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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行之义乌名人（下）

此文的最后，我还要记述新结识的两位义乌朋友，虽然他们算不上名人，但他们和我一样爱好文学，而且一直为发掘、记录、传承义乌历史文化而努力，无论在知识面和写作功底方面，还是在笔耕不辍的精神方面，都是值得我尊敬和学习的老师，在我心中他们就是“名人”。

吴潮海，1950年出生于义乌，曾任义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主编了《义乌市志》、《义乌年鉴》、《义乌丛书》，现任义乌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金华市作协副主席等职。为编纂市志，吴主任身体力行，带领团队深入城乡，寻找到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并以“孝义文化”、“拨浪鼓文化”、“义乌兵文化”为载体，打造义乌文化名片，颂扬义乌精神。

初识吴主任，看着这位年近古稀的瘦削“老头儿”很不起眼，但听他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家乡义乌来却令人肃然起敬，敬他的博学多识，敬他的执着投入，敬他对家乡的热爱，敬他对历史的尊重。尤其他多年来致力于找寻义乌兵后裔，成功贯通了南北多地分离了数百年的血脉亲情，为长城文化与义乌文化的对接与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吴主任还出版过《西土如梦亦如金》、《现代都市不是梦》、《华山天下雄》等作品，这让作为文学爱好者的我更多了几分敬仰。在义乌的两天，我一直与吴主任同车而行，跟在他左右听他介绍义乌，讲解义乌与秦皇岛的渊源，收获良多，受益匪浅。

朱师志，1939年出生在义乌市赤岸镇莱山村一个农民家庭。别看莱山只是个地处偏远的小山村，但出过元末明初著名文史学家、义乌名人王祎，朱师志正是王祎的邻居。有幸认识朱师志先生，源于我们去位于义乌赤岸镇的一帆日用品公司参观，而朱师志正是这家公司老板的父亲。经赵总和吴主任介绍，得知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曾经是老师，退休后专注于写作，著有两本书，第三本书的出版也在准备中，于是我称呼他为老师。

可能是知道我也爱写些文字的缘故，朱老师对我很是热情，一直用带着浓郁家乡口音的普通话与我聊天，还彼此加了微信，说要把他出的书寄给我。从义乌回来后的一天，我收到朱老师的微信，说他正在邮局，问我的通讯地址和电话。这让我很感动，朱老师那么大年纪了还亲自跑到邮局去给我寄书，这不仅说明他具有言出必行的信义，也寄托了老前辈对我们的殷殷期望。及至收到书，更是大出我的意料，朱老师的书可不是随便出的一本，也不是一个集子，而是近50万字的大部头小说，书名叫《绿叶，轻轻飘落》。

小说以朱老师的家乡为背景，从解放前夕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小人物及那个特殊时代围绕这些人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正如吴潮海主任在为该书作的《序》中所言，这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新旧社会交替时的变革史”。我用了近一个月时间认真看完了这本书，对朱老师愈发敬佩有加，作为一位文化程度不算太高的耄耋老人，能写这么一本大部头，而且语句流畅、笔法细腻，尤其是很多细节和心理描述非常到位，可见功力了得。

上网查了一下，朱老师的第一部书叫《强农奇冤》，也是一部43万字的长篇小说，这部书以朱老师自己为原型，叙述了“同盟党”历史事件以及与之相关人物的故事。1959年，朱老师考取义乌师范学校，这在当时等于小山村出了个大秀才，三里五乡轰动一时。朱老师在师范读书期间，正值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经济非常困难、人民生活十分艰苦。朱老师和他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少的同学，慷慨激昂，讨论如何发展粮食生产，建议“耕者有其田”。他们准备把建议上书党中央，希望引起高层重视，同时，酝酿着组织一个“强农计划”，发展农业生产。

谁料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老师的一个同学被揭发成为所谓“同盟党”发起人，曾经参与讨论“强农计划”的朱老师与其他350多名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被揪成所谓“同盟党”成员，朱老师也为此被清出教师队伍。这件事后来虽然得以平反，但朱老师却没有能够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而是回到莱山村当了农民，直到若干年后，才又成为一名民办教师，自此教书育人直至退休。“同盟党”事件虽然早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随波而去，但于朱老师内心却是一根永远的刺，为了让更多人记住那段是非颠倒的历史，为了警示后人，让悲剧不再重演，朱老师拿起笔，历时18年，写成《强农奇冤》。

在义乌与朱老师聊天时得知，朱老师第三部书的出版也正在准备中。在此，期待朱老师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遥祝命运坎坷但乐观进取的朱老师晚年幸福，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