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们 是 历 史 的 见 证
-1969，长江白沙沉船亲历者口述
作者：罗学蓬
篇前语
时间进入到1969年，整个中国，仍然处于大动荡之中。
八月，四川省和各地市县革委会成立之后，形势看似稍微缓和了一些。长期辗转于成都、自贡吃“一、二五”的父母，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但是，江津毕竟是驻军支持的九七派全面掌权，父母回家后，很快就被送进变相的监狱“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且分别关押两处，爸爸关在七贤街洗澡堂，妈妈关在大西门外公路边的日杂经理部仓库。可恨的是，打着“毛泽东思想”这面金字招牌的学习班，它只负责把人朝死里整，却不管饭。我每天除了照料两个弟弟的一天三顿，还得早、中、晚往七贤街和大西门外两头跑，给父母送饭。按照学习班的规定，家属送饭只能交给看守，不能与亲人见面。偏偏洗澡堂看守里有一个就是鞍子街与我家门对门的涂孃孃，和我家关系一直很好，即便派性作祟，也没有改变。看见我家落了难，动了恻隐之心，放我进去和父亲见上一面。我进去看到的场面让我永生难忘，七贤街邮电局对面那家旅馆里，人称“水湿胖娃”的一名杂工，把一张方凳倒过来放在地上，强令我父亲站上去，弯下腰杆接受围坐在地铺上的“学员们”的批斗。父亲放出来后，一点没提水湿胖娃祸害他的事，只是向我强调，说衙门口洗染店的染匠霍之志、小西门地区造船厂的青年工人周焕能，在学习班里对他多有照护，让他少吃了许多苦头。嘱咐我一定要记在心上，永不能忘，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我和霍之志、周焕能遂成为终生挚友。而那水湿胖娃，我也从未向他报复，因为学习班结束还没多久，他就暴病身亡了。我只是在小说《中秋月儿圆》里写到一个丑陋的反派人物时，随手用了一回这个绰号，这恰恰证明我这人内心深处，到底还是有些儿阴暗。爸爸妈妈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出来后，这才明白自己拜错了菩萨，于是再也不准我去扛枪打仗保卫这保卫那了，借钱给我买了一部胶轮板车，给我搭班子，满门心思让我去下力挣钱。拉板车虽然收入高得令人羡叹不已，但也有美中不足，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极不稳定。若是人脉不到，两三个月也拿不到一单活路，到年底平扯下来，收入也并不算多，有时还当不了细水长流的筛石子。我已金盆洗手，解甲归田，不管“红尘”之事，忙时拉板车、筛石子，闲时推马股，可四川的派性仍然没有消除，武斗也时断时续。驻在永川的红总，经常公开宣称要武装收复江津，彻底消灭九七派，骇得九七派森严壁垒，三日一小惊，五日一大惊。江津上游的泸州，成了火药桶，三次武装支泸，总指挥都是刘结挺、张西庭手下的头号大将、宜宾地革委主任、兼宜宾军分区党委书记、政委王茂聚。王政委像打敌人一样挂着望远镜，和宜宾军分区的军事指挥员在部队警卫战士的保护下，携带着军用电台，亲自赶往泸州前线指挥“红十条”派作战。自从中央下达支持四川反到底派，压制八一五派的《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意见》（简称“红十条”）以后，全川的反到底派统称为“红十条派”。省里的刘结挺和张西庭两口子则下令全川几十个县的红十条派，励兵秣马，武装支泸。前不久在奎星楼喝坝坝茶时，听习武之人、参加过武装支泸作战的李泽忠说，他们从永川出发，路过荣昌时，遇到一个长风厂的工人，是对立派八一兵团的，家住荣昌，看到两派打得凶，就跑回家躲武斗。他们队伍里长风厂井岗山兵团的不少，其中有个韩江云，是个转业军人、武斗干将，为显革命斗志坚强，就亲手把这人从家里拖出来枪毙了。杀人不说，还擅自以长风厂军工井岗山的命义，堂而皇之出了勾红布告，在荣昌城里四处张贴。弄得军工井岗山的头号勤务员、“七、二四”被俘后差点被八一兵团的人一钢钎戳死的刘德富十分气愤。文革结束后，韩江云锒铛入狱，一辈子饭碗出脱。就在这样一个兵慌马乱的时代背景下，江津白沙突然爆发出一桩惊天惨案，一下子淹死了数百人！我们得到消息，已经是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上午，马上跑到通泰门码头去看。到了江边，只见几只打屁船驰来蹿去地在江面上打捞尸体。有不少人对着大河烧香烛钱纸加磕头。等打屁船把不时冒出水面的尸体拖到岸边，马上就围上去认人。找到亲人尸体的嚎啕大哭，没找到的也伤伤心心陪到哭。虽然淹死的是与我不共戴天的对立派，可一下子看到淹死这么多人，从大河里拖起来的人全都发泡了，衣服裤子都被冲掉了，只剩一条内裤或者背心，内裤和背心都深深陷进肉里去了。死者的亲人呢？又哭得这么伤心，我心里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也和九七派的人一样，非常非常难过。50年后，有心人罗学蓬采访了三位亲历白沙沉船大难不死的生还者，如实记录下那一段已经快被后人遗忘的历史。八旬老翁曹泽清能来奎星楼和我们一起喝坝坝茶，是因为就在前天，我在江津区文联工作群里，发了这样一个帖子。我，罗学蓬，打算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用属于自己的文字，来完成文革武斗时期，发生在江津的三大惨绝人寰的惊天大案：第一、1967年9月5日夜间，江津九七派武装人员，分水陆两路，长途奔袭红总派控制的朱羊溪火车站。一场激战后，以“牺牲”九人的代价，击毙红总派四人，并活捉15人。时年15岁的笔者，也参加了朱羊溪保卫战，就在枪声震耳，弹雨横飞时，和一帮中学生同学果断临阵脱逃，才保住一条小命。九七派为报仇泄愤，于9月8日午夜过后，将战俘用车渡轮船押往长江河心，秘密枪杀后抛入河中灭迹。敦料却有白沙中学生魏炳炎大难不死，逃出生天，将此血案，大白于天下。第二、1969年8月16日深夜，白沙九七派红联站轰传对方红总司武装兵临城下，马上要血洗白沙，遂乘船逃往江津县城。途经油溪五台山下时，船沉大江，“600余人落水，273人遇难”（引自《白沙镇志》）。第三、1973年2月3日夜间，因为一场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驻津部队的师部操场上，15个江津人在踩踏中身亡，伤者无数。帖子贴出不一会儿，便看见了崔泽伦的跟帖：“罗老师，若要写8.16沉船事件，可以找我老丈人曹泽清，他有时还在讲这个事件呢。他今年已满80岁，但记忆力还可以哟！”我一看大喜，赶紧回帖：“泽伦老弟，电话我记下了。明天若是天气好，我请你老丈人上奎星楼喝坝坝茶，听他给我们摆历史。”就这样，昨天下午，慈眉善目、鹤发红颜的曹泽清老人，在他的大女婿、笔者的朋友、江津萨克斯协会会长崔泽伦先生的陪伴下，来到奎星楼，和我们一起喝坝坝茶。罗学蓬：曹老，欢迎您的到来。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全都对你这位大难不死的传奇人物大感兴趣，希望今天能随着你的讲述，带领我们一起穿越时空，重新回到那段惨不忍睹、刻骨铭心的历史。罗学蓬：今天的主题：五台山沉船。今天的主角，是你曹泽清曹大爷。那，我就闲话少说，话归正题，开始吧。我记得，那是1969年的8月16号……曹泽清：对，8月16号，那一天是我们曹家的重生日，每年的这一天，我们全家都要焚香纪念。那天晚饭后，红联站的广播不停地通知，说红总司的武装人员，已经抵达红豆树农场和马项垭，马上就要大举进攻白沙镇。并且已经派出小股身带短枪的便衣队潜回镇上，刺杀红联站骨干，烧毁破坏重要物资，很快就要血洗全镇。还叫大家听到广播后，马上赶往码头囤船，乘船撤往江津县城。曹泽清：我哪有当造反派头头的资格？当时我是江津县五金公司派驻白沙镇的分公司主任，运动一开始，就被打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成了挨批斗的角色。但从政治观点上划线，我是支持红联站，反对红总司的，所以必须逃命。曹泽清：万一呢，那年月，死的人还少啊？听见广播叫喊得凶，我出门去看看动静。哎哟，不得了！浓浓夜色中，满街的人提箱背篓，喊着叫着，都在争着赶着往长江边跑。我马上跑回屋，把一些紧要东西装进口袋里，拿根棕络索捆起，往肩上一搭，就和老婆一人抱一个女儿，慌里慌张出了门。曹泽清：大女儿三岁，小的才一岁半。到了囤船码头，看见江边和囤船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还有人被挤下河，一团惊叫声中，又被人七手八脚地拉扯起来。
曹泽清：就一条大驳船（笔者注：曹老并不清楚，在此之前，已经有两条驳船满载战争难民往江津开去了，他上的是第三条驳船），另外一条是用来拖大驳船的小火轮——后来才晓是是沪州的201轮。两条船用钢缆紧紧捆扎在一起。等到我们一家挤上驳船时，船上早就塞得满满荡荡，连两侧的船梆上都挤满了人，就像用黑木耳镶了两道密密簇簇的边。因为我去的迟，一家人站到了船尾巴上。这种驳船，船脑壳和船尾巴都要比船舱高出一截，居高临下，我看见船舱里挤得来连丝丝缝缝都塞满了。曹泽清：你晓得的，那是三伏天里，黑得晚，八点多钟太阳还没落下坡。我们上船没过多久，船就开了，先过高占，再过金钢沱，一路顺风，平安无事。可到了油溪五台山脚下，就出大事了！曹泽清：不但有人开枪，还是机枪连发，“朵朵朵朵，朵朵朵朵”，接连打了好几梭子。我在重庆师范学院读书时参加过军训，实弹打过靶。后来又当过民兵，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不会听错。曹泽清：枪一响，小火轮就突然加快速度，想硬冲过去。小火轮猛然一加速，大驳船就左右剧烈摇摆起来，往左一簸，左边船梆上的人被倒了出去，往右边一簸，右边船梆上的一长溜儿人又不见了影。这时候，满船鬼哭狼嚎，惨得很。曹泽清：你说得对。也不晓得从哪里蹦出个二杆子，抓起把太平斧，跑到缆桩跟前，啥话也不说，抡起斧头，“当当当当”，就把钢缆砍断了。前面的缆绳一断，两个船脑壳猛然分开，小火轮它有动力，不怕，一个劲儿往前冲。可大驳船就惨了，浪子一打，船身就冲来横起了，大浪翻卷着，不停地涌进船舱，把舱里大人娃娃，冲得像水鸡儿一样。许多人就往小火轮上跑，小火轮上的师傅一见，急了，也拿起太平斧，把后面缆桩上的钢缆，也给砍断了。罗学蓬：他不砍断也不行，驳船一沉，得把小火轮也拖入江底。曹泽清：小火轮和驳船一分开，我就晓得完了！驳船的前半截，已经沉入了水里。我不是站的位置高嘛，借着小火轮上的灯光，眼鼓鼓看着船舱里的几百号人，在河水里挣扎，哭叫，慢慢地往水里沉去。我那脚下，到处都是奔蹿的脑壳，扑腾的身子，就像满锅饺子在冒突起伏。船没有翻，就这么沉了下去。罗学蓬：我听你大女婿崔泽伦说，你年轻时在重庆师范学院读书时，就是个体育高手。曹泽清：那是，每年秋季院里举办的运动会上，田径场成了我露脸拿彩的大舞台，跑跳掷，我样样精通，是学院鼎鼎有名的运动健将，还是院蓝球代表队队员。游泳也是个高手，嘉陵江、长江，半天可以游好几个来回。如果是我一个人，我或许不会很害怕，可我还有一家子亲人呐，我老婆，我的一对宝贝女儿！丢一个都不得了啊！在那惊魂一刻，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保命，而是无论如何，也要把我这一家子救上岸去！我要一个人活，老婆女儿淹死了，我这辈子，那就算是欠了良心帐，硬是生不如死了！罗学蓬：曹老，你是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奇男子、伟丈夫！我代表我的茶友们，给你一个大大的点赞！曹泽清：就在洪水已经涌上尾舱时，我急忙解下口袋上的棕络索，抽出腰间的皮带，把两个女儿紧紧地捆扎在背上。然后，一手抓住栏杆，一手紧紧抓住老婆，等待着洪水将我一家人淹没。直到一个大浪打来，脚底倏然一空，驳船整个儿连同最后聚集在尾舱上的人，在一团惊叫声中，全都沉进了江水里。罗老师是江津人，一定知道夏日的长江水，是高原冰川溶化后流下来的雪水，那时太阳早已经落山，天上有点朦朦胧胧的星光，江水冷得来扎骨头。江面上的人头身影，也稀疏了不少。罗学蓬：从驳船沉没，到你和一家人登岸，大约有多长时间？曹泽清：黑夜中，船在长江南岸的五台山脚下沉没了，登岸呢？是在长江北岸的油溪陶瓷厂下面的回水沱里。后来我去看过，两者之间有十几华里远近，顺水漂流了20分钟左右。我双脚踩着“假水”，一只手死死抓住老婆，剩下的另一只手，不停地划水，这样才能让我们一家四口，勉强浮在水面上。娃娃在背上呛了水，吭吭地咳，连哭带叫还乱扳乱动。我完全精疲力竭了，如果换成个身子骨差点的，体力弱点的，恐怕早就扳不动，沉下去了。反正我是咬紧牙关，拼了老命……当我的双脚踩到河底，我心中猛然一阵惊喜。那一刻，我的力气已经用尽，四肢早已麻木。我艰难地挪到沙滩边，老婆巳经像死人一样，软成了一滩泥，只是鼻孔里还有点哼哼声。我让老婆趴在水边沙滩上，急忙把两个女儿从背上解下来，大女儿还很清醒，眼睛也睁着，一岁多的小女儿被水呛昏了，我连着在她的小脸蛋上拍了好一阵，她才有了声响。那一刻，我双膝触地，重重地跪在了沙滩上，眼泪哗哗地往外涌……真是奇迹啊，淹死了几百人，只有我泽清这一家，一个也不少，全都活着……全都活着……全都活着！曹泽清：后来我看到《白沙镇志》上写的是“600余人落水，273人遇难”。其实，即便像我这种当事人，也不可能准确地知道有多少人被淹死。不过我后来听说，273人是沿江找到的尸体，失踪的，就不晓得有好多了。油溪那一段河面上被救起来的最多，一是被水经冲过河，冲到油溪陶瓷厂下面的那个回水沱里，自己爬上岸的，还有的就是被停靠在油溪码头上的一艘乐山拖轮开到河心去救起来的，总共有120几个。曹泽清：当然能肯定，当天晚上，油溪陶瓷厂的工人，当然是九七派的，红总派的早就被赶到成都、自贡吃“一．二五”去了。就把从大河里爬起来的人接进厂子里，在烧陶瓷的炉子前烤衣服，几分钟就烤干了，然后又端来罐罐饭给我们吃。第二天上午，江津九七司令部派了一条机动船，到油溪陶瓷厂下面的江边上来接我们。上船时清点了人数，是120几个。到了江津，由九七派控制的县革委把我们安排到南安门武装部的一幢两层小楼里睡地铺。大家吃了饭，就到江边北固门河坝，还有通泰门码头、米帮沱去等亲人。那些亲人在水里泡久了，天气又暴热，人都发胀了，像泡粑一样雪白，冲出水面时，“噗”的一声响，蹿起老高，很吓人的。找到亲人的，在河滩上抱着亲人哭得死去活来，没找到亲人的，就更伤心了……罗学蓬：曹老，50年前，你们在通泰门码头嚎啕大哭的时候，河坎上有很多人围起看，我也在里面。虽然你们是九七派，我是红总派，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可是我心里，也替你们的遭遇感到很难过。毕竟，这些死去的人，都是小老百姓。
前排，曹泽清的外孙女、外孙儿。后排，大女儿（崔泽伦的夫人）、母亲、曹泽清、小女儿。
讲罢中华伟丈夫曹泽清，接着再讲1969年“八、一六沉船事件”中，另外两位生还者的传奇故事。那日中午，老伴胡晓红一初中同学60华诞，晓红便带我与孙孙前去沾点寿喜。因为寿星佬与我爱人均为土生土长的江津区白沙镇人，所以今天前去江津皇鼎大酒楼贺喜的，以白沙人居多。令我深感幸运的是，席间竟然与两位“8．16沉船事件”幸存者不期而遇。二位皆为女性，一为周光智，当年12岁，全家四兄妹随父母上船，全部生还；一为刘华富，当年11岁，全家五兄妹随父母上船，父子俩蒙难，母亲与三个女儿逃出生天。周光智与刘华富，包括今天老伴的不少同学，都已经在网上看到了我写曹泽清的文章，所以一看到我，就很激动，渴望把他们曾经的惨痛经历提供给我，由我把“8．16沉船事件”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地用文字记载下来，传诸后人。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倘若被今人所遗忘，是很不应该的。周光智：因为我父亲是单位上的一个小头头，被红总派的人斗得惨，给他脑壳上戴起高帽子，敲起铜锣满街游斗，所以，我一家人的观点，全部都是与红总派对立的红联站派的。到了1969年8月16号那天下午，满街都在风传红总马上就要打回来了，赶紧往江津城里逃。当时没说坐船，通知我们走路，经慈云、李市，步行到江津。我妈妈还赶紧打了草鞋给大家穿。我们一家和左邻右舍的红联站派家庭一样，慌里慌张地收拾东西，就象大搬家，连扫把都舍不得丢掉，收拾了冒尖尖几大箩篼，大人挑担子，我们娃儿家就背背篼。到了街上，看到满街都是挑担子背背篼的人。有人说可以坐船到江津，我们一家就赶紧往码头上走，到了码头上一看，不得了，满河滩密密麻麻全是人！人再多也得逃命啊，就挨到慢慢往前"展"（川渝土语；挪动）。由于我家娃娃多，前面两条大驳船，我们都没挤得上去。等到我们挤上船，已经是第三条船，天都黑了。刘华富：我们和周光智屋头一样，也是啥子都想带起走，每个人不是箩篼，就是背篼，那场面，就象电影上看到过的老百姓逃难一样。到了河坝一看，黑压压一大片，挤死个人。笔者：周光智你当时已经12岁，刘华富你当时11岁，应该记得你们看到的一切了。对吧？周光智：对呀，当时发生的事情，我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的。笔者：那就谈谈船沉的那一刻，你现在还能记清楚的一切。你的亲人，还有你身边的人，哪那些场面让你们记忆犹新？你们经历的，和你们看到的——包括已经接受过我采访的曹泽清老人——都只能是从各自的角度，来反映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侧面。只有更多亲历者的回忆汇聚拢来，才能相对准确地接近和还原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段历史残片的记载吧。周光智：我记忆中最深的是突然响起的枪声。枪声一响，船上的人本能地一屈身子，我一下子就感到浪子打在身上了，冷得激人。刘华富：当时不晓得枪是从哪里打来的，也不晓得是哪派人打的。后来才听说，打枪的是油溪九七派的（与白沙红联站同一观点），他们听说红总要打回来，就在油溪镇对面的五台山上挖了战壕，等红总来了就开打。早先过去的两条船，因为是白天，看得见，也喊得应声，就平平安安地过去了。我们这条船过五台山时，天早就黑透了，五台山上的武装人员一看黑灯瞎火地，长江上游下来了船，还装得满满荡荡的，害怕是红总打来了，开枪的目的是想警告一下，弄清楚船上到底装的是哪一派，没想就把船上逃难的白沙难民吓得魂飞魄散，吓出了大事情！笔者：人到了巨大的灾难面前，能力会喷发到极致，象我采写过的曹泽清，他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捆在背上，一只手死死地抓住老婆，一只手划水，硬是把一家大小从大河心里救上了岸。我当时就以为非常了不得，周光智，我真没想还有你家这样的，全家六口人，都在沉船上，居然毫发无无损！周光智：罗老师你说对了，我一家六口人的确毫发无损。不过，你也说错了，那船是“楞”（土语：侧翻）起来过，往左边楞一下，紧接着又往右边楞一下，楞来楞去好几个来回，但它一开始并没有翻。周光智：我是说船沉了，但它没有翻，没有反扣在水里。我们一家能活下来的关键就是：我们一直站在这条沉船上，直到被冲进油溪下面的回水沱。刘华富：应该说船是沉了的，但是一开始它并没有反扣在河里。枪响过后，船上的人一乱，船头就进水了，浪子打进舱里，船舱里一下就大乱了。这时就有人把缆绳砍断了，砍缆绳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从驳船上往拖轮上跳。我们隔得远，想跳也不得行。等到缆绳一砍断，驳船往左一簸，往大河里倒出去几十上百人，回过来往右一簸，又倒出去几十上百人，就这样来回地往大河里倒。黯淡天光下，只看见满河都是铺盖卷，箩篼、背篼，箱子，还有人脑壳。六七百人，倒得来还剩百把个人，这船就象扳累了，它也不扳了，就浸泡在水面下，随波逐流，往下游漂去。就是说，河面上你看不到船，只看得到站在船里，露在河面上的人。百把个活起的人就泡在大河里，时浮时沉，看到两边岸上星星点点的灯光，就敞开喉咙喊救命。刘华富：没有。船上挤得很，我的脚根本就挨不着地，被大人挤着挪动。妈妈带着我们四姐妹呆在一块，爸爸和弟弟不晓得被挤到哪里去了。缆绳一砍断，船一开始簸，往大河里不停地倒人，那河水眨个眼睛就淹到妈妈胸口了，我们还小，个头也矮，妈妈两手大张开，把三个女儿搂在胸口上。四姐妹，妈妈也搂不完啊，我呢？就在旁边，伸手死死地抓住妈妈的肩膀。有个细节很怪很怪，妈妈死死地抱着三姐妹，肩膀上还搭着个我。我看到妈妈的脑壳就在我跟前，沉下去的时候，我就抓住妈妈的头发，用力往上扯，妈妈的脑壳一下子就浮出来了，我接连扯了好几下。罗老师你想想，我身上又没有穿救生衣，我就始终没沉。笔者：每一次重大的灾难面前，都会有一些科学知识无法解释的奇事。比如，有一家，八口人，除了一个不满一岁的奶崽崽，其余七个全都淹死了。这襁褓中的娃娃，他就没沉入水中，自己漂到了岸边。周光智：我们几兄妹能活下来，全靠了妈妈，妈妈就象一根大树，站在水里，我们三个娃儿看到水淹上来了，就张开双手，死死地抱住妈妈的颈子。后来浪子一打来，把妈妈也淹没了顶。但妈妈的职业是白沙织布厂的工人，她干活两只脚要不停地踩织机，两条腿练得特别有力，浪子一卷上来，脚下一空，她就不停地踩水。再有，我们站的位置比刘华富他们好点，在靠近船头的地方，要稍微高一点。但还是受尽了惊骇呀，因为没有看到爸爸和弟弟，担心他两个，就一直不停地喊，喉咙全都喊哑了。周光智：有，但不是自愿的。当时油溪九七派的看到大河里倒进去这么多人，就跑到河边，叫停在码头上的一艘乐山拖轮开出去救人。乐山人不干。油溪九七派的就拿枪抵倒他们，逼到他们开船救人。我们这百把个人，就是被他们救起来的。刘华富：这些乐山船工虽然被造反派用枪口顶起来救人，可把船开出来后，还是很不错的，拖轮靠拢沉船后，船工把大量的救生衣，轮胎往沉船上扔。我就是抓到了一只轮胎，才和妈妈，两个妹妹活下来的。周光智：当时浪子打得很凶，拖轮簸得很厉害，再加沉船上的人都累得差不多虚脱了，哪里还有力气爬得上拖轮？那些乐山船工就不顾个人安危，跳档过来，到沉船船舱里，把男人女人往拖轮上推。抓起娃儿，就象扔口袋似地往拖轮上甩，挞得“噗噗”响。就这样，还是没有搞得赢，就在拼命救人的时候，驳船被大浪冲到河心一块礁石上，一下翻了，有二三十个人被大水冲下龙门滩，全部淹死了。周光智：我们被救上拖轮，听见满条船上都在呼喊自己的亲人，我们也马上就绕着船喊爸爸。刚喊没几声，爸爸就带着弟弟跑过来了，原来他们也在找我们。大家抱住一团，哭得死去活来。上了岸，爸爸妈妈马上就叫我们一家人全部跪在沙滩上，给菩萨磕头，爸爸说，淹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这一家，居然一个也没丢，不感谢菩萨保佑，哪还行！
刘华富：我们就没周光智家的运气好了，上了拖轮，无论咋个喊，也没有看到爸爸和弟弟的影。他们也没有被列入淹死者的名单，说是失踪了，到今天失踪马上就50年了，还没回来。拖轮把我们拉到油溪陶瓷厂下面的河边，我们上岸时，看到这里是个回水沱，不少活的人，死的人被流水冲进了沱里。我看到贾宇红一边哭喊着妈妈，一边跳进沱里捞死人，接连捞了几个，都不是他妈，他也捞不动了，就坐在水边嚎啕大哭。我爸爸以前在江津师范校教书，贾宇红的母亲是津师附小的老师，自小我们就认识。哦，我还看到一个年轻人，他一家更惨。刘华富：我们上了岸，就到油溪陶瓷厂，工人给我们饭吃，让我们在炉子前烤衣服。我就看到一个中等身材，长得墩墩笃笃的一个年轻人，一边烤衣服，一边伤伤心心地哭。这时就听旁边的人说。这个年轻人新婚不久，老婆怀身大肚，两口子手拉着手同时落了水，那手就没有松开过，年轻人水性不好，想把一个半人拖上岸，实在是力不从心，但他拼了命也要把老婆和还未来得及出世的娃娃救上岸。时间一久，他不但双手麻木了，连意识也有些昏噩。老婆一看丈夫眼睛都翻白了，手也划不动了，半浮半沉的，晓得不行了，几次劝丈夫放手。丈夫说一家人死也要死在一起，老婆见丈夫不听劝，猛地张嘴，用尽全身力气，在丈夫手臂上重重咬了一口，趁丈夫还没回过神来，手一抽，顿时就被滚滚洪涛，卷得不见了影儿。等到几年后，我都上白沙中学了，有次上政治课，我一看站上讲台的老师，心头猛地一跳，哎哟，这不就是那晚守着炉子边烤衣服边哭的年轻人吗？那天，我才知道他叫杨灿文。
笔者：杨灿文？他可做过我的顶头上司，他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化局局长，我是文化局创作室的创作员。退休前，他是江津县委党校的校长。刘华富：罗老师，有个事情，请你一定把它写进去。我们一家七口，父亲和弟弟被淹死后，家里就扔下了妈妈和我们四姐妹，一个屋头一天到晚便是女人在打转转。我父亲生前是白沙中学（当时叫6中）的老师，全家人的衣食全靠他。他一走，我们屋头的锅儿立马就吊起当锣敲了。那个时候的教育局领导还是好，晓得我家困难，就规定白沙中学每月给我家每人七块钱。校长人也好，还安排我们姐妹到学校伙食团去捡炭花，赶场天就拿到街上去卖，也能挣几个钱。可后来换了领导，学校就把这笔钱给我们停了。没这三十几块钱，一家人连定量米都买不回来呀？还不饿死人？实在没办法，我就跑到江津城头去找教委领导，那个领导真是个活菩萨，听我说了我家的情况，他马上给白沙中学的领导打电话，声音很高地说：“你再敢断了刘老师家属那三十几块钱，我就下文把你调到柏林、蔡家那些大山沟沟里去，不信你试试！”这样，才把那一家人的吊命钱保下来了。只可惜，我当时没问那个领导叫啥名字，现在就更不晓得了。周光智：后来我们到了油溪陶瓷厂，呆了一夜。根本没人睡得着，不管家里死人没死人，家家都在哭。第二天，江津九七总部派了一条机动船上来，把我们一百多个人接到了江津城里。罗老师，希望你把这些惨痛的事情写下来，留给后人，希望后人再也不要犯前人犯的错误。你这不是写文章，是在做功德呀！我们这些人，还有那些死难者，都会感谢你的！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奎星楼和朋友们喝坝坝茶，电话突然响了，我拿起一看，是位陌生人的电话。听了，对方说叫杨灿文，我说哪个杨灿文？我在江津县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工作时，有段时间局长就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灿文兼着，你不会是我的老领导吧？对方说，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杨灿文，还能是哪个杨灿文。我说老领导，知道你离开文化局后，去了党校做校长，我俩已经二十几年没见过面了，连你的声音也不熟悉了。今天突然给我打电话，有何重要指示？他说，社科联的程宏把你写的《白沙“8．16沉船事件”幸存者自述》转给我看了。我一听，赶紧说，你在我这篇文章里是重要人物，我想采访你，听说你当“研究孙”去了，已经多年不在江津，就留下了遗憾。你看了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大的问题吗？他说，文章我认真看了，我想告诉你的是，这段真实的历史对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的家乡江津，对我杨灿文个人和家庭，都很重要。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想告诉你的是，沉船事件发生后，我参加了这一事件的善后工作，比如组织打捞、掩埋尸体，登记死难者名册等等，我想提供给你。我一听喜出望外，叫道，哎哟哟，谢谢老领导支持！有了你的第一手资料，我有信心把这篇文章，写得更好！真没想到，平静的生活中，竟会突然涌腾起这么一朵令人感叹和感动的浪花。
罗学蓬先生
作者简介:罗学蓬，重庆江津人，1952年生。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曾在四川省作协巴金文学院就读三年文学创作。上世纪初80年代初便活跃于中国文坛。
曾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杂志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多篇。并作有《中国远征军》（上下卷）《通天大案》《大河风情》《杀机四伏》《首善人家》《风声越来越紧》《华勇营》《东方隆美尔》《蚂蚁部队》《山西王阎锡山秘事》《最后的国门》等20余部长篇作品。
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山魂》由重庆市话剧院改编成6幕大型话剧，在全国话剧汇演西南片区调演中获9项大奖。电视连续剧《斩尽杀绝》由峨眉电影厂搬上荧屏。曾获“四川省文学奖”、“重庆市文学奖”。曾任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江津区文化局干部，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原主席、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