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体系概论

经方体系概

《伤寒论》、《金匮要略》所确立的中医医疗体系被称为经方体系,与其对应,后世以《黄帝内经》五行经络脏腑学说为指导的医疗体系称为时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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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方体系与《黄帝内经》无关

主流观念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唯《黄帝内经》莫是,《伤寒论》、《金匮要略》则是继承《黄帝内经》理论的产物,此说可谓根深蒂固。

支持这个说法有一个依据,即《伤寒论》序文写道:「(我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论》合十六卷。」

序中列举的文献,除了《胎胪药录》,都属于《黄帝内经》体系,因此,上说似乎言之凿凿。果真如此吗?

钱超尘、杨绍伊、李茂如等先生指出,《伤寒论序》的这段话乃王叔和之伪。经方体系实际起源于《神农本草经》,这是单方方证,是最早的汤液学著作。此后,逐渐发展到两味、三味、多味复方,形成了《汤液经法》一书,相传是商代伊尹所着。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的记载。到了汉代,张仲景对《汤液经法》进行论广,成《论广汤液》。西晋王叔和又对张仲景的《论广汤液》进行整理,改名为《伤寒杂病论》。

晋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宋林亿在宋本《伤寒杂病论》序中再次说:「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法」。自《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发现后,更证明仲景的《论广汤液》(即《伤寒杂病论》)是继承于《汤液经法》一书。刘渡舟先生原本几乎一生都持《伤寒杂病论》继承于《黄帝内经》观点,而到晚年幡然醒悟,重新认识了这个问题。

从《伤寒杂病论》内容也会看到,其并无五行之说,而是「方证对应」。

胡希恕先生集前贤之考证,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明确提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也就是说,《伤寒杂病论》体系是独立于《黄帝内经》的原创性系统。

《黄帝内经》吸收了先秦、秦汉在哲学、自然学科、人文等各方面的成果,构筑了以研究人体生命活动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它归纳出疾病的原因,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内伤喜、怒、忧、思、悲、恐、惊,以及房事、金刃、虫兽、飢饱无常等内外因。这种宏观归纳方法与西医微观的认识方法、以及现代生物医学的模式显然不同,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是一种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黄帝内经》广泛涉猎古代天文、历法、数学、气象、物候、农业、地理、哲学、历史、文化、军事、音韵、音律、人际等各个学科。但它摄取各个学科有关知识,是用以阐明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因而各个门类的知识广而不深。它是自然学科精神和人文方法的结合体。

中国的语言文字和中国哲学的重形象、重意境、重联系、尚体验、尚感悟、尚取类比象这些特征,赋予《黄帝内经》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但这种民族化的思维模式的弱点是缺乏严谨的逻辑,尤其它的五行学说。假如我们只有《黄帝内经》,中医必然会像中国古代其它各门学科一样,只能停留在工艺技术层面,不能向近代科学转化。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部《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以其强大的逻辑思辩力和正确的方法弥补了《黄帝内经》的缺陷。中医之所以没有被近代医学淘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医学活的化石、惟一的熊猫,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只有中医,例外地同时拥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种思维方法,其代表作分别是《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特别是后者!。我们应该庆幸中医的源头上有这两部伟大的著作!

《伤寒杂病论》的经方体系也是自然生命学科和人文方法的结合体,这一点与《黄帝内经》一致,但经方体系摒弃了《黄帝内经》的五行脏腑(五元论)辩证方法,采用正邪之争、八纲、六病一元论辩证体系。有人认为:中医的治疗经验不具备可重复性,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如果是针对西医所说的病,中医任何良方可能都经不起统计学处理检验。但如果是针对中医所说的「证」,无数方药的疗效不仅经得起亿万次的统计学处理,而且精确的辨证论治可以取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效率,尤其《伤寒杂病论》中的两百余首经方,重复了一千八百余年,至今仍然疗效卓著。请问,有哪一种医学比得上中医古方的这种统计和重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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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伤寒」

《伤寒杂病论》中「伤寒」这个词与《黄帝内经》、《难经》概念不同。《内经》、《难经》是以病因立论,如「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则名伤寒耳。」「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由于是从病因立论,伤于寒后成热病,故《难经·五十八难》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即把热性病统称为伤寒。

《伤寒杂病论》的「伤寒」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一指太阳病证之一,述于《伤寒论》第 3 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即不管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不论其病因病机如何,只要有这个组合证,就称为「太阳伤寒证」。

根据杨绍伊先生的考证,《伤寒杂病论》的「伤寒」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据杨绍伊分析,在伊尹的《汤液经法》中,「三阴三阳」部分的条文都是概括性论述,条文数目也很少,而在「诸可不可」中,详细列有治法,条文较多。为了能够一目了然辨别「诸可不可」每个条文归属何经,伊尹在所有条文前均冠以某病名,如「太阳病」、「阳明病」等。仲景在论广中,为了将自己的条文与伊尹区分开来,在所有论广条文的题首均冠以「伤寒」二字。至于谈什么,要根据条文的意思判断。至于题首既未冠以六病名也未冠以「伤寒」二字者,皆仲景遗论,被王叔和收录,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参杂进叔和私论。

如第38条「太阳中风,脉浮紧」,这条出于伊尹,「太阳中风」实指第3条的伤寒;第29条「伤寒,自汗出、脉浮缓」,这条的「伤寒」却不指第3条的太阳伤寒证,只是标明这条属于仲景广论。

条文中有「问曰」、「师曰」、「答曰」者,皆叔和组织的文字,其内容既有根据仲景遗论整理,也有叔和自己的发挥。

杨绍伊先生的这个发现意义重大,为正确研究《伤寒论》扫清了迷雾与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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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邪交争、八纲六病(经)辩证、方证对应是经方体系的核心

后世以《黄帝内经》五行学说指导的时方医疗体系是如何辩证治病的呢?

《中医基础理论教材》说:「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个证;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从这段定义可知,时方体系的辩证,是辩出病因病机,确定治疗方向,但并没有确定用什么药、开什么方。时方体系又是如何辩出病因病机的呢?用的是《黄帝内经》确立的阴阳、五行、经络、脏腑、气化理论,但都归结于五行。时方体系的方法论是「五元论」,辩证过程必然存在一证多义特征,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必然容易掺杂较多的主观思辨,使中间环节的「病因病机」,如「脾气虚、心阳虚、肝郁、甲木亢」等,也同样存在多义特征,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考虑的问题较多,面面俱到,故组方也往往较庞大。面对疾病的复杂性,更主要突出医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具有随意性特点。故时方体系较难掌握。

经方体系则非常简明,「正邪交争、八纲六病(经)辩证、方证对应」而已。以下是胡希恕先生对此的论述:

正邪交争,反应出来的症状(并不是病灶)的位置分处表、里、半表里,其病势不外虚实寒热,而虚者、寒者、虚寒者、寒实者皆属阴,实者、热者、热实者、热虚者皆属阳,阴阳与表、里、半表里交叉组合而成六病(经),其中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称为八纲,太阳、少阴分属表阳证和表阴证(发现《伤寒杂病论》中少阴是表,是胡老巨大的贡献),阳明、太阴分属里阳证和里阴证,少阳、厥阴分属半表里阳证和阴证,据此辩证论治称为六病(经)辩证。不仅有六病(经)单病(经)证,还有多病(经)合、并病证,变化虽多,也逃不出八纲六病(经)范畴。经方体系的阴阳概念指病势的亢奋反应和衰弱反应,阴阳不同于《黄帝内经》之阴阳,六经也不同于《黄帝内经》之经络六经。而《伤寒杂病论》原本就没有「六经」这个提法,后世用《内经》去解释,才出现「六经」,叫顺了,于是约定俗成。

经方体系治病,通过望闻问切作为手段,不仅辩「证」,还强调方剂与临床病证的对应关系,注重主证的识别,选方过程即是病证与方剂间的搜索匹配过程,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即最终一定落实到辩「方证」上。经方简练,单刀直入。但是在面对复杂疾病时,有时也出大方,使用两个或三个合方这种特殊组方形式,仍然按照方证对应的原理,并不是随意为之。经方之辩证是客观性、确定性很强的「辩方证」,辩证结束,治疗也同时完成。因此经方体系具有易掌握的特点。

患病机体之所以会有六病(经)八纲这种一般规律的反应,是基于唯物辩证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普遍真理,决定了患病机体的反应不是由于外在刺激,而是由于机体抗御疾病机制的内在作用。疾病刺激于机体,机体即应之以斗争,疾病不除,斗争不已,因是六病(经)八纲便永续无间地见于疾病的全过程,成为凡病不愈的一般规律反应。

中医谓为正邪交争者,意即指此,屡有不治即愈的病,均不外于正胜邪却的结果。亦有机体虽不断斗争,而病终不得解,于是正邪相拒亦随时以证的形式反应出来。古人于此早就有明确的认识。经方体系恰为适应机体抗病机制的原因疗法,其所以有验自非偶然。这是最理想的疗法。即使号称进步的现代医学,恐亦不免认为是一种理想而已。而经方体系的辩证论治,其实质恰是这种最理想的治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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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证对应分类

胡希恕先生指出,对于经方体系的研究有三个分类方法,一是按《伤寒杂病论》原著分类,这是基础方法。第二种以组方用药构成特点分类,有助于对组方药性分类研究。第三种是方证对应分类,有利于医疗实践。

疾病除了「纯粹」的六经病外,更多以合、并病形式出现。病始发就涉及两经以上者谓之合病。病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涉及两经以上者谓之并病。合病与并病无本质不同,但有时治疗有差异。有时叙述中统以「合病」称之,在需要区分时再予以标明。

划分合病类型是为了便于快速定位方证对应。这是胡希恕先生生前提出的任务,事实上胡老一生都在身体力行于这项工作。冯世伦先生继承了胡老的工作。本文专就第三种分类(方证对应分类),将学习胡希恕先生、冯世伦先生两代人成果的进行整理,其中有一些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作了调整。

合病的划分既有明确性,也有模糊性。明确性表现在那些不能随意变动的地方。比如你只能把「发热、恶寒」归属于太阳。而模糊性主要指那些处于边界灰色地带,可以跨属的地方。必须认识到,「方证对应」是本,类型划分是标。每个人划分方证可以对灰色地带有不同的处理,形成自己使用的「知识树」结构。

「病有发热恶寒者,有不发热恶寒者」,这是划分太阳、少阴的根本法则,故没有太阳少阴合病。

少阳是半表里热证。阳明是里实热证。但也有热的根本原因偏于里,而在病位上与半表里又有关,划分时当然可以跨属阳明、少阳阳明合病,这对于后面认识厥阴有帮助。

阳病之间有合病。

阳明和太阴都是里,问题多样复杂交叉,所以阳明太阴的合病也有跨属情况。

阳病和太阴之间有合病。少阴和太阴之间也有合病。

厥阴的问题比较复杂,它是以「上热下寒、以寒为本、寒热错杂」为特征。厥阴的「下寒」,其实就是太阴之寒,因此厥阴半属太阴。厥阴的「上热」,按照冯世伦先生所说,是邪无出路的「郁热」,因此以少阳的上热为主。但是根据前述,少阳和阳明在许多地方存在着跨属,因此厥阴的「上热」也包含这些。故厥阴实质,就是少阳太阴合病、少阳阳明太阴合病、甚至包括三阳太阴合病所产生的「上热下寒、以寒为本、寒热错杂」之病。

至于阴证之间,如前所说,厥阴本身就含有太阴因素,所以阴证之间的合病就只有少阴太阴合病了。

实践中的合(并)病千变万化,二百多个方证不能涵盖全部变化,但我们却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运用这个思想,处理任何疾病,这正是经方体系「方证对应」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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