和安排，每一个物件都透出一份干净，整洁，温馨。

初中就要毕业的二哥，趁给坐在上首的父亲添饭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今年巫山师范要在初中招生了。”

父亲看看身高不足一米四，十三岁才出头的二哥，淡淡地回了一句：“哦，那你有想法咩？”

“不晓得，”二哥坐回到原位，拿起自己的碗筷，“听老师的吧。”

我刚好十一岁，显然不明白父亲和二哥对话的含义。请你也别责怪我父亲当年的冷淡，他是生产队里的会计，又是赤脚医生，算是农村里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大半个能人了。他也不知道一百多里路之外县城的巫山师范学校，和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有几分钱的关系。他只知道，二哥读书成绩一直很好，每学期都会捧回来一张张三好学生之类的奖状。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父亲当然更知道，别说读师范当老师，就是读个高中，参个军，当个工人，都要靠推荐，要从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到区公所，甚至到县里，一层一层送礼物、跑关系。家里出个吃轻松饭的老师这等好事，就是给父亲一架梯子爬到房顶上，踮起双脚，伸直颈项，他也不敢想象。

怪，巫山师范居然就和我们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扯上了关系。二哥就凭着能读书的硬本事考上了！他注定甩脱了锄头和扁担，不穿草鞋要穿皮鞋了！有人说是我们家的祖坟冒了青烟儿，父亲也不知道如何才好，只好一个劲儿地说：“真的要好好感谢邓伯伯（即邓小平）呀！不然这样的好事儿啷个落得到我们头上呢？”

既然二哥是我们生产队，也是我们凤凰大队第一个考出去的，当然就成了我们全生产队和大队的喜事。那个炎热的夏天，远亲近戚，左邻右舍，生产队里的熟人朋友，大队和公社的干部领导，包括我的小学老师，都到逼仄的家里来表示真挚的祝贺。父亲和母亲的心情，已经被喜讯砸得比气温还高，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为显示朴素的实诚，办起招待来一点儿都不含糊，柜子里的粮食都差不多吃空了，几块老腊肉根本抵挡不住菜刀。但高兴得昏了头的父亲和母亲，咬着牙巴也要踮起脚来款待，蒸扣肉、剁丸子、炒猪肝、炖猪蹄儿、烧麻辣鸡，这可都是过年过节才有的硬菜咧。一直教育我们“小吃当大赌”的父母，突然之间头脑发热大手大脚起来了。他们高兴呀，他们得意呀，他们骄傲呀，他们睡着了也笑醒了。他们几十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努力，今天有了可以掰着手指头算出来的回报预期，一种“因子而贵”的底气，从腿肚子和腰杆子里冒出来。娃娃有了出息，吃点儿喝点儿算个啥，一转眼就挣回来了！

那个夏天，我们家门前的月季开得格外妖艳，美人蕉长得肥绿流油，一棵生长了十多年的苦楝树，不知不觉撑开了大伞，遮住了半个地坝。

这些客人和我们全家一起分享喜悦，他们还送来了真诚的羡慕和祝贺。临走的时候，有的会塞给爸妈几斤粮票，有的会给二哥一支钢笔或者一个笔记本，还有的干脆摸出来三块五块钱。我们整个家庭，真正感受到出人头地的骄傲滋味。

二哥沐浴着霞光坐着机动船走了，他带着一口陈旧的木箱子。这箱子，是我大舅解放前到奉节读书时用过的，母亲到大昌读农中时随身携带，成了嫁妆。隔了三十多年，又开始伴读生涯，以后还将伴我度过整整三年。

我挥挥手，看着二哥乘坐的竹篷木船调头向东。二哥一脸沉静，他幽深的目光盯着我，仿佛想把读书的接力棒交给我。几十年以后我才明白，二哥当时的心情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忧伤，考上师范摆脱农门，那种欣慰自不待说，但没能读高中然后考大学却让他的梦显得不够圆满。带着这样的情绪，身体孱弱的二哥，简直成了师范老师们的宠儿，每次班上考试，他的成绩一般都是第一，很少第二。读书不光不交钱，还能挣回来奖学金交给妈妈。为了弥补没能读大学的遗憾，他参加工作以后，以惊人的毅力在全县率先拿到汉语言文学的专科自考文凭，在万州教育学院参加英语专科进修期间，以双料专科的资格参加研究生考试，一锤定音考中了华中师大。

提起他考研，我还记得一件小事。为了从万县回家办理考试的各种手续，他在学校请假时撒了一个谎，说母亲生病了。结果他下船还未到家，一个邻居问他：“你妈身体怎样了？”他瞬间五雷轰顶，假如真的母亲生病了，他认定是上苍对自己撒谎的惩罚。幸好回家看到母亲没事，才消除了那个邻居口误造成的惊恐。从此以后，我们兄妹几个都记住了：无论如何撒谎，都不能拿父母亲人的身体健康来做借口，否则就会遭到报应！

二哥在读书的道路上一骑绝尘，成了交口称赞的楷模，这就苦了我这个捏着接力棒的。一时之间，我成了瞩目的焦点，也成为鲜活的标本。父母要在我的身上证明“聪明有种富贵无根”的古训，期盼我能够再接再厉，为自己的未来谋轻松，为家庭的脸面添荣誉。一个家庭乃至于一个家族，不只企盼有一棵参天的大树，还渴望有一片茂密的森林。老师咧，当然希望我担起“师高弟子强”的代言，哪位老师不愿意自己的学生都成为栋梁呢？我本来是能读书的，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把周边凡是能借到的小说读了一个遍，初中的时候常常在数学课、英语课上偷偷地看小说。我一百个不愿意老有人把我同二哥比较，更不愿意为欧姆定律和阴影部分的面积来折磨神经，而残酷的现实逼迫我在锄头扁担和钢笔书本之间做个选择。两相权衡，还是觉得后者更为轻松和体面些。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家庭，最好的出路只能是读书，而读书最好的选择就是读师范，因为提供食宿，不交学杂费。最后，靠着自己的三分天赋，加上老师的严格和父母的督促，我也终于在1982年那个酷热的下午，拿到了散发着油墨香的巫山师范录取通知书。至此，父亲和母亲巩固了在社会上的优越感，母亲的笑声更加爽朗，父亲的脊梁更为挺拔。

二哥是公认的标准量，我这个读书懒散，喜欢活泼好动求新猎奇的，被动地接受师范老师们的比较和评判。他们当着我的面评论，就像对一个篮子里的两个鸡蛋说三道四，弄得我满面通红，垂头丧气。校长贺祥禹先生、教导主任曾庆森先生和二哥的班主任罗光梁老师，既对我关爱有加，也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惋惜。

我进巫山师范的时候，祖国封闭了几十年的大门，逐渐开始慢慢打开，新的思想和新鲜事物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绿岛小夜曲》，香港的《霍元甲》《陈真》等武打片，日本的《血疑》《排球女将》等电视剧，同北岛、海子、舒婷的朦胧诗，李燕杰、张海迪的演讲报告一起，在校园里发生着碰撞。和谐，激烈，矛盾，尖锐，而又互不干涉和冲突。

巫山师范是当时县内唯一的包分配的职业学校，因此算是全县的最高学府。学校建在高高的北门坡，同县城的中心十字街有两百米左右的高差，有三四里路的距离。从城区到学校有两条大道，一条从文化馆对面，巫师附小的背后上山；一条从南峰小学西侧的梯道蜿蜒而上，在烈士陵园那些先辈们的目光中，虔诚地匍匐向前。

北门坡底蕴厚重，不管从那条道，都得爬一千多步石梯，到了校门口，还要再爬三百多步才能到操场，如果要进食堂和教室，必须再爬几十上百步台阶。师范的学生好像很害羞，也可能是因为自嘲，在非正规场合介绍自己，总说自己是北大的，——北门坡师范大学的简称。或者说自己是灯泡厂的，从巫师转到钨丝，再到灯泡厂，我们以一种调侃来显摆自己的身份。是呀，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个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职业，这个传播知识授业解惑的职业，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和民族能够缺失呢？

资料显示，我县于民国20年（1931年）8月，在县城文庙街女子小学内，开设“巫山县立女子乡村师范学校”，招收高小毕业或高小同等学历的学生，学制3年。1934年毕业时，仅8名学生到万县参加全省首届中学生毕业会考，成绩及格者1人，教学质量居全省中等水平。1934年的秋天，校名更为“巫山县立女子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学制改为4年，毕业会考时只有9人参加，均因成绩不及格全部留校补习。7月，参加全省补考，8人合格1人补考数学。以后，经济短缺和生源不足停止招生，学校宣告结束。

那些合格的女学生们，应该成为校园内一道飒爽英姿的风景。黝黑齐肩的短发，竹影白衣襟，苍青色裙子，白袜，黑鞋，端庄而委婉，自信又娇羞，是时代留给民国时期女教师的整体印象。从女性入手来开展师范教育，说明了女性教育的重要和女性教师的匮乏，是一个时代进步的重要例证。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早已随着时代洪流而抛弃。本县清末初办新学时，就有了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及女子初等小学堂，不过课程设置各有异同而已。据1991年10月巫山县教育局编篡出版的《巫山县教育志》，当时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随意课两种。必修课中女子初等小学堂有修身、国文、算术、女工、体操等5门，一般性初等小学堂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7门。随意课中女子初等小学堂有音乐、图画2门，一般性初等小学堂有格致、图画、手工等3门。民国成立后，进行了重大改革，不仅将女校和男校课程设置完全一致，还取消了很多没有与时俱进的课程。民国12年（1923年），初等小学的课程设置就包括了国语、算术、社会（含公民、卫生、历史、地理）、自然（含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等8门。

新中国的巫山师范是为全县小学教育培养教师的，他们要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合格接班人的重任，在知识储备上，需要胜任讲读、作文、写字、数学、自然、地理、历史、体育、唱游、音乐、美术、劳动、科技活动、体育活动、文娱活动、周会班队活动等16门功课，必要的地方文化知识，以及当好教师必备的讲解、沟通、协调、处理问题的素养。这个话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先来说说不被人熟知的民国时期基础教育的情况。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全县有中心国民学校29所，私立完全小学1所，保国民学校165所，在校学生12433人，学龄入学率达35%，系民国时期普及初等教育的最高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教育，巫山县政府颁布了《实施学龄儿童强迫入学暂行办法》，规定各乡（镇）公所组织成立入学委员会；对辖区内已满六岁的男女儿童登记造册；各校开学时，儿童家长或保证人将符合规定的儿童遣送入学；“有故意违反或入学后旷课过久者，罚款30元至50元，以辅助清寒学生书籍费；或罚苦工三日至五日，以修理公共场所。并限三日入学。如屡次违反，则屡予处罚。”这个法令一经颁布就成为一纸空文，是因为这个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物价飞涨导致教职员生活困难，无法潜心教学。

我们一跨进巫山师范学校大门，就在“教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应有一桶水，最好能找到水源”的引导下，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知识。学校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实验，在考试的方法上，把过去单一的笔试考试，改变为70%的笔试成绩和30%的能力考试相结合。还推行操行考核制度，并实行一票否决。操行分不及格，轻则有诫勉、记过等处分，重则会延迟毕业甚至劝其退学和开除。师范尤其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我的同学中，就有书法、体育、美术科成绩未能及格，暑假之后接受补考的。有的还因为一次补考未能过关，留级一年或者延缓毕业分配。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能力，刺激学生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学校成立了小学语文、数学教材研究组，以及历史组、影评组、哲学组、书法组、歌咏组、器乐组、舞蹈组、健美组、绘画组、生物组、物理实验组、摄影组、化学兴趣组、诗歌欣赏组等课外兴趣小组，每周定期开展活动。记得我当初报名了摄影组，可人数太多需要考试，回答不上120相机和135相机的区别之类的题目，被淘汰之后再想报影评组就没机会了。后来参加了舞蹈组，跟随当时在师范进修，现为知名作家余华夫人的陈虹大姐，在教学楼顶上收腹、挺胸、抬头、举臂。那时的学校影评组很牛，每次结队到县城的电影院免费看戏，就惹得好多人眼巴巴看着。而他们也很争气，长期在《大众电影》《电影世界》之类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影评文章。

我县的师范教育，一直在探索和曲折中发展。解放后，继续沿用在县中内附设简师班的模式，1950年、1951年、1952年连续招生三年，以后停止招生。

1958年秋，在大昌中学附设初级师范，招收新生61人，次年就迁入县城附设于巫山中学内。1960年，决定在下西坪（后改为西坪中学）建设师范学校。9月校舍落成开始招生，并将所有巫中初师班学生全部迁入，但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1961年8月1日宣布撤销，中师生转入奉节师范复课。

1966年，根据万县地区招生工作会议上地区领导的口头安排，匆忙于7月在师范旧址办起了“巫山县半农半读中等师范学校”。因为没拿到计划指标，加之“文化大革命”开始燎原，开学不久师生全部解散。唉，那种愤怒，绝望，惊愕，你可以想象出来。

1975年8月，鉴于县内教师队伍量少质弱，经四川省委批准开办巫山师范。当年10月25日，从巫山、梁平两县的下乡、返乡知识青年中推荐选拔招收学生120人，借用师训班、秀峰小学、巫山中学、秀峰区公所、区卫生院房屋开学行课。同时，国家拨款12万元，选址于北门坡破土动工兴建学校。

这一切，都由贺祥禹先生主持。1977年底，校舍部分建成交付使用，师生迁进新房，开启了巫山师范的新征程。

算是一个时代的特色吧，学校的学生从年龄到水平都参差不齐，有时候你很难分清老师和学生。学生里有任教多年的民师，在底层摸爬滚打了一些年头，有的已为人父成人母，形态举止比任课的老师还稳重，骨子里的拘谨和朴实，以及对老师的尊重倒是实打实的。有高中毕业，学制两年的，称为中师班；也有初中毕业，学制三年的，称为普师班。就是在一个班里边，也有往届生和应届生之分，年龄相差个三五岁就很正常。我们班全是应届生，全县一共招了49人，年龄就足足有四岁的差距。

为缓解全县初中数学、物理、化学老师稀缺的矛盾，县教育局将全县参加高考成绩最好的，录取到巫山师范就读。1979年和1980年，就有了数理班和数化班的学生，充实到各个中学。这批学生，虽然拿的是中师文凭，但已经具备了专科的水平，很快就挑起了大梁，缓解了全县迅猛发展初中带来的教师短缺矛盾。我的初中数学老师，就是数理班毕业的。

我进师范的时候，尽管学校在此开办了五年，但由于地理条件差，再加上师生不断扩招，校舍依然十分简陋。做个早操和课间操，都没法伸展胳臂。仅有的一个篮球场，自是球友们抢占的战场。学校要想开个运动会，得跑到山下全县唯一的广场上去。记得有次我在山下参加了3000米长跑，比赛时竭尽全力，要回学校时才发现两腿都迈不动了，手脚并用才狼狈不堪爬回学校。

我们用行动来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每周的两节劳动课，都是要真刀实枪流汗流泪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到校园后边的公路上转运煤炭，或者到县城的粮站挑粮食，属于自我服务性劳动；二是到砖厂挑青砖，或者到长江边挑沙子，属于建设性劳动；三是在校园里挖地坪，或者栽树种草，属于美化性劳动。每一次劳动前，劳动委员就要根据学校的安排划定任务，完成与否同操行分挂钩。记得有次的任务是到江边挑砂，男生每人50斤，女生每人30斤。从江边到学校有五六里路，几乎全是上坡，有从未在家里干过重活儿的女生，即使咬紧牙巴抹泪不止，也没法让四五十度的上坡让道，还是在几个大力士男生的帮助下才完成。我从中午1点钟下河，一直挨到6点半钟天快黑了才到学校。那位负责司秤的老师说只有48斤，急得我双脚直跳，好说歹说才连箩筐带扁担凑够了50斤，算是完成了基本任务。马老师，谢谢您当时放我一马！

那是一个多么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时代，我们的任课老师个个都有自己的绝活儿。班主任向长征老师是解放前毕业于奉节师范的老学究，最喜欢穿中山装，也最喜欢咬文嚼字，动辄在班上长篇大论，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纠之以猛。我们没学会他借题发挥和旁敲侧击的教育本领，当然也没学会那一手绢秀飘逸圆润的赵孟頫体。物理老师姓吕，身材高挑，却从不在球场上出现。有次他考试出题就五道填空题，每道20分，这种方式让很多人茫然失措，很多人没及格只能下学期补考。还有一次全省统考，那时流行倒扣分，选对了给3分，选错了倒扣2分，结果出题和制作试卷不小心，印刷时把“倒”字搞丢了。吕老师改卷的时候，坚决按照题目要求给分，对了给3分，错了还给2分。他说：“这道题明明就是考学生的审题能力和胆略嘛。一个师范生，就要会随机应变。”

教我们文选的曾庆森老师，主抓全校的普通话推广，恨不得每个师生说梦话都用普通话。他自己现身说话，平时开口一紧张就磕磕碰碰，一说普通话，流畅极了。有次他到电影院买票，对营业员用巫山话说：“同志，买张电影票。”旁边有个调皮的学生听见了，就喊：“曾老师，您刚才没说普通话。”曾老师急了，满面通红用普通话辩解：“我，我，我，我，我刚才是用的普通话。”他吃得苦，为了练好乒乓球技术，随身带着一块斤多重的铁拍子，下课十分钟，也要在走廊上挥舞个几百次。三年前，我还有幸和他老人家打过两个小时的乒乓，曾老师精神好极了，完全看不出将到八十岁的样子。

教数学的李仲明老师很和蔼，上课有个口头禅“是不”“是不”。李老师语言诙谐幽默，逻辑推理极强，连我这个迷恋梁羽生《七剑下天山》的都能听懂，哪个还听不懂呢？他从不用普通话上课，说是影响思维，特爱抽烟，课堂上讲完后同学们做练习时，就要点上一根儿。有时，他给学生全神贯注讲题，夹烟的手撑到课桌上一动不动，调皮的学生会悄悄给他掐熄。他发现后，也不生气，露出一口黑牙：“同志哥，这个还是要不得嗨。”

在尊师重教的大背景下，一些教育界的精英受到重用。1984年2月，李仲明老师提拔到县教育局担任局长。在课堂上谈笑风生侃侃而谈的好老师，陡然间失去了自我，被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弄得手足无措，对迎来送往和文山会海产生了抵触。1985年6月，李仲明老师主动申请辞职，到了万县地区教育学院任教。

无独有偶，罗光梁老师也于1986年2月调到县教育局当副局长，深感憋屈压抑的他，干了不到半年，6月就辞职回到巫山师范做了教师。

对这两位尊师的举动，不到二十岁的我闻听后，当成了迂夫子不愿抛头露面吃香喝辣的笑话。经过几十年的历练后再来分析，我不承认他们是因管理能力和学识欠缺才被动放弃，而是人生追求和精神信仰不同的主动选择。学校是自由、求真、务实的，可能和行政管理机构的刻板、唯上、服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不愿意昧着良心乱作为，更不愿意睁着眼睛乱说话，就只能回到自己熟悉和执念的轨道。他们有传统士大夫的傲岸挺拔，自能实现价值，何须入阁拜相，登台拜将？他们不蝇营狗苟，也不追名逐利，始终甘于淡泊，宁静如初。

巫山师范开办以来，培养的学生超过五千。由于机缘巧合，走上领导岗位的不在少数。亲爱的学友，我想请你扪心自问，有两位尊师这份风骨的，还有几个呢？

2015年，我阔别母校三十年后，再一次转换了工作岗位，到了巫山博物馆工作。很巧，这次的工作所在地，就是当年巫山师范的旧址，我曾经用汗水浇灌青春身影的地方。三峡移民工程的需要，让巫山师范搬迁到了苟家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让学校更名为师培中心。这个当年全城的最高点，建成了在库区乃至于全国区县，都可以排得上座次的二级博物馆，也算对得起这块风水宝地了。

当年的校舍，没留下一砖一瓦。在给观众们讲解巫文化的时候，总是要碰到一个词“巫师”，一下子就把掩藏得很深的关于巫山师范的记忆，彻彻底底翻检出来。

巫师，绝不是现在被污名化、妖魔化和另类化的江湖道士，是人类文明第一线曙光的敏感者和追逐者。他们有大智，能见微知著；他们有大勇，敢披荆斩棘；他们有大情，可悲天悯地；他们有大义，会舍己救人。笼统而负责地说，巫师是知识的发明者、发现者和发散者。有学者说，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不仅是大儒、大师，也是大巫。

从知识传播的角度上，掂量巫师的角色和巫山师范的意义，我又品味出诸多的滋味。三年师范生涯，我们的学习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教师应该掌握的知识，一个是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整整十八年教师生涯，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随着讲台下学生们年龄的增长，不断完善和丰富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方法。这期间，一路跌跌撞撞，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成绩，也有失败，更多的是面对社会的无力感。

站在博物馆的楼顶，当年县城的制高点上，遥看一江春水，千里云天，抚摸胎记上镌刻的“巫山师范840号”这个数字，禁不住生出小小的感慨。一个大山深处落后贫穷的小城，念念不忘开办师范学校，是普及教育提升国民素质，进而促进社会持续良性发展的时代需要。通过几十年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送适龄儿童入学，不仅成为强制性的法定义务，也成为每一个家庭和家长的自觉。

面对教育这个沉甸甸的话题，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掷地有声的话，也可以掬出一捧辛酸悲愤的眼泪。身边的很多事例在逼迫我们反思：是不是在孩子的教育上过度了，而在自己的继续教育上放弃了？农村的把孩子塞进乡镇，乡镇的把孩子带到县城，县城的把孩子送到城市，只要实力允许，这本来可以理解。不少家长每周奔波千里上一趟重庆，甚至在学校附近租赁房屋，就为了周末能给孩子赋能。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在孩子的教育上最舍得花金钱和精力的国家，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军备竞赛之中，一些家长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有位在教学上已经有所成就的教师，在孩子初三的时候开始请假做了全职后勤，孩子高中三年自己完全脱离岗位。等到孩子考上大学的时候，这位本来年富力强的老师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只能随波逐流。才四十来岁，自己的道路还长着呢，一颗可能冉冉升起的新星，应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人才就废掉了。这究竟是家长的完美奉献，还是社会的不良怪象？

每次接触到这样的问题，我还是会想到一个词——“巫师”。因为巫师在祭祀天地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必须摆上一件甚至一套祭品：牛，猪，羊，以及玉器，美酒，甚至活生生的人。毋庸多言，祭品都相当昂贵，似乎越昂贵，代价越高，心意越诚，获得的效果可能就越好。这，难道都是必然和等价的吗？

于昔日全县教育的神圣殿堂，巫山师范的旧址上，开展博物馆工作，就琢磨着要表达对这块土地的敬意。博物馆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定位的高冷和服务范围的狭窄促使我们破圈，开始在公共教育方面做一些尝试和贡献。于是，我们以系统思维的方式开展系列活动，如举办巫峡大讲坛，邀请各界精英上台讲述自己的心得，分享成功的经验和喜悦；举行读书会，贩卖“读书是一种信仰”的信念；开展主题夏令营活动或者志愿者集中培训活动；开设以琴棋书画为主的国学兴趣班。三年来，活动超过了三百场，但凭心而论，效果并不好，至少和我们的预期相差甚远。这一方面，是我们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型；另一方面，是步入成年之后只关心孩子教育的人们，还没有培养主动学习、继续学习的习惯。

尽管不同程度的冷清和冷淡，让我们感受到尴尬和无聊，但只要基本条件具备，我们还是准备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就是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淡淡地告诉那些有缘之人：

学习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朝拜，三步一叩、五步一拜，只要你朝着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地行进，就离心中的圣地越来越近。

八月，桂花香了。深厚遥远的印象中，当年的教师宿舍前，也有这么一棵。

老师们的知识、品德和精神，如这一缕芬芳，幽香袭人。

2020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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