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尘封的战斗往事
杨力平，山西孝义下吐京人，1924年8月出生。1938年5月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任宣传员；1938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至1940年4月，在延安抗大、军委通信学校学习；1940年5月至1949年12 月，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电台、地下电台报务员；1950年1月至1955年4月，任广州电信局军管干事、 教育科科长等职；1955年5月至1958年9月，任邮电部政工办筹备处干部、干部司干部处副处长；1958 年9月至1959年4月，任北京电信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5月至1968年8月，任邮电部干部司干部处直属人事处、政治部机关人事处副处长、处长；1968年8月至1973年9月，任邮电部军管会政工组电 信总局政治处指挥处负责人；1973年9月至1978年12月，任邮电部计划财务局统计处综合办公室负责 人；1978年12月至1982年12月，任邮电部政治部机关人事处直属干部处处长。2007年12月21日逝世， 享年83岁。
答：我原名杨莉萍，后改名杨力平，在家排行老三，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父亲是山西实业厅的科员，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都到太原跟父亲一起生 活。七七事变爆发时，我姐姐和哥哥正上高中，我上初中。7月底，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华北告急。那时，太原的学校全部停课，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父亲立即辞职，带着我们回到老家孝义农村。我家女孩子多，父亲担心我们遭受日军侮辱，领着家人挖地窖藏身，以防不测。11月8日，太原沦陷后，日机时常在我们村的上空盘旋侦 察，很快日本鬼子逼近了村庄。我家房顶上能看到通往村里的公路，每当远远看到鬼子骑着大马，打着太阳旗快进村时，家中大部分人赶紧躲进地窖。地窖的气眼通向我家的水井，能听到地面上传来鬼子的叫骂声。鬼子在村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父母觉得躲在地窖也不安全，让我和姐姐到偏僻农村的亲戚家躲藏。不久，亲戚家的村子也遭鬼子骚扰。我们成天躲躲藏藏，也不是办法，决定去参军打鬼子。
1937年冬，山西青年抗敌
决死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父母的支持下，1938年5 月，我和姐姐杨湜萍（到延安后改名林彬）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她在民运股当干事，我在宣传队。哥哥杨富文（后改名杨志坚）参加了八路军第115 师。不久，父亲也离开家，到县里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 担任秘书。在宣传队，我们为群众唱抗日歌曲，表演舞蹈、戏剧。我的工作热情很高，吃苦耐劳，组织上为培养我，曾经派我到八路军第115师学习苏联舞蹈。同年8 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答：入党以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1938年9月，在决死队营教导员的带领下，我和 姐姐以及另外两位女同志步行9 天，渡过黄河，来到延安。延安抗日气氛很浓，到处能听到嘹亮的抗日歌声。我们进入抗大4期学习，同年12月毕业。之后，姐姐去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后到了延安女大。我年龄小，分配到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
在延安抗大受训的女战士
1940年4月，我以优异成绩从军委通信学校13期高级班毕业。适逢周副主席从苏联疗伤回到延安，不久要去八路军重庆 办事处。根据工作需要，他向军委要求选派7名女报务员，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从通信学校挑选了我以及魏佐坤（后叛变）、吴梅容、徐恢范（1940年被派到湖南省委建地下电台，皖南事变后，消极脱党——整理者注）、肖敏（原名胡玉梅）、李冠华、贾均秀（贾政）7名女同志。通信学校对选派人员要求很严格，校领导及王诤局长分别与我们谈话。随后，我们去杨家岭见周副主席，他与我们逐个谈话。周副主席很和蔼。他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讲明外出工作的重要性，将要遇到的复杂环境，要我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服从领导、严守机密、遵守纪律等等。听了周副主席的教诲，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5月，我们随周副主席离开延安，分乘4辆大卡车前往重庆。卡车驶出陕北后，进入国民党统治区，沿途都有军警盘查， 每次都由周副主席前去交涉。事后回想，如果不是周副主席亲自带领，这么多人安全到达重庆，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路上，我认识了周副主席的副官钟韵，他负责路途中的具体事务及内外联络工作。得知他是江西兴国人，参加过长征，我非常钦佩。答：抵达重庆后，我与李冠华、吴梅容被分配到重庆办事处电台任报务员，其他人员派到桂林办事处。
杨力平（右）与战友李冠华
办事处的报务工作很繁重， 人手少，当时肖贤发是台长，报务员是杨才和肖贤发的妻子张元。我们新来的3位女同志起初担任实习报务员，一个月后，开始独立上班。人手增加后，机器24小时运转，报务员轮班。最初，电台设在一楼，在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办公室隔壁，后来搬到三楼。生活上，延安条件很艰苦， 我们整天吃小米饭，难得吃上一顿白面。蔬菜是自己种的大白菜、土豆。到了重庆，有大米、白面吃。只是蔬菜种类少些，我们常常吃牛皮菜。下班后，我们只能在办事处大楼活动，从不走出院子。周围都有特务监视，怕出危险。有时办事处内部开晚会，有时在救亡室放映电影。电影是租的，都是进步影片。另外就是组织大家学习，听报告。在二楼，周副主席经常给我们讲国际国内的形势，我们就坐在楼道里、楼梯上听他作报告。1941年5月，周副主席派我到桂林建立地下电台。临行前，周副主席找我谈话并交代任务。当时，我与钟韵正在谈恋爱，谈话时，钟韵也在场。我离开红岩后，钟韵参加了3个月的无线电培训。8月，周副主席派钟韵到桂林，他是电台负责人，我是报务员。在桂林，我们的掩护职业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人员。这一时期，我和钟韵结婚了，后生下长子钟大昭。1943年1月，组织上调我们回重庆办事处，同年，又被派到昆明建立电台。周副主席亲笔给职教社云南办事处主任孙起孟写了介绍信，请孙先生给我和钟韵安排掩护职业，照顾我们的生活。答：自1940年5月离开延安后，我跟姐姐一直音信杳无，她始终惦记着我。1944年，姐姐在陕西米脂县印斗区任区长，她的上级冯文彬（时任中共米脂县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要去延安开会，得知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了，姐姐希望通过他打听我的消息。于是，她给周副主席写了一封信，托冯文彬带到延安。周副主席接到来信后，在百忙中亲笔回复，并请冯文彬将信交给我姐姐。我记得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林彬同志：
冯文彬同志带来你的信收到 了。杨莉萍同志既是你的妹妹， 当然你要悬念他，而且早就应该来信问我的。他于四〇年随我出外工作后，不久即与军队中老干 部钟韵同志恋爱后同去桂林。四一年在该处结婚并取得职业掩 护。四三年回重庆，当时已生小孩，我忘了是男是女，不久已去昆明，现在该处有职业，情形亦好，惟因属于大后方工作，我不能将通讯地址告你。在去年我见他俩时身体尚好。莉萍年小，自 然免不了孩气，所好钟韵尚肯帮助他，故彼此相处甚得，此点望你放心。匆匆函告。
祝你健康！
周恩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
姐姐收到这封信，知道了我的情况，高兴极了。她非常珍视这封周副主席的亲笔信，在极其严峻的战争环境中，完好地将信保存了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姐妹重逢，她告诉我这件事。我和钟韵很感激周副主席对我们一家的关怀。答：那条毛呢军毯是钟韵的。钟韵原名钟能铮，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隆坪乡隆坪村人。1930年春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是李克农的勤务员，后担任过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保卫局干事、科员，二局谍报译电员，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并参加长征。途中，钟韵不幸病倒，发高烧，不能随部队继续战斗，只好留在当地。李先念给他留下一封介绍信、3块银圆、一包藏红花、一顶帐篷。在雪山上，钟韵无人照顾，渴了，化点雪水喝；饿了，烤马肉吃。毕竟年轻，没有吃药，高烧竟渐渐退了，身体恢复后，他便下山找部队。钟韵孤身一人，忍着饥寒，经甘肃河西走廊，渡过黑水河， 出万里长城，入沙漠地带南渡黄河，沿途乞讨，历尽千辛万苦，于1937年夏在甘肃会宁找到部队，接上关系。抗战全面爆发后，前线需要人，钟韵前往第129师刘伯承的部队，担任锄奸部科长，转战山西的辽县（后改名左权县）等地。1939年底，钟韵带队，率领一批团级干部到延安，他在枣园社会部学习。1940 年5月，周副主席从社会部选调副官，经过推荐，选中了钟韵。我和钟韵结婚后，看见他随身带着一条毛呢军毯，曾问过毛毯的来历。钟韵说，这是他在前线参加对日作战时的战利品，领导给他作纪念。后来，我俩做地下电台工作，无论辗转何处，始终带着这条毛毯。（2001年，红岩革命纪念馆访问杨力平时，杨力平将毛毯无偿捐赠给纪念馆——整理者注）答：这块瑞士西马表，是张文彬（原名张纯清，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井冈山保卫战；在延安时，曾任毛泽东秘书；西安事变后， 参加对蒋谈判工作；曾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大力营救被捕的西路军指战员；1940年6月， 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方局之下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张文彬任副书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负责疏散被困于香港的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1942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4年8月牺牲——整理者注）送给钟韵的。
张文彬送给钟韵的瑞士西马表
钟韵在延安枣园社会部国家保卫局工作时，与张文彬是战友，两人关系很好，张文彬送给钟韵一块瑞士西马表。1941年5月，我被派到桂林建立地下电台，临走时，钟韵把这块表送给我。我带着电台的波段呼号，为了安全，童小鹏将波段呼号藏在这块表的表壳里。无论什么情况下，我始终带着它，小心保护着藏在里面的秘密。我安全抵达桂林后，建起了秘密电台。这块表也一直跟着我，保存至今。（2001年，红岩革命纪念馆访问杨力平时，杨力平将瑞士西马表无偿捐赠给纪念馆——整理者注）钟韵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之一，做秘密电台工作期间曾遇到哪些情况？
答：1941年5月，我去桂林建立秘密电台。8月，钟韵化名沈志诚，被外派到桂林领导秘密电台工作，我俩生活战斗在一起。
杨力平与丈夫钟韵
解放战争时期，我和钟韵在上海做秘密电台工作，属于刘少文（张明）这条线。1949年，与我俩电台联络的同志被捕了，他们也是一对夫妻，女的不堪酷刑，叛变了。当晚，刘少文得到情报，赶来通知我们立即撤退。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林泽敏一家，她是林伯渠的侄女。这时候，我和钟韵已经有了3个孩子，一家五口。林泽敏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在老家湖南），一家三口。我们两家人，拖家带口的，目标很打眼。钟韵决定分开行动，到香港碰头。我们辗转到了香港，继续做秘密电台工作。这期间，得知李白（也是李侠原型人物之一）遇难了，我们很悲痛。在香港，我们先后建了3个秘密电台，我与一位女同志轮流值班。秘密电台是备用的， 只是每天保持联络，电报很少。广州解放后，钟韵和林青秘密地去了一趟华南分局。广州刚解放，需要人手，华南分局要求我们回广州参加接管工作。1949年12月25日，我们离开香港，乘火车回到广州，结束了10年的秘密电台工作，开始参与建设全新的中国电信事业。（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未经口述人审核，题目为整理者所加。整理者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