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喜艳 | 我的叔叔

我的叔叔 

叔叔今年高龄81岁了，身体还可以，一顿饭能吃一个馒头，两碗粥。

父亲兄弟四个，父亲老三，叔叔最小。父亲94年去世了，兄弟四个如今只有叔叔健在。叔叔有点智障，没念过书，不识字也不会数数。叔叔的智障也不知道是先天，还是后天受到的惊吓，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他小时候在地里捡柴，捡到一个日本鬼子丢下的炮壳，用镰刀敲，结果爆炸了。叔叔的右手上的四个指头指被炸的残缺，一只眼睛被炸成玻璃花，外表看不出来，实际上没有视力。叔叔因此没有成家，一直和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村上人有的叫他傻瓜，我们姊妹几个只要听见，就很气愤。叔叔从来不恼，仍乐呵呵地答应。

在我的印象中，叔叔是世界上心灵最善良最淳朴最洁净的人。且不说他如何溺爱我们姊妹七个，我们村的人，无论是成人或者孩子，只要说声有活让叔叔帮忙，叔叔从不推辞，毫不犹豫地跟人去了，即使连根烟不吸，连顿饭不吃也毫无怨言，下次叫仍去。母亲心疼他，为此没少唠叨他，叔叔仍乐此不疲。

叔叔右手虽然残缺，但在我的眼睛里，叔叔却很心灵手巧。我们姊妹几个小的时候，叔叔用麦秸秆给我们扎的蝈蝈笼子、编的捡麦子的小篮子以及其它的玩意儿，那种精致，不知道吸引多少同伴羡慕的目光。叔叔还会用麦秸秆编坐垫、用杨树条柳树条编篮子筐子，还会扎笤帚。就是现在，邻居们有时还让叔叔扎笤帚。可是叔叔也很笨，家里喂的鸡只要超过十只，就数不清了。自己不会看病，到现也没学会吃药，一有病，就把药片放在粥里，嚼着苦药咽下去。最关键还不会花钱，自己一个人进城，从来不花一分钱，不知道是不舍得花还是怕别人少找他钱。

从某种程度上说，叔叔在我心里的位置早已超过父亲。小时候看电影看戏，看不见就坐在叔叔的脖子上，有时候叔叔背着我走几里路，去邻村看电影。叔叔并不宽厚的背不仅仅背过我们姊妹七个，还有我们的孩子。女儿小时候我带着回家，叔叔总是抱着她去田野里看风景。今年端午节，妹妹带她五岁的女儿从洛阳回来，中午我们都睡午觉，她不睡，在院子里挖沙坑，叔叔就在大太阳下陪她。

我们回家，有时候提前打电话，不管拿没拿东西，妈妈就让叔叔在公路边接。尤其是哥哥妹妹从洛阳回，叔叔一等就是几个钟头，似乎不等到人就没法回去给我妈交差，叔叔也是心甘情愿的等。我们回家，鸡从来都是叔叔杀给我们吃，临走从家里带的鸡蛋、玉米面，又是叔叔拿着给我们送到车上。我还有一个坏毛病，只要回父母家，不知道为啥，吃饭总要剩下。总是想都没想，习惯性地就把剩饭剩菜倒进叔叔碗里，我发现二姐和妹妹也这样。并不是为了节约，其实家里养的有鸡猫。这可能是表达亲密的一种方式吧。这辈子，叔叔是吃我剩饭最多的人吧。

大姐、叔叔和我在一起劳动的时候最多。大姐没出嫁前，种地、收割、交公粮、磨面、买煤几乎都是大姐和叔叔一起干的。当然都是以大姐为主，大姐干的多。大姐出嫁以后，我离家最近，这些活我和叔叔一起干的比较多。前些年交粮买煤，从地里往家拉麦子玉米，大部分时间我出力很少，只是陪着叔叔。这几年不种地了，叔叔也老了，干不动了。

我幸福的童年，很大部分是叔叔给予的。因为父亲曾是军人，很严厉，脾气坏。再者在我很小时候，父亲害场大病，从此耳聋，和他说话像吵架，还得伏在他耳边说。叔叔脾气很好，几乎没发过火。早年叔叔为生产队养牛，去田里犁地，我就站在牛后边的拖车上，听着牛铃铛叮叮铛铛的响，看着牛不仅不慢地走在寂静的乡间小路上。玩叔叔赶牛的长鞭子，坐在地边的树荫下，看他吆喝着牛犁地，白哗哗的犁尖插入黑土地，喧腾的土在他身后翻滚。

犁红薯地的时候，我就跟在叔叔后边捡红薯，不一会就捡了一篮子。牛犁的浅，遇见大块埋得很深的红薯，叔叔就吆喝牛停下，用牛鞭把红薯剜出来。别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我拾红薯，她们拿铲子刨地，半天也找不到一块遗留的红薯。在那样的年代，红薯就是人间的美味，是我们的粮食和点心。那个年代，父亲是反革命，七个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叔叔和父母一起相濡以沫，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就是现在，也是叔叔在家陪着母亲，照顾母亲，我们才得以安心在外面工作。

叔叔为生产队养了好多年的牛，叔叔爱牛，从来不舍得把鞭子落在牛身上。我觉得叔叔这辈子活在世上，就像一头任劳任怨的老牛，只知低头干活，从来不要求什么。村上有些老人现在羡慕叔叔，说他没儿没女，却有这几个孝顺的侄子侄女。其实叔叔在我们心中，早已是伟岸的父亲，他给予我们的，我们今生今世永远也回报不完。

叔叔，愿您长命百岁，如果有来世，愿做您的女儿！­

郑喜艳，女，出生于67年10月，基层公务员，喜欢读书旅游，希望书籍和行走能滋养一颗丰富的灵魂，偶尔写点小文，记录生活的点滴。年轻的日子没来得及珍惜，只能认真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