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蓬：我给孙静轩当小厮

我给孙静轩当小厮

文/罗学蓬

1984年3月中旬，大名鼎鼎的诗人孙静轩，突然只身来到江津采风，没想到却给江津地方领导出了一道难题。

那时的孙静轩，不但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敏感人物”。说他大，那是因为他在1979年出版了厚厚的长达九千行、以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为背景的长篇诗体小说《七十二天》。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九千行自传长诗《黄河的儿子》。这两部鸿篇巨制，在中国诗坛造成了极具轰动效应的“孙静轩现象”。他的诗作，被誉为“诗歌的里程碑”。

孙老名震诗坛，县里宣传文化部门自当待若上宾。但是，当孙老明白告知，他此行独自来江津，是为了踏访陈独秀旧居、墓地，采访当年与陈独秀有过交往、接触的人与事时，却使地方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颇为犯难了。除了孙静轩本身是个敏感人物，那时的陈独秀也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字眼。

孙静轩手中并无权威部门的介绍信，纯粹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公开为他提供帮助，领导们心存顾虑；拒绝他，他是大诗人，面子上又过不去。经过慎重研究，乃决定，对孙静轩热情接待，但领导只在陪宴时参加，在诗人活动过程中则不出面，仅派一名普通干部陪同。

这样一桩“美差”，便落到了不是领导、政治上也属白丁的笔者头上。

交给我的具体任务是，孙静轩在津踏访调查期间，我负责联系参观单位与采访对象，并照料孙静轩在津期间的生活，也就是起到一个小厮的作用。

当我第一眼看到蓄着仁丹胡子和南霸天式的发型、一张满是沟壑让我陡然想起陕北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坡似的脸时，心里一愣：这不是电影《决裂》中大讲“马尾巴功能”的葛存壮吗？

诗人孙静轩

在此后四天时间里，我陪同孙静轩访龚灿滨、邱国良、曾仲黎，上石墙院，去“延年医院”、郭家公馆、康庄及陈独秀墓址。

如此密切深入的接触，我们自然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说，他非常喜欢这种接待方式，就我们一老一少，像散仙一样，想走哪走哪，想吃啥吃啥，说话毫无顾忌，更是痛快。唯一让他觉得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在街边巴壁馆对坐吃豆花、烧白、红油凉拌猪耳朵时，我没有能力陪他喝酒，他只好自斟自饮，一边莽起朝喉咙管里灌，一边说喝起不安逸。幸亏我这张嘴巴还凑合，给他提供了很多他正需要的信息。

既然组织上派我给孙静轩当小厮，我还是抓紧做了一些功课，抢在与他见面之前，对他多少已经有了些了解。

孙静轩，原名孙业河，山东肥城人。1943年，13岁的孙静轩参加了八路军，先入军校，后赴前线。历任战士、文书等职。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孙静轩经著名诗人臧克家、王希坚推荐，入中央文学研究所深造，在诗人艾青指导下专攻西欧诗歌。1955年毕业后，调往重庆，就任《西南文艺》诗歌编辑。就在他佳作频出、文学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很不幸，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送往长寿湖劳改……

孙静轩极健谈，且一口大实话，让我马上对他产生一种信任感。言语间的孙静轩，完全是一个爱憎分明、有血有肉有个性的狂狷之士。比如，他这个小八路被打成了右派的过程，就令我匪夷所思。

他说，反右运动中，他是组织依靠的对象，是组织收拾右派的刀枪。那时，走在重庆文艺界游行队伍最前面、领头高呼“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就是他和雁翼。

政治上，他孙静轩是保了险的，从来没有人敢给他贴大字报，组织上也从没有开过他的斗争会。眼看着反右派运动都快结束了，他一看，自己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时的老师艾青成了右派，他的很多好朋友都被打成了右派，思想上就有想法了。有一天，他就在饭桌上，借着酒劲说了一句：“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

这话被同桌人汇报上去，当天晚上，一把手就找他个别谈话，给他挖了一串坑，把他朝坑里带，问他：“艾青的问题你怎么认识，怎么看？你要划清界限。”

自恃“根红苗正”且在反右运动中冲锋在前立有汗马功劳的孙静轩，竟然盯不到火候，心里想啥就说啥。他说：“艾青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也是我的老师，我永远爱我的老师！”还跳起来指着一把手的鼻子，挑衅说，“你该不会把我也划成右派吧！”

这样的态度，打他一个右派分子，那真是绰绰有余。

孙静轩对我说：“那是1958年的国庆节，我孙静轩，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界的最后一个右派。”

令孙静轩痛不欲生的是，他刚被打成右派，新婚妻子为划清敌我界限，马上提出离婚要求。红小鬼这才体会到，做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那滋味真是不好受。

紧接着，他就被送往长寿湖农场劳改，到了那里，就等于下了十八层阿鼻地狱了。更让孙静轩这个昨天的政治打手尴尬万状的是，在这个右派分子组成的群体中，没有人不痛恨他这个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政治打手，迎接他的只有冷嘲热讽。他成了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接下来的大跃进，全民族一阵疯狂后，马上自食恶果，饿死人成了生活常态，见惯不惊。至今散落在长寿湖畔的垒垒坟茔可以作证，墓里一具具枯骨，绝大多数都属于那批青春勃发、风华正茂的知识分子。孙静轩也饿得来双眼落抠、毫无生气，就像一具飘荡的骷髅。

幸亏得遇贵人，他才没有饿死在荒年苦月里。贵人就是他昔日的同事、后来执笔写出长篇小说《红岩》的罗广斌。

孙静轩在一次放牛途中，偶然遇到在这个劳改农场任副场长的罗广斌。昔日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孙静轩变成了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让罗广斌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利用职权，把孙静轩调进了捕鱼队。

全部由男右派组成的捕鱼队最大的好处，第一是有许多机会偷着煮鱼吃；第二，夏天人人赤身裸体，节省布票。没有这一段光胯叮当的生活，孙静轩后来绝对不可能写出震撼诗坛的《这里没有女人》：

这孤岛，

这死地，

早已被上帝遗忘，

连死神也不屑一顾……

这些男人，

这些犯了罪的男人，

这些头发蓬松得像杂草，

衣着褴褛得像乞丐……

这些像原始人一丝不挂，

赤条条地，

直挺挺地仰卧，

让那阳物，

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孙静轩对我说，不是我的诗歌荒唐，是生活远比诗歌荒唐万倍。

我突然有一种颤栗感，生活究竟给人开了多大的玩笑？对他来说，这到底是残酷，还是眷顾？

好在，磨难并没有击倒孙静轩，他以诗中存风骨的豪气挺了过来。正如他为自己所做的诗里写的：

我是一个不服老的家伙，

一头好斗的公牛，

即使沉落地狱，

仍将伸出我伤痕累累的犄角。

也许它不是招摇的旗帜，

只是一只沉默的手，

但所有的世纪都会看见，

这就是一个诗人的骨头。

四天时间，我和孙静轩成了忘年交，他在我面前放言无忌，什么都敢说。

我陪同孙静轩先生来到离县城30余里的陈独秀客死之地——石墙院。对石墙院（现陈独秀故居陈列馆），江津文史资料上有如下描述：

“院落匍匐在半山坡上，四周围墙，均用大块条石砌成，犹如堡寨。”

修葺前的石墙院（大门巳全毁）

大块条石，围出一方清幽宜人的天地，院里有绿树花台、水池假山，更有修竹万竿，让人目清神爽。我们去时，往日风光不复存在，只见院里乱糟糟住着几十户农家，房屋皆破烂不堪，石墙多处坍塌，墙头荒草丛生，牌坊式的石头大门也被拆毁得不成样子。进得大门，庭院上猪突狗奔、鸡飞鸭窜，花台中无花，荷池中无鱼，唯见万竿修竹，在风中低语……

我从吴国兴老太太家中，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没落贵族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了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本业巳发黄的历史书。

座谈结束后，我陪着孙静轩到石墙院四处走走看看。到了后院也就是小偷翻墙而入、盗走陈独秀箱子的进出之地，只见幽幽竹篁掩映着陈独秀住屋的窗口。这时，我看见诗人哭了。

他手把着后门的门枋，注视着门外起伏的丘陵，泪流满面。山风疾猛地吹拂着他的满头花发，撩动起他的黑呢子大衣……

孙静轩在我的陪同导引下，非常愉快地在江津当了四天散仙，然后满载回到锦官城，躲进书斋，激情澎湃地写了一部长诗《告别二十一世纪》，历数百年近代史上对中国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与事件，并对其臧否。陈独秀理所当然地在他的诗中占有重要位置。

后来，孙静轩为这首长诗写了检讨……

为了陈独秀这类死了几十年的老古董，花自己的真金白银，还得担惊受怕，我这位忘年交，真是何苦来哉？

作者近照及简介：

罗学蓬，重庆江津人，1952年生。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曾在四川省作协巴金文学院就读三年文学创作。上世纪80年代初便活跃于中国文坛。

曾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杂志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多篇，并有《中国远征军》（上下卷）《通天大案》《大河风情》《杀机四伏》《首善人家》《风声越来越紧》《华勇营》《东方隆美尔》《蚂蚁部队》《山西王阎锡山秘事》《最后的国门》等20余部长篇作品问世。

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山魂》由重庆市话剧院改编成6幕大型话剧，在全国话剧汇演西南片区调演中获9项大奖。电视连续剧《斩尽杀绝》由峨眉电影厂搬上荧屏。曾获“四川省文学奖”、“重庆市文学奖”。曾任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江津区文化局干部，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原主席、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