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 —— 杨力平(孝义籍)的谍战往事

文物尘封的战斗往事

杨力平,山西孝义下吐京人,1924年8月出生。1938年5月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任宣传员;1938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至1940年4月,在延安抗大、军委通信学校学习;1940年5月至1949年12 月,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电台、地下电台报务员;1950年1月至1955年4月,任广州电信局军管干事、 教育科科长等职;1955年5月至1958年9月,任邮电部政工办筹备处干部、干部司干部处副处长;1958 年9月至1959年4月,任北京电信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5月至1968年8月,任邮电部干部司干部处直属人事处、政治部机关人事处副处长、处长;1968年8月至1973年9月,任邮电部军管会政工组电 信总局政治处指挥处负责人;1973年9月至1978年12月,任邮电部计划财务局统计处综合办公室负责 人;1978年12月至1982年12月,任邮电部政治部机关人事处直属干部处处长。2007年12月21日逝世, 享年83岁。


您为何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答:我原名杨莉萍,后改名杨力平,在家排行老三,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父亲是山西实业厅的科员,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都到太原跟父亲一起生 活。七七事变爆发时,我姐姐和哥哥正上高中,我上初中。7月底,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华北告急。那时,太原的学校全部停课,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父亲立即辞职,带着我们回到老家孝义农村。我家女孩子多,父亲担心我们遭受日军侮辱,领着家人挖地窖藏身,以防不测。
11月8日,太原沦陷后,日机时常在我们村的上空盘旋侦 察,很快日本鬼子逼近了村庄。我家房顶上能看到通往村里的公路,每当远远看到鬼子骑着大马,打着太阳旗快进村时,家中大部分人赶紧躲进地窖。地窖的气眼通向我家的水井,能听到地面上传来鬼子的叫骂声。鬼子在村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父母觉得躲在地窖也不安全,让我和姐姐到偏僻农村的亲戚家躲藏。不久,亲戚家的村子也遭鬼子骚扰。我们成天躲躲藏藏,也不是办法,决定去参军打鬼子。

1937年冬,山西青年抗敌

决死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父母的支持下,1938年5 月,我和姐姐杨湜萍(到延安后改名林彬)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她在民运股当干事,我在宣传队。哥哥杨富文(后改名杨志坚)参加了八路军第115 师。不久,父亲也离开家,到县里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 担任秘书。在宣传队,我们为群众唱抗日歌曲,表演舞蹈、戏剧。我的工作热情很高,吃苦耐劳,组织上为培养我,曾经派我到八路军第115师学习苏联舞蹈。同年8 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您何时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答:入党以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1938年9月,在决死队营教导员的带领下,我和 姐姐以及另外两位女同志步行9 天,渡过黄河,来到延安。
延安抗日气氛很浓,到处能听到嘹亮的抗日歌声。我们进入抗大4期学习,同年12月毕业。之后,姐姐去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后到了延安女大。我年龄小,分配到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

在延安抗大受训的女战士

1940年4月,我以优异成绩从军委通信学校13期高级班毕业。适逢周副主席从苏联疗伤回到延安,不久要去八路军重庆 办事处。根据工作需要,他向军委要求选派7名女报务员,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从通信学校挑选了我以及魏佐坤(后叛变)、吴梅容、徐恢范(1940年被派到湖南省委建地下电台,皖南事变后,消极脱党——整理者注)、肖敏(原名胡玉梅)、李冠华、贾均秀(贾政)7名女同志。
通信学校对选派人员要求很严格,校领导及王诤局长分别与我们谈话。随后,我们去杨家岭见周副主席,他与我们逐个谈话。周副主席很和蔼。他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讲明外出工作的重要性,将要遇到的复杂环境,要我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服从领导、严守机密、遵守纪律等等。听了周副主席的教诲,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
5月,我们随周副主席离开延安,分乘4辆大卡车前往重庆。卡车驶出陕北后,进入国民党统治区,沿途都有军警盘查, 每次都由周副主席前去交涉。事后回想,如果不是周副主席亲自带领,这么多人安全到达重庆,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路上,我认识了周副主席的副官钟韵,他负责路途中的具体事务及内外联络工作。得知他是江西兴国人,参加过长征,我非常钦佩。

请谈谈在红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答:抵达重庆后,我与李冠华、吴梅容被分配到重庆办事处电台任报务员,其他人员派到桂林办事处。

杨力平(右)与战友李冠华

办事处的报务工作很繁重, 人手少,当时肖贤发是台长,报务员是杨才和肖贤发的妻子张元。我们新来的3位女同志起初担任实习报务员,一个月后,开始独立上班。人手增加后,机器24小时运转,报务员轮班。最初,电台设在一楼,在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办公室隔壁,后来搬到三楼。
生活上,延安条件很艰苦, 我们整天吃小米饭,难得吃上一顿白面。蔬菜是自己种的大白菜、土豆。到了重庆,有大米、白面吃。只是蔬菜种类少些,我们常常吃牛皮菜。
下班后,我们只能在办事处大楼活动,从不走出院子。周围都有特务监视,怕出危险。有时办事处内部开晚会,有时在救亡室放映电影。电影是租的,都是进步影片。另外就是组织大家学习,听报告。在二楼,周副主席经常给我们讲国际国内的形势,我们就坐在楼道里、楼梯上听他作报告。
1941年5月,周副主席派我到桂林建立地下电台。临行前,周副主席找我谈话并交代任务。当时,我与钟韵正在谈恋爱,谈话时,钟韵也在场。我离开红岩后,钟韵参加了3个月的无线电培训。8月,周副主席派钟韵到桂林,他是电台负责人,我是报务员。
在桂林,我们的掩护职业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人员。这一时期,我和钟韵结婚了,后生下长子钟大昭。1943年1月,组织上调我们回重庆办事处,同年,又被派到昆明建立电台。周副主席亲笔给职教社云南办事处主任孙起孟写了介绍信,请孙先生给我和钟韵安排掩护职业,照顾我们的生活。

周恩来给您姐姐写过一封信,是怎么回事?

答:自1940年5月离开延安后,我跟姐姐一直音信杳无,她始终惦记着我。1944年,姐姐在陕西米脂县印斗区任区长,她的上级冯文彬(时任中共米脂县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要去延安开会,得知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了,姐姐希望通过他打听我的消息。于是,她给周副主席写了一封信,托冯文彬带到延安。
周副主席接到来信后,在百忙中亲笔回复,并请冯文彬将信交给我姐姐。我记得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林彬同志:

冯文彬同志带来你的信收到 了。杨莉萍同志既是你的妹妹, 当然你要悬念他,而且早就应该来信问我的。他于四〇年随我出外工作后,不久即与军队中老干 部钟韵同志恋爱后同去桂林。四一年在该处结婚并取得职业掩 护。四三年回重庆,当时已生小孩,我忘了是男是女,不久已去昆明,现在该处有职业,情形亦好,惟因属于大后方工作,我不能将通讯地址告你。在去年我见他俩时身体尚好。莉萍年小,自 然免不了孩气,所好钟韵尚肯帮助他,故彼此相处甚得,此点望你放心。匆匆函告。

祝你健康!

周恩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

姐姐收到这封信,知道了我的情况,高兴极了。她非常珍视这封周副主席的亲笔信,在极其严峻的战争环境中,完好地将信保存了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姐妹重逢,她告诉我这件事。我和钟韵很感激周副主席对我们一家的关怀。

那条毛呢军毯背后又有哪些故事?

答:那条毛呢军毯是钟韵的。钟韵原名钟能铮,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隆坪乡隆坪村人。1930年春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是李克农的勤务员,后担任过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保卫局干事、科员,二局谍报译电员,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并参加长征。
途中,钟韵不幸病倒,发高烧,不能随部队继续战斗,只好留在当地。李先念给他留下一封介绍信、3块银圆、一包藏红花、一顶帐篷。在雪山上,钟韵无人照顾,渴了,化点雪水喝;饿了,烤马肉吃。毕竟年轻,没有吃药,高烧竟渐渐退了,身体恢复后,他便下山找部队。
钟韵孤身一人,忍着饥寒,经甘肃河西走廊,渡过黑水河, 出万里长城,入沙漠地带南渡黄河,沿途乞讨,历尽千辛万苦,于1937年夏在甘肃会宁找到部队,接上关系。抗战全面爆发后,前线需要人,钟韵前往第129师刘伯承的部队,担任锄奸部科长,转战山西的辽县(后改名左权县)等地。1939年底,钟韵带队,率领一批团级干部到延安,他在枣园社会部学习。1940 年5月,周副主席从社会部选调副官,经过推荐,选中了钟韵。
我和钟韵结婚后,看见他随身带着一条毛呢军毯,曾问过毛毯的来历。钟韵说,这是他在前线参加对日作战时的战利品,领导给他作纪念。后来,我俩做地下电台工作,无论辗转何处,始终带着这条毛毯。(2001年,红岩革命纪念馆访问杨力平时,杨力平将毛毯无偿捐赠给纪念馆——整理者注

您曾经珍藏了一块瑞士西马(CYMA)表?

答:这块瑞士西马表,是张文彬(原名张纯清,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井冈山保卫战;在延安时,曾任毛泽东秘书;西安事变后, 参加对蒋谈判工作;曾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大力营救被捕的西路军指战员;1940年6月, 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方局之下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张文彬任副书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负责疏散被困于香港的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1942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4年8月牺牲——整理者注)送给钟韵的。

张文彬送给钟韵的瑞士西马表

钟韵在延安枣园社会部国家保卫局工作时,与张文彬是战友,两人关系很好,张文彬送给钟韵一块瑞士西马表。1941年5月,我被派到桂林建立地下电台,临走时,钟韵把这块表送给我。我带着电台的波段呼号,为了安全,童小鹏将波段呼号藏在这块表的表壳里。无论什么情况下,我始终带着它,小心保护着藏在里面的秘密。我安全抵达桂林后,建起了秘密电台。这块表也一直跟着我,保存至今。(2001年,红岩革命纪念馆访问杨力平时,杨力平将瑞士西马表无偿捐赠给纪念馆——整理者注

钟韵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之一,做秘密电台工作期间曾遇到哪些情况?

答:1941年5月,我去桂林建立秘密电台。8月,钟韵化名沈志诚,被外派到桂林领导秘密电台工作,我俩生活战斗在一起。

杨力平与丈夫钟韵

解放战争时期,我和钟韵在上海做秘密电台工作,属于刘少文(张明)这条线。1949年,与我俩电台联络的同志被捕了,他们也是一对夫妻,女的不堪酷刑,叛变了。当晚,刘少文得到情报,赶来通知我们立即撤退。
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林泽敏一家,她是林伯渠的侄女。这时候,我和钟韵已经有了3个孩子,一家五口。林泽敏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在老家湖南),一家三口。我们两家人,拖家带口的,目标很打眼。钟韵决定分开行动,到香港碰头。我们辗转到了香港,继续做秘密电台工作。
这期间,得知李白(也是李侠原型人物之一)遇难了,我们很悲痛。在香港,我们先后建了3个秘密电台,我与一位女同志轮流值班。秘密电台是备用的, 只是每天保持联络,电报很少。
广州解放后,钟韵和林青秘密地去了一趟华南分局。广州刚解放,需要人手,华南分局要求我们回广州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12月25日,我们离开香港,乘火车回到广州,结束了10年的秘密电台工作,开始参与建设全新的中国电信事业。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未经口述人审核,题目为整理者所加。整理者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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