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4）台北故宫博物院（六）

305、307吉金耀采——中国历代铜器展吉金耀采，是台北故宫的青铜器常设展厅，展示从商到汉的铜器，夏至战国中期为中国的青铜时代，这个时期的铜器用途多样，既有礼器又有兵器及日常用品。自铁器和陶瓷技术逐渐成熟后，铜器的地位被取代，因此汉代以后铜器主要是做为铜镜及钱币。
这个展区的青铜器可以说虽然具有一定水准，但稍嫌不足，这是因为1949后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上已与台北故宫无缘，而今天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发现是在1949以后，如曾侯乙墓、三星堆、二里头、陶寺。至于像殷墟这种在1949以前已出土的则是放在中研院。因此单纯以青铜器来讲，台北故宫比不上北京国家博物馆。但仍是有不少精品在这裡，不过台北故宫青铜器中最重要的毛公鼎并不在这个展区，而是在展区之外独立展出。
中国青铜时代开始于夏代晚期（约西元前十七世纪初），历经商、西周、至东周，前后一千五百年左右。秦、汉以后铁器兴起，但铜器仍沿用不替。
珍贵的青铜铸器只有贵族才能使用，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除了部分用来铸造兵器、乐器外，主要铸成祭祀容器，以盛装祭品、献祭祖先，祈求家族生命之绵延不绝；而经由祀典中礼器陈设的多寡，也突显了贵族的身分与阶级。铜器，是构成商周贵族社会中最重要的礼器。
商周时代（公元前1600-220）是中华文化建构的重要时代。政治上，由政权与神权合一，转为礼教和人文意识之觉醒；物质上，青铜冶铸的发达，开启了礼兵器用的新纪元；工艺技术的突破，促成了百业的勃兴；精神上，将国之大事“祀”与“戎”，透过铜器的造型与纹饰，寄託对天神祖先的敬畏和心灵的沟通，也经由“铭文”的铸刻，实录了当时祭飨、征伐、赏赐、册命等场景。
青铜文明 ，在钟鼎彝器的礼与乐中赞扬；在立功祭祖的“祀与戎”中颂赞，在周人范铸纪铭的“其命维新”与“郁郁周文”里娓娓诉说；历经东周繁华绚丽的新阶段；到秦汉的统一，铜器虽逐步退出礼制的中心，却转化成为一种典型，更加的深入思想、文化的底蕴，而中华文化之美，即深藏在此一器一物之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商代青铜器

商 蟠龙纹盘
高16.3公分，口径43公分，腹深7.5公分，足高8.2公分，重5240公克
盘面蜷伏一龙，龙首正居盘心，突起於盘面，为晚商典型的兽面；盘面边缘则环绕以夔纹、鸟纹、鱼纹，整体风格庄重古雅。在铸造痕迹的遗存方面，圈足内部与器底相接处有六条加强筋，以加固强圈足与器底的接合。圈足上有三个方孔，正与范线位置相应。考古资料显示，商代墓葬中以盘、盂等大型水器陪葬并不普遍，尤其此器盘面又装饰着庄严的龙纹，应该是等级较高的贵族才享有的陪葬品。

商晚期　铜倗祖丁鼎
高85.5 cm，重94.65 kg
倗祖丁鼎是商末周初盛行的大型蹄足鼎，应是在商周之际特殊礼仪活动中的盛食祭器。颈部饰带状兽面纹一道，柱足兽面纹作高浮凋獠牙狰狞状，亦是此期兽面纹样的典范。铭文三字，是族徽与亲属称谓的组合，乃早期彝铭的通例。鼎重94.65公斤，是本院最重的器物，原置于清宫养心殿门厅。鼎彝重器、邦国至宝，倗祖丁鼎确可当之而无憾。

商晚期　铜乳丁纹羊首罍
高37.3 cm，口径 31.3 cm
罍为大型盛酒器。此器体态宏伟，纹饰丰富多姿，四个高浮凋的羊首、间隔以扁平的立鸟，腹部的乳钉雷纹、繁丽突点与钩状棱嵴，一起营造出视觉的强烈张力。全器造型与诸多装饰特徵，虽具有商文化中心区的青铜器特徵，却又透露着商代中原作风与南方装饰手法的完美结合。器身身厚底薄，亦为某些南方铜器的区域特性。！

商代晚期 嵌绿松石兽面纹钺
长20公分，刃宽13.5公分
钺的内部镶嵌精致的绿松石，显示持有者的尊贵。为仪仗礼器，非实战使用之兵器金文，人持钺形。

商晚期兽面纹盂

殷墟为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距今3400~3100年。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及其周围，面积约24平方公里。在殷墟发现的众多墓葬和遗址中，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与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出土文物多而精美。
殷墟时期 亚丑方簋
高20.7公分，径11.9*17.6公分，重4945公克
亚丑铸器多次出土于山东益都苏埠屯，学者或以为即《左传》之薄姑氏，晚商时极盛，至西周早期为成王所灭。存世具铭之亚丑铸器，约四成为方形器，与妇好墓所出方尊、方彝、方罍、方缶、方壶、方斝及方鼎，共同建构起晚商铜器造型之绚烂异彩。本器时代属殷代晚期，因有铭文“亚丑”二字，故名曰“亚丑方簋”，器身装 饰鸟纹、夔龙纹、兽面纹，由六道上下三段的高耸棱脊均匀分割，最特别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