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御苑在欧洲的流传及影响: 论流传西欧国家的圆明园图像资料（上）

清代宫廷画师唐岱、沈源奉乾隆皇帝之命，绘制出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绢本可视为对圆明园景观最重要的头等信息，该绢本完成于1744年，在此之后，圆明园四十景之木刻板、石印版、水墨画版（设色或不设色）等其他版本相继出现，并在清帝国和欧洲大陆流传。尽管这些版本价值要逊于原版，但也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圆明园这一“帝王离宫”的影响，并为天主教传教士、艺术家王致诚的书信提供了文章所需的图像资料。

这些版本的画册由中国出发，漂洋过海，一部分来到了欧洲的名门望族手中，例如法兰西王国贵族绍讷公爵、路易十五时期的国务部长昂利·贝尔坦以及瑞典国王顾问谢菲尔伯爵等。另一部分则由相比之下并不出名却知识渊博的人获得，例如逃亡至荷兰的胡格诺避难者让·泰奥多尔·鲁瓦耶。1785年至十八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兰西国家地理学家勒·祜瑟曾在其丛书《时尚的英中式园林》（Jardins anglo-chinois à la mode）中再次提及这些画册。该丛书提供了无价的图像资源，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广为流传。

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受命主持制成的《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应是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园林形象。1723年，马国贤离开中国返回意大利，经停伦敦时受到当时的英国君主乔治一世的接见，并曾与伯灵顿伯爵理查德会面，将其中的一套版画赠或售与伯爵先生。众所周知，英国斯陶园（Stowe）的首座中式建筑与这套版画有着密切关系。

1743年11月1日，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曾向达索先生致书信一封，正是这封信中对乾隆帝的行宫——圆明园的描写，彻底颠覆了启蒙时期西方对园林艺术的看法。遗憾的是，信中并未附上任何详细的图像资料。王致诚神甫似乎意识到了确切地描述出皇家园林的富丽堂皇是何等难事，于是在信中如此写道：“此后若我有时间，定当将几幅画作寄往欧洲。”

自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乾隆皇帝从圆明园众百处建筑及景观中选取了他认为最为出众的四十景，为每一景御笔赋诗，并命人以绘画和雕刻的形式将四十景呈现出来。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拥有众多版本，其中一些已流落国外，另一些则得以存于故土。乾隆三年一月六日，即公历1738年2月25日，乾隆帝下令，绘制圆明园景观图册。作品上标注的完成日期为乾隆九年（即1744年）九月。这一版本图册包含两类文献：

· 唐岱、沈源所绘四十幅水彩绢本绘画；

· 乾隆帝所作四十首诗，由汪由敦书写。

景图为对幅，右图左诗。图与诗尺寸相同，均为边长62.3厘米的正方形，由此突显两者的紧密联系。对幅的展开尺寸为148.4*82.5厘米。

这些图画并未在正面或反面标号，但左边诗篇写有每一景点的名称。每幅图至少盖有两方印章。第一方印章为景图名称，紧随其后的一方为闲文印。图咏的开篇应为一目录，目录中按照四十景的排列顺序，列出了四十景的名称。根据1745年1月下发的一道圣旨，该图咏上册的开篇为雍正帝与乾隆帝分别为圆明园撰写的文章。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楠木版，纵向刻有十二个隶书汉字：唐岱沈源合画圆明园四十景。

四十景分为上下两册，每册20幅，分别夹置于楠木版内。夹板中央刻有“上册”字样。可以确定的是，在圆明园遭遇洗劫之时，图咏下册的两块楠木版被遗弃，两册图画被置于同一个楠木“匣”中。尚可见于楠木版汉字刻纹遗留下的镀金痕迹足以体现乾隆帝对这一珍贵巨作的重视。

唐岱与沈源均为清宫如意馆的画师，曾有多次合作。他们的落款与名章分别出现在《图咏》上册第20幅以及下册的第20幅上。

唐岱自二十七岁起立志投身绘画。其写实、细腻的画风颇得康熙帝赏识，赐称“画状元”。雍正年间正式成为宫廷画师，其绘画才华可堪与历代大师比肩，著有《绘事发微》。

关于沈源的生平，现存资料寥寥无几。根据乾隆年间的一份关于清代画院的文献记载：“（沈源）为宫廷画师，善画佛像”。有记载称其“与画家唐岱合作，颇受皇帝赞誉”，可以说沈源最得意的作品当属《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沈源善画佛像，亦工界画，其笔画“细如发丝”，需要极其专注方可分辨出一根线条中紧密排列的多个笔画，绝妙的画风和精湛的技艺使建筑体变化多端，具有极强的质感。他在手心之间，重现了宫殿、楼宇、观景楼、廊棚等一系列复杂的建筑，四十景之一的“方壶胜境”便是最佳证明。念及于此，方能正确评价这位宫廷画师的伟大。

文章转自： 北京圆明园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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