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密谋
柏林密谋
1853年4月1日星期五于伦敦
第五“大国”普鲁士终于得到了一个幸运的机会，为奥地利警察当局对革命者的“蛊惑阴谋”的大揭露[42]做出自己的贡献。
普鲁士政府不以在自己的官方报纸上发表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为满足，它还认为应该用电报通知英国外交部。
为了揭穿警察当局的这个新的可笑的把戏的秘密，必须追溯一下前些时候的事情。在波拿巴coup d’état〔政变〕两个月之后，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先生和他的下属警务顾问施梯伯先生两人背后商定：前者做普鲁士的莫帕，后者做普鲁士的比埃特里。看来，法国警察当局的举世闻名的无上权力使他们艳羡不止。辛凯尔迪去找内政部长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向这位平庸而又狂热的反动分子（冯·威斯特华伦先生是我的内弟，我完全有机会充分了解过他的智力）做了个没有根据的报告，证明必须把普鲁士国家的全部警察权力集中在这位柏林警察总监的手里。他肯定说，为了使警察当局的活动更灵活机动，应该使它不受内政部长的管辖而完全交给他辛凯尔迪负责掌握。内政部长冯·威斯特华伦代表普鲁士贵族中最保守的集团，而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则代表旧官僚。他们两人是政敌。尽管辛凯尔迪的建议显然会缩小内政部的活动范围，但冯·威斯特华伦先生认为这样做可以打击自己的政敌（因为他的政敌的兄弟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在内政部当司长，专门负责监督整个警察事务），因此就把辛凯尔迪的建议呈交由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亲自主持的国务会议审核。
争论异常激烈。得到普鲁士亲王支持的曼托伊费尔反对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的建议。国王则同意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建议。最后，国王提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决定，说“如果事实向他证明采取这个步骤是必要的”，他就效法波拿巴成立一个警务部。于是，为了举出这样的事实，辛凯尔迪和施梯伯就选择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43]。他们在科伦案件中的英雄功绩，诸君都知道了。科伦案件结束后，普鲁士政府就决定把这位在科伦的街道上一露面就挨嘘的公然背誓者施梯伯提升为科伦警察厅长。但是，贝特曼－霍尔威克先生和莱茵普鲁士的其他好心的保守派议员进行了干涉，他们警告大臣们说，当波拿巴正在极力要求法国天然边界[44]的时候，这种公然触犯这个省的社会舆论的作法会产生极危险的后果。政府作了让步，任命施梯伯为柏林警察厅长，以奖励他在科伦的背誓行为和在伦敦的盗窃勾当。事情到此就暂时搁置下来。科伦案件已不可能实现辛凯尔迪先生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的愿望了。辛凯尔迪和施梯伯等待好机会到来。正好碰上了米兰起义。施梯伯马上在柏林逮捕了20个人。但是，这种把戏是太可笑了，无法开庭审判。然而接着又发生了李伯尼行刺事件，这样一来，国王就完全愿意作出决定了。胆战心惊的国王马上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于是辛凯尔迪的宿愿实现了。国王一纸令下，使他成了普鲁士的莫帕，而冯·曼托伊费尔先生的兄弟也就提出了辞职。但是，这场滑稽剧的最可笑的一幕还在后头。辛凯尔迪先生刚升任新职，立即又揭露出一个“柏林大密谋”。可见，这个密谋是专为证明辛凯尔迪先生的必要而安排的。这是辛凯尔迪先生用以交换自己刚刚到手的生杀予夺的警察权力而献给昏庸的国王的谢礼。辛凯尔迪的助手，善于制造奇案的施梯伯过去在科伦发现，结尾凡是有“敬礼”和“兄弟友谊”字样的信，毫无疑问都是存在共产主义密谋的证据，现在又发现，在柏林从某个时候起出现了多得可怕的“卡拉布里亚帽”，这种帽子一定是革命者的“暗号”。根据这个重要的发现，施梯伯在3月18日逮捕了一些人，主要是工人和外国人，罪名是戴了卡拉布里亚帽。同月23日又搜查了马格德堡一个商人卡尔·德利乌斯（第二议院一个议员的兄弟）的住宅；这个人对卡拉布里亚帽也有一种倒霉的爱好。最后，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时所报道的，上月29日在柏林进行了反对卡拉布里亚帽的大coup d’état〔政变〕。凡是多少知道瓦尔德克、贝伦兹等这些无足轻重的反对派的人，都会为在这些无害于任何人的布鲁土斯之流的家里查出“武器和弹药”而大笑一场。
但是，不管警察当局的这场滑稽剧（可以说，这场滑稽剧纯粹是由于辛凯尔迪和施梯伯两位先生的个人动机而排演的）多么无聊，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普鲁士政府由于处处碰到消极反抗而大伤脑筋。它在看来淡漠的气氛中感到了革命的气息。它由于捉摸不到这个怪影而感到失望，因此每当警察当局给它找到这个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的敌人的化身时，它就感到好像摆脱了一场恶梦。政府正在进攻，它今后还要发动进攻；它的把人民消极反抗变为积极反抗的事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成功。
|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4月1日 载于1853年4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注释：
[42]指奥地利警察当局由于1853年2月米兰起义和亚诺什·李伯尼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事件所采取的行动。奥地利当局以这两个事件为借口，对有参加反政府密谋和参加匈牙利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嫌疑的人进行了多次逮捕和疯狂的司法迫害。——第31页。
[43]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11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警察局根据伪造的文件和假证据判处7名被告3年至6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32页。
[44]马克思指路易·波拿巴对莱茵河东岸的要求。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从十七世纪起就把莱茵河东岸划为法国在东方的“天然边界”。——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