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世界重又陷入封锁中
几乎就在去年的此时此刻，疫情开始成为我们关注讨论的话题。那时我们迫切地想要逃避，把 2020 甩到身后去。但是，当 2020 真的被甩下后，才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并没有简单地随之消失。
在今天分享的这篇《在全世界附近》中，我们来回顾过去一年里全球面对疫情的经验与教训，也思考如何面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文章摘自《单读 25 · 争夺记忆》，原载于瑞士老牌杂志《报道》。
《单读 25 · 争夺记忆》
吴琦 主编
单读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0-12
（点击封面购买此书）
在全世界的附近
撰文：《报道》 杂志（Reportagen）
译者：王晓璐
雅温得，喀麦隆（Yaoundé，Cameroon）
阿敏德·布莱斯·阿塔邦（Amindeh Blaise Atabong）
还有几个小时就晚上 6 点了。雅温得通常繁忙喧嚣的主街道有些反常。晃晃悠悠的出租车、私家车、摩托车，都载着乘客颠簸着穿梭在混乱的交通中。这场景极具戏剧色彩，就像是《圣经》里的一场大决裂。但实际上是一场觥筹交错的狂欢。比如，有个弱不禁风的老人，和很多人一样，图着能在禁酒令规定的 6 点之前，尽情灌下尽可能多的这种宝贵的液体。老人迫切地走到一个拥挤的酒吧，小声咕哝着——想必是在计算着当日的饮酒预算。他在一
位年轻姑娘旁边找了个座位，一口气要了六大瓶啤酒。一会儿摘下口罩，一会儿又戴上，他左右开弓，一瓶接着一瓶地喝得见了底。这位酒鬼表示自己这把年纪了，一旦染了病毒，老命难保，所以希望可以和啤酒瓶子来一场最后的亲密接触。他从没料到居然会有一天，自己的手比嘴喝的酒还多（手上涂的消毒酒精超过饮酒中的酒精含量）。时针一指向晚上 6 点，老人和其他的酒鬼们就准备好把自己锁在酒吧里以躲避执法人员的愤怒，他们非得在回家之前过足瘾不可——管他有没有病毒。
开普敦，南非（Kapstadt，South Africa）
伊芙·费 尔班克斯（Eva Fairbanks）
我们如此牵挂着左邻右里，但是却无法和他们相见。在南非，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在种族隔离的过去，政客们竖起有形的屏障——用废矿场和铁路来隔离穷人和富人、 也隔离黑人和白人。他们是这么盘算的——假如人们看不到彼此，对彼此就不会有忌恨和顾虑，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就算他们只相隔 100 米远。
从 3 月份开始，南非进入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严格的全国封锁状态：禁止喝酒，邮寄，或者散步。西方的观察者推断会有暴乱发生。毕竟，我们是一个贫穷的非洲国家。
但是，每个南非人都深谙被禁止爱自己的邻人有多么痛苦，所以他们深知，能够为邻人做出牺牲是一项特权。
因此，我们的大多数街道就像舞台布景一样空空荡荡。一位自己经济拮据的朋友，为在 Facebook 上说自己正饿着肚子的陌生人筹集了一万美元。有些人问她需不需要他们正在挨饿的证明。她说，我们必须敢于盲目地去爱。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去爱呢？
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Bucharest，Romania）
奥娜·菲利普（Oana Filip）
“他时日不多了。但是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可以继续住在这里。他就快死了。”房东妻子第一次见我们便这么讲。她有着波浪一般的金发，大眼睛，脖子上戴着一枚木制的十字架。“他还不知道实情。他知道他自己生病了，但不知道如此严重。他必须开始做化疗了，但就目前的状况看，我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医院说会给他打电话，但到目前为止一点音信也没有。”我们是在共产主义公寓大楼前谈的这番话。那天有风，树上都开满了花。我们身旁堆着我买来的食物，是为第一次不能和父母一起过的复活节而准备的。“如果有我们能帮上忙的地方尽管说。或许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开车送他去医院。”我男友说。“对，请一定告
诉我们。”我附和道。但是隔着口罩安慰别人，总是有点困难。
德里，印度（Delhi，India）
维诺德·K·何塞
（Vinod K.Jose）
我挚爱的医生，
我没能为你找到一块六尺宽、八尺深的安眠之地。
我们目睹了千万人告别他们的病床，再次走进这个世界。
在最残酷的阴差阳错下，你恰恰没能得到你给予他人
的尊严。
这个世界，请你听好：
两个小时内，我尸骨未寒的医生被两个公墓拒之门外。
人们把我们当成了拖着可疑赃物的走私犯，落荒而逃。
他们唯恐你的尸体会令病毒蔓延，
于是他们冲我们扔棍子和石头，
搞得我们头破血流；
我们不得不逃跑，
将他抛弃在漆黑的暗夜里。
向警察求助，
他们带着上了膛的枪赶来。
午夜降临，我用铁锹挖了坑，
放下尸体，
慌忙用双手把泥土往下推。
这个世界，请你听好：
你们竟如此埋葬一位良师，
一位多年的榜样。
你们把医院命名为：新希望。
我把你们的墓地命名为：无希望。
我挚爱的医生，
你的良善可亲是一座灯塔，
你的服务精神是我的北极星。
不论是神经衰弱还是强酸袭击，你都疗之以爱，
从金奈到尼日利亚，你办起了免费的医疗营地，
你美丽的神性之光，
此刻正长眠于午夜大地的坟茔之下。
我的手上还残留着泥土的味道，
上网搜索你的名字。
第一个结果是：
“西米恩·赫尔克里士医生,工作日的早晨10点至晚上8点
可网上预约。”
汉诺威，美国（Hanover，USA）
萨拉·史怀哲
（Sarah Schweitzer）
前几周去超市，我是仅有的几个戴了口罩的顾客之一。我感到有点难为情。这是在敦促公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的新倡议出台之前的事。快买完菜的时候，一位女士迈向了我身处的走道。她没像其他人一样走到我对面去。她只拿了几个货品，其中有一个盆栽，她咧嘴笑着。她走得越近，那笑容就越显得夸张，透露着一种信息：我的口罩很荒唐，就像一个偏执狂的洞穴。我们居住在一个农业州的自由主义的大学城里。也许，她是一个忠实的福克斯新闻的观众，不相信科学。我从另一个方向逃走了。“你能相信吗？”我一回家就跟我丈夫吐槽在超市的遭遇。“嗯，”他说，“或许她也惶恐不安，笑只是一种掩饰而已。”后来，我平静了下来，又回想起她和她脸上的笑容。也许她不是在讥讽我。那笑容是她的“口罩”，把焦虑和恐惧遮掩起来。
吉隆坡，马来西亚（Kuala Lumpur，Malaysia）
鄂龙·李（Elroi Lee）
马路上空荡荡的，酷暑难熬，但是在超市的门口，聚集着一小群人。我们环绕在一瓶消毒洗手液周围。不用言说的规则是：涂上洗手液，你才可以进超市。每个人都迫切地想来一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相反，我们紧张兮兮地，在互不触碰的你争我夺中转圈移动，就好像我们的呼吸将我们与彼此分离。当你总算慢慢凑到了洗手液前，整个混乱的人群也认可了你的领取资格，你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起这瓶洗手液，涂上它。这一时刻简直堪称神圣。然后你走向配置着日光灯和空调的货架过道，看到里面挤满了人，每个收银台前都排起了长队。你开始埋怨这一切都是宗教集会的错，但是此时此刻几乎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于是你加入了收银台前的队伍。
布鲁克林，美国（Brooklyn，USA）
萨拉·戴明
（Sarah Deming）
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我的家人不愿意靠近我。我的堂兄在窗外的一架梯子上站着。我无法责怪他们。他们那座城市里的火车站像是一座艺术博物馆，而我这边的则像座
疗养院。下车后，我把手揣在奶奶给我的那件外套的兜里，回避目光，乘上扶梯，从一片歇斯底里的人群里穿过，回到我自己的城市。没戴口罩的男孩们在一个光线幽暗的大帐篷下玩滑板。我走过空无一人的大道，路过两旁橱窗里被灯光照得亮闪闪的手袋，想起奶奶有多爱她的那些小小的奢侈品。我又路过一家大酒店，她曾穿着那条黑色的裙子站在它的门前。脚很痛，我开始在口罩后啜泣，但是我很庆幸，能够告别也是一种奢侈。在我住的街角的一家墨西哥快餐馆前，一个陌生人让我抚摸他的斗牛犬。我感激地说道，“谢谢。我很需要这样的安慰。”他回答道，“我们现在都很需要。”
里约热内卢，巴西（Rio de Janeiro，Brasil）
卡 罗尔·皮雷斯（Carol Pires）
每天晚上 8 点左右，我们都能听到邻居敲锅的声音，他们在抗议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坚持否认新冠疫情的严重性。这是每天最精彩的一出戏。狗狗们被激怒了，到处跑来跑去寻找噪音的源头。这出戏刚一拉下帷幕，我十个月大的女儿就睡着了。在一场瘟疫中抚养一个婴儿，是我当初决定当妈妈时绝没有预料到的。要了解尽可能多的信息且不至于焦虑，又要
在照顾一个刚学步的婴儿的同时专心写作，这一切经常让我感到挫败。最初，比起整天跟着她在屋子里转悠，其他 任何事都显得更迫切。每日的敲锅成了一种提醒——我们闭路循环的生活又绕了一圈。几个星期过去了，我的焦虑不安变成了绝望，随后又变成听天由命。隔离了一个月后， 我打量着我的宝贝女儿，对她咯咯欢笑时无忧无虑、纯然快乐的样子心存感激。当她试图站起来却又跌倒的时候， 她只是继续爬向下一次冒险，确信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机会。
开罗，埃及（Cairo，Egypt）
优素福·瑞卡（Youssef Rakha）
一位乘客无法停止咳嗽，拥挤不堪的小型巴士突然一个大转弯，在路边停下来。
司机转向他，用指责的语气说道，“你这听起来是干
咳。”
“有很大一口痰呢。”乘客反驳道。
“给我们看看！”
于是，在巴士可以继续沿着尼罗河前行之前，这位乘客必须把他吐了痰的手绢展示出来，一块绿色的黏液明摆着糊在白白的手绢上。
“你看看，”他冲司机厉声喝道，“一点也不干。”
接着，他扫视了一下其他的乘客，这些人慢慢地在两个人之间转换目光，围观着他俩你一言我一语。
“我发誓我也没有发烧。”他说。
阿姆斯特丹，荷兰（Amsterdam，Netherlands）
卡特里恩·戈特利布（KatrienGottlieb）
他们坐在那儿好一阵子没有说话，年长的男孩在吃雪糕，另外那个，貌似是他的弟弟，在假装读一本书。两个男孩显然是从家里被赶出来的。
“拜托你们别成天盯着电子屏幕，天气多好，出去透透气。”他们的父亲或母亲一定这么说过很多遍了。但是他俩并没有什么值得起身出门的好理由。“外面没什么事情好做。我们不像你们，我们才不出去散步。”他可能还会扮出一副老头子的怪相，来强调他有多么不乐意。但大人们常常是不可理喻的，所以转眼两个孩子发现他们自己来到了公园的长椅上。
吃雪糕的那个孩子的脸颊突然泛起了西瓜一样的粉红色，因为一个看上去跟他差不多大的漂亮女孩坐到了他的旁边，丝毫不遵循我们不断被提醒注意的社交距离。六个星期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为这个依然无法用科学证实的防护策略感到恼火，但是没有人敢和病毒赌一把。
此时他着实陷入了一种困境。要求女孩遵守新的安全规定，就等于给他的社交机会判了死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戳了戳弟弟，发出轻微的嘘声，示意他滚远一点，给他未来可能的女友腾出点位置，这事儿谁也说不准嘛。然而弟弟没有领会这个暗示，大大咧咧地喊起来，声音大到周围的人都能听到，“为什么要赶我，你是不是有毛病！”他脸上泛着的西瓜红本来已经褪去，这时又浓墨重彩地重新登场，变成了深红。
而女孩早已悄然无声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