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戈：我的“二师”，我的“初恋"
马克思：我们总是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我们的职业在我们还没有对它发生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己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
沙戈：初恋，无论是甜蜜还是苦涩，都刻骨铭心。
二十多年前，一天傍晚，家中座机电话响了。拿起听筒，一个声音传来：“喂，你好，请找马晓梅老师。”我一怔，这声音好熟悉，这不是竹灵吗？“好，请等一下。”把话筒递给了老婆。
我回到客厅，边看电视边思忖：竹灵和我老婆是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非常要好。十多年没有联系了，现在会有什么事？
老婆接完电话后告诉我：竹灵参加了风头正盛的“告别三峡游”，拟后天在朝天门登船，因家住郊区不方便，希望明天来我家借宿一晚，也看看老同学。
“你怎么回答的？”
“我没有答应她。我们学校这几天有活动，我会很晚才回家。”
老婆拒绝了她！我很惊讶。“她还说了些什么？”我又问道。
“哎呀，她的命真不好！”老婆感叹说。
接着，老婆告诉我，竹灵在电话里向她述说了家事：
原来，她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不久，因丈夫出轨，她愤然离了婚。后来她又结了婚，结果又离了。竹灵希望我俩留心一下，能否帮她在主城区物色对象。末了，她特别补充一句：“就像沙戈那样的机关干部。”
记忆的尘封骤然拂去，十多年前我在重庆第二师范学校的经历以及“初恋”往事，在脑海里清晰地鲜活起来。
“进了师范，能喝稀饭”
四十多年前，1975年。春节后的一天，我接到了重庆第二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此前一年多，我参加了1973年高考，成绩不错，信心满满，录取有望。殊不知，张铁生“白卷”事件骤然披露于全国报刊，掀起大浪，以致全国招生方略迅即逆转，调整后的录取条件特别强调考生要根正苗红。我因家庭出身问题，名落孙山，继续修地球。
1974年，公社张书记继续推荐我考学读书。已翻年了却杳无音讯，我对录取已不抱希望。
而现在，终于可以跳出“农门”了。
我第二天就去公社办理了户口粮食关系迁移手续，立即启程，辗转三天，回到了重庆。接着又赶去学校报到。
录取通知书普遍延迟发出，我接到的时间更晚：据说是县上工作人员忙过年，将其锁进抽屉，年后才转送到公社。因而，1975年3月1日我报到时，已经错过了整整一学期。
重庆第二师范学校位于南岸四公里。不料，当时突然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开门办学经验，学校顺应潮流，匆忙在毗邻煤矿的远郊区办起分校，我们这届学生被安排到分校就读。
分校设在原农技校的校区中，利用了该校的大部分现成设施。此地远离闹市，周围全是农田农地，稍远处是拐了几个弯的孝子河。
我们老三届初中学生读书不多，下乡前文化程度不高。当时社会仍处于“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大行其道的年代，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层级较低。我小学初中知识学得扎实，加上1973年应考前突击复习了功课，学这些课程游刃有余，在一些内容浅而乏味的课堂上，我就偷偷翻看课桌抽屉里的课外书。
那是个贫穷的年代，全民缺吃少穿。人们调侃：“进了师范，能喝稀饭。”师范校学生吃饭免费，但伙食标准低，饭菜定量，少见油腥。早餐稀饭馒头或包谷粑，午餐晚餐是陈年旧米掺“包谷沙沙”。八人一桌，饭两盆、菜一盆。两盆饭用筷子各划个十字分割，每人取一份；一盆菜不大好分，就凭“革命觉悟”了。饥饿面前少雅致，不用谁宣传，顿顿都是“光盘行动”。偶尔也有因谁“侵权”多吃了几口而引起些冷语热言。
学校设有助学金，但只有几个名额，分2元、3元几个等级。想得到助学金的同学需提供资料让大家讨论，看谁家更贫困。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妈妈每月寄来10元钱补贴生活；读师范了，这10元钱仍未中断。进校时，妈妈还买了一块100多元的春蕾牌手表送我，那个时代手表属奢侈品。自然，我离助学金很远，也不稀罕。
按常识，师范校毕业生应具有覆盖较宽的知识面和一些基础技能，今后才能安稳喝“稀饭”。同学们除了文化学习，就特别注重练“打门槌”：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有的甚至晚上熄灯后还在寝室里秉烛练钢笔字、毛笔字。
我不愿意为这些“面子”多花时间，除了练习“刻钢板”的技能外，稍有余暇就手不释卷，涉猎许多感兴趣的知识领域的书籍，如语法、修辞、逻辑、哲学、高等数学等，尽量充实自己的“里子”。
弹奏风琴是师范生的一项基础技能，我却是白丁。在农村只鼓捣过笛子、口琴、二胡，也了解一些音乐知识，现在就重点多练风琴。好在校区里，教室内外多处摆放有风琴，练琴很方便，不久我就勉强能视谱弹风琴了。
那个时代，社会到处弥漫着政治元素，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学习“最高指示”，以“两报一刊”梁效文章为标杆，参与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活动，如：“批林批孔”，“儒法论辩”，“评《水浒》”，批“管、卡、压”，批“以三项指示为纲”，“批大儒”，直至批“右倾翻案风”，一波紧接一波，纷至沓来。我从小关心政治，经常阅读报刊。在班上的学习讨论会、学校的专题大会上，常有我发言的声音。当然，发言基调是比照当时社会确认的主流观点，不能也不会“越雷池”。
为了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政治导引，学校时常组织看一些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和《决裂》《春苗》《火红的年代》等电影；还组织各种政治教育活动，如：到农村“访贫问苦”、“吃忆苦饭”，到煤矿“下井参观”并请工人作报告，参加改造孝子河“凿直填弯”劳动，等等。
我的文化学习轻松愉快。第一学期结束，我各科考试成绩，包括短板音乐、体育、美术，都是优秀，是年级各科全优的两个同学之一，用现代语言算是“学霸”了吧。各科任课老师都表扬过我，语文课黄老师还将他自己读大学时的几本系统语法笔记借给我学习。音乐课倪老师据说曾是民国时期歌手，她不光教我们唱歌、弹风琴，还教授一些作曲理论。她几次在课堂上抽我视唱曲谱，大都给予表扬……
结交三位学妹
1975年9月，77级新生入学了，校区里增添了不少生气。课余、傍晚，食堂里、操场上、田边地头，两个年级的学生相互招呼搭讪，接触多起来。
特别是在操场上，在打羽毛球、打篮球、学骑自行车的人堆中，常常爆发出笑声、尖叫声，弥漫着愉悦的气氛。附近工厂的工人也常来校区转，特别是在操场上溜达。
77级女生竹灵、马晓梅、朱智慧，也常出现在操场上。她们三人身材高挑、着装简约得体，几乎如影随形，时常同时出现。这引起男同学们，特别是我的注意。
大家都刚从“广阔天地”的桎梏中释放出来，都处于青春萌动期，“稀饭”已有保证，不言而喻，男女同学们内心几乎都充满“耍朋友”的欲望。我自然不例外。
一次晚饭后，几个同学在教室外办黑板报。我根据稿子长短，划分了版面后，说好大家轮流抄写一则，有稿子的先抄写自己的稿子。当我站在凳子上，用红粉笔黑体字抄我的短稿《拒腐蚀，永不沾》时，凳子晃了晃。
“站稳啰，危险！”一个清脆、平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心头一震。
抄完短文，从凳子上下来，转过身，只见竹灵、马晓梅、朱智慧三人齐齐地站在后面，看我们办报。不知为什么，我顿时脸红了，但她们没察觉。
刚才那个声音是发自竹灵。“你这篇稿子写得可以。”她接着夸我。
“是黄老师审了的。”我矛盾地所答非问。
“那天，语文陈老师还在班上讲评了你的那篇《〈决裂〉观后》作文呢。”朱智慧补充道。
“好几个老师都说，你们班、你的成绩好。”马晓梅接着夸我。
“成绩好的有好几个，作文都写得可以。”我很不自在地回答。
这样你一句、我一句，我们聊开了，很快拉近了距离。
又一次，我在教室外独自练风琴，弹奏《红星照我去战斗》，竹灵、朱智慧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背后了。
“你左手八度和弦没有合拍哟！”我停下来，原来是竹灵友情提醒。
“和弦音要弹在强拍上。”朱智慧接着补充道。
弹风琴是我的短板，她们都比较娴熟，我自然虚心请教。教数学的范老师恰巧路过，用135相机抓拍了这个画面。
我也有强项。文化学习中许多问题，包括政治运动涉及的一些历史事件，我大都可给她们解答或介绍。那时“评《水浒》，批宋江”如火如荼，我就给她们介绍晁盖、宋江等人物，介绍宋江被招安后打方腊的概况……
一来二往，我和她们三人比较熟悉了，知道了彼此的一些基础信息。
她们三人在班上成绩都不错，都是原城镇户口下乡知青。朱智慧是沙坪坝区老三届初68级，她母亲是某校音乐教师；竹灵、马晓梅是当地城镇户口下乡知青，竹灵父母在邮局工作，马晓梅父母在商业部门工作。
我们这两届学生中，农村出来的同学，要么己经订亲，要么已有所属。自然，原下乡在一起的知青同学之间交往比较频繁，有些女同学早已或明或暗“名花有主”了。这“主”，有工人，不少是煤矿工人。
那个时代，工人阶级被称为“领导阶级”，最吃香。煤矿工人虽然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艰苦，但收入和劳保福利却不错。例如，煤矿新工人的工资是54元/月，还另有保健馒头、下井肉之类福利。而新教师工资加粮贴仅37.5元/月，别无一分福利。从教几十年的老教师，月工资也不过四五十元。那个时代教师属于“臭老九”，社会地位低下，男教师择偶困难，不少人从教多年还孑然一身。
国庆节前，学校以各班为单位，组织了庆国庆文娱联欢演出。我加入了我班男生的二胡齐奏《请到我们乡里来》。实在地说，四把二胡，我水平较低，夹在其中滥竽充数。但我那把龙头蟒皮二胡，当年购买时是那个乐器商店二胡价格最贵的。
齐奏结束，我们赢得喝彩掌声，特别是她三人的喝彩掌声。
接触中，我与朱智慧聊天的话题多一些，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有着源于沙坪坝的“乡愁”吧。
朱智慧会拉小提琴和二胡，我那把“昂贵的二胡”让她几次将话题转到上面。当我知道她在向提高演奏技艺方向发展后，索性就送给她了。我把自己的时间重点分配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自然得舍弃一些其他爱好。在后来的交谈中，朱智慧告诉我，一位已经工作了的老知青正在追她，快成定局了。毕业后一段时间，我和朱智慧还保持着书信往来。
竹灵身材高挑丰腴，肤色白皙，国字型脸上五官匀称，明眸大眼。她说话语速稍快，举手投足显得端庄大方得体，有纯朴的大家闺秀的韵味。同学们背后都称她为校花。她的身影常让我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心中逐渐升腾起对她的爱慕。我感觉到，她对我也有相当的好感。
追她，如果成功，我会觉得这辈子很幸运，也会幸福。
但是，困扰我的是家庭出身阴影，加上我面对面与人交谈，显得口舌不畅甚至笨拙，表情达意有心欠胆，较为羞涩。况且，今后的教师职业也让我底气不足。因此，在与竹灵交往时，我没有在语言上明白无误地向她表达倾慕，也未找个由头与她单独相处，更没有想到像现在年轻人那样送花送礼物。而她也始终保持着矜持如常的状态。
逐渐地，由猜测到明朗，大家都知道了我在追竹灵。一些同学特别是女同学，碰面看我时有了异样的眼神。我背后出现了各种议论，一种议论是我“想吃天鹅肉”，另一种议论是我和她“门当户对”。几个关系好的男同学鼓励我大胆出击，并诚挚地表示愿意当“灯泡”。
我内心多次审视双方的家庭。我父亲1950年代在从事学校领导工作时被借调到市教育局参与编写四川省中小学教材，因工作出色拟正式调去市教育局时恰遭遇政治冲击被处分，但他现在仍在学校教书；我母亲一直在一所重点学校教书。竹灵父母都在邮局工作。
我自忖，我的家庭条件和我不算太差吧。这是自信。但是，毕竟父亲有政治问题，毕竟教师职业政治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社会大环境中，我不大可能有很好的前途。这是自卑。自信和自卑在我内心交织纠结，七上八下。所以，我与她的交往虽在继续，却没有进展，我始终迈不出大胆进攻这一步。
纠结的“初恋”
年底，我们去到山区学校实习了两个月。1976年开年，周恩来逝世了。接着4月，天安门事件……政治事件频频发生，人心惶惶。
时间荏苒，我们二师76级学生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这是一所设有初中班的“戴帽”学校，我先后任教初中班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历史、体育等学科，还当班主任。除了教学时间，我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演算，不断地充实着自己。也始终关注着77级，关注着竹灵。
不久，77级同学也去实习了。
4月的一天，我将谱曲习作《华主席率领我们学大寨》寄给了朱智慧和竹灵她俩。又一天，有人告诉我，竹灵实习所在学校，她们家被盗贼偷了。我在吃惊的同时想到，应该给她们一点安慰，更重要的是借此直接表达爱慕。
于是，我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封“情书”，没有用“爱”之类措辞，却又慎重而委婉地表白了心迹，并在信末附了一首自由体诗。我把信和几个崭新的笔记本，托人带给了竹灵。
柳暗花明。没几天，竟然收到了回信。拿着来信，我窃喜不已：很有希望哦！来信字迹工整娟秀，字里行间浸润着礼貌、友好、谦虚和矜持。我信心倍增，立刻又写了一封信寄去，又收到了回信。遗憾的是，回信中没有丝毫愿意或允诺的信息。是不是她在等待我更鲜明的表白或实实在在的行动呢？不得而知。
这之后，再也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了。
热心的“灯泡”同学提议，干脆回一趟学校去拜访她。但运气不佳，我俩去扑了个空，她们整个年级那天都外出劳动去了。
又过了两个月，得知她毕业了，被分配在一所山区小学。我和“灯泡”同学找了一个周日，借寄包裹的由头去她的家中拜访。“灯泡”同学早已侦察好了她家的住址：前间是办业务的邮局，后间就是她家。
这次她在家，她母亲也在。我们在前间寄了包裹，就来到后间。让座、端开水之后，她母女和我俩聊了起来。她母亲肤色白，语速快，不时似漫不经心地问一些问题，我都小心地客观如实作答。
大约半小时后，她母亲离开了。我们三人继续聊有关学校的各种话题。我感觉还算融洽不错吧，心想，今天会有进展的。
殊不知，情况瞬间逆转。她起身说道：“你们还有什么事没有？我要去买菜了。”逐客令！
当头一棒，我顿时懵了。也不知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俩惶惶然离去。
撞了南墙，我彻底失望了，从此再没有与她联系。
一年多后，1978年，我被调到一所高完中任教，教高二物理、初三化学、初一数学，还带初一班主任。第二年，国家在文革后首次为全国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人数比例为40%。各种考核结束，我有幸上调一级，工资增长5元，达到47. 5元/月，是全区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中唯一的一个。
二师77级有好几个男女同学被分配在这所高完中任教，包括马晓梅。我的情况，特别是恋情，她们太熟悉了。一次，不知是讥讽还是同情，消息灵通的碧同学告诉我，我那封“情书”她们班女同学早就全知道，看过原信的都说，信写得好，并不俗。
我惊呆了！私人信件怎么会被披露于世并广为传阅？
碧同学还告诉我，竹灵的母亲曾说：“那个沙小伙子不错，只是分配得太差了，不然，我女儿……”哦，我醒悟了：原来是母亲作主，竹灵是乖乖女，对母亲言听计从。
隔几天，碧同学又告诉我，竹灵快结婚了，对方是一个工厂的司机，司机的父亲是区教育局局长。谜底揭开，我顿时揪心，无语！
之后，我冷静下来，想了想：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之常情。从她们的角度，抉择没有错。只是，之前所有人都知道这情况，只有我全然不知罢了。我不怨她，也没有权利怨她，只默默祝愿她幸福永远。
与此同时，我暗暗坚定决心，从此要万般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向“人模狗样”方向发展！
1980年，我以优异成绩“二进宫”考进重庆二师物理班脱产进修一年。其间，突然参加了全校十多个班的百科知识竞赛，一不小心拔得头筹，获中教班第一名。这引得众多班上大姐和老师热心热肠给我介绍对象若干。
但此时我刚与马晓梅建立恋爱关系，不能朝秦暮楚，就“从一而终”吧，谢绝了她们的好意。
进修结束，我立刻被调到另一所市属番号的高完中，专职任教高中物理课十多年。其间，1987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首次对中小学教师评职称，我获得中级职称。全区我这样年龄的教师获中级职称的仅我一人。
这期间，我在街上几次碰见竹灵，她都招呼我有空去她那里耍。对此，我理解为是礼节的话语，没有当真。后来联想，是不是这期间她离婚了？
顺便提一下，在1980年代之后的十年左右时间，我依次取得了专科、本科学历，本科学历是重师数学系。1980年代末，经过多方遴选和考查，加上父亲的政治问题已经得到甄别纠正，我调入了一个市级机关，工作至退休。这些都是后话了。
脱产进修结束后，我和马晓梅结了婚。此前，马晓梅的一位同学曾劝她“悬岩勒马”，弃我另觅一个像她丈夫那样的矿工，收入高、福利好。
朱智慧早两年就结婚了。竹灵应该是在我之前结的婚。从此，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信息中断。
那次，老婆马晓梅拒绝了竹灵来家借宿之后，我们也为她重新觅偶努力多方打听过，但因人脉不宽而无果，十分遗憾。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十分感慨：当年的校花，我心中的天使，婚姻却这么不幸。我为她的坎坷命运扼腕叹息，有时竟潸然泪下。
岁月流逝，几十年一须臾。社会动荡变迁，政治波诡云谲，谁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也无法正确把握当下。
回首年轻时，我追求竹灵，发生了“初恋”故事。或许，用“初恋”表述并不恰当。因为我和她，连手都未碰过；她从未允诺过什么。一直只是我追求她，而且我的追求表现得并不热烈，或许叫“单相思”更贴切吧。
但对我而言，无论如何，重庆第二师范学校这段求学经历和我的这段一厢情愿的“初恋”，一辈子不会忘却。因为曾经那样苦涩，那样刻骨铭心。
（注：为了保护隐私，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2020年12月14日
作者近照及简介：
李渝沙，笔名、网名沙戈，1952年出生，重师数学系本科学历。老三届初68级学生，1969年下乡到巴中县插队落户。1975年返城就读于重庆二师，毕业后在103中学任教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1988年调入民进重庆市委机关从事宣传工作，主持该机关刊物的编辑。在全国、四川、重庆市报刊上发表过多种体裁文稿。近年来在美篇上刊出数十篇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