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龙顺成
至于买家具，彼此保密是有的，生怕对方捷足先登，自己落了空。待买到手，又很想给对方看看。如此十多年，一直到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三十多年前梦家给我看所藏的漆器、版画、竹刻时对我说：'我现在致力于专业研究，待年老时再做些专业以外有兴趣的工作’。不过我相信他最钟情的还是明式家具。如果天假其年，幸逃劫难，活到今天，我相信早已写成明代家具的煌煌巨著。这个题目轮不到我去写，就是想写也不敢写了。”1984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在香港出版，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中国人撰写的关于传统家具文化的著作。作者亲自设计的扉页有这样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诚哉斯言。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前，王世襄先生和陈梦家先生总是暗地里较劲般地跑鲁班馆，跑龙顺成，时而看器物，时而修缮家具。文革前的十七年，从三反五反开始，反右，四清，一直到文革，历次政治运动中种种失意，甚至到1957年两人同时都被错划成“右派”，都没有中断交往，对传统家具的共同爱好，陪伴着两人走过人生中的坎坷与蹉跎。关于王世襄先生和陈梦家先生交往的故事，龙顺成的李永芳老师傅清清楚楚地记得，《名师家具珍赏》上那张明铁力木大炕案，就是王世襄先生为陈梦家先生确定的款式，李永芳师傅当年用明代的老铁力木改制而成的。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断了王世襄先生的收藏事业，结束了陈梦家先生的宝贵生命，也让东风压倒西风下的龙顺成，如凛冽寒风中的一株野草，不能自己的随着风的方向，不辨西东。堆积如山的老旧家具，充斥着龙顺成的仓库，地面上堆满了就层层叠叠地堆起来，越堆越高，一直顶到天花板；仓库里堆满了，露天的平地上也渐渐被灰头土脸的老旧家具肆无忌惮地遮盖，甚至连龙顺成附近的生产队的简易库房也被借来堆放龙顺成摆放不下的四旧。就这么对付着从1966年的破四旧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初。七十年代初，随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非拉兄弟的拥戴下重返联合国，以及大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强硬反共的尼克松总统跨越意识形态分歧破天荒地造访北京，中国外交领域自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以来的困顿局面，终于被打破。1972年，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出口传统家具为国家创汇又再度被提到龙顺成的工作日程上来。早在六十年代，龙顺成就通过北京工艺美术品进出口公司出口高仿红木家具到东南亚，北欧，东欧以及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产品大部分出自杨耀先生的设计，主要品种包括：红木珐琅圆绣墩、三线绣墩、如意绣墩、花梨石面六角花台、花梨石面圆花台、五腿花台、红木套四几、红木二屉三节柜等。只不过在六十年代，因为外交格局上面临西方强权国家的贸易封锁，与苏联老大哥的交恶又极大地限制了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正常贸易往来，总体而言，传统家具的出口还只是处于刚刚起步的涓涓细流。从七十年代开始，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与东南亚诸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仓廪实而知礼节，当地民生的改善带动了当地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与传统家具的需求，对港澳与东南亚地区的套装红木家具出口规模越来越大；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龙顺成开始尝试通过外贸出口产品到日本，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按照日本家居生活要求制作的红木榻榻米炕桌，花梨木制日式格子茶柜等，每年出口规模很快就达到过千件的数量。外贸公司长年派人驻厂监督生产，查验产品质量，百年老店龙顺成，在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把京作红木家具制品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出口。这里很自然地会引人好奇：中国传统家具出口到港澳和东南亚很容易理解，血浓于水，港澳也好，东南亚也好，华人是当地社会的主流，中国大陆破四旧，海外的华人，对历史传统文化还是保持着认同与珍惜。为什么隔海相望的东瀛日本穿和服，睡榻榻米，与中华大陆的起居文化差别明显，竟然也对中国传统家具情有独钟？说到中日起居文化的差异，就不能不涉及到历史的变迁了。上下五千年，从上古时代开始，黄河流域中华民族的起居文化，原本是席地而坐的，简单地理解，睡榻榻米的日本人，在起居上反倒是更接近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有史为证：《论语》中记录有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起居，就有“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礼数讲究，两千多年前的黄河流域文明，还没有桌椅板凳这样的起居习俗。席地而坐，不是说以地为席，直接在地上坐着，而是要先在地面上铺张席子。生活起居都在席子上，睡觉也在席子上面，稍讲究一点的，坐时在大席子上还要再铺上一张小席，谓之重席。另外，席子在建筑中要放端正，即席子的四边要与建筑的边、壁平行。不平行，就是《论语》中的“席不正”了，这不合“周礼”，于是号召“克己复礼”的孔老夫子不肯坐下去。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汉代故事，叫做管宁割席：汉管宁，字幼安。少好学，与华歆同席肄业。有乘轩过门者，歆废书往观，宁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坐一木榻，积五十五年，未尝一箕踞，榻上当膝处皆穿，征命凡十至不起。中华民族是从何时开始从传统的席地而坐改变成如今的垂足而坐的呢？王世襄先生考证的结果是：从南北朝开始，垂足坐渐渐流行，南北朝之后的隋唐，是席地而坐与垂足而坐这两种起居方式消长交替的阶段。到了宋朝，才完全进入垂足而坐的时期，一直到现在，成为中华民族主要的起居方式。因为起居方式的变化，才导致日常使用的家具形式随之发生演变。席地而坐的年代，所用家具普遍比较低矮，这是与使用者在建筑物中的位置相匹配的。后来坐得高了，各式各样的高形家具才有客观的需要。比如席地而坐的时候，席子上摆设的炕柜既用于储藏物品，在高度上也适应于使用者的方便，可靠可倚，举手可及；后来坐到椅子凳子上了，那种要搬着梯子才能爬上去的四件头顶箱大柜才不那么突兀，可以堂而皇之地占据日常起居地的主要位置。历史上，一衣带水的日本在隋唐时代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在他们的日常起居方式中留下深深的痕迹。所以至今依然保持着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反到是中华民族自身在后来的一千年中先后经历了蒙古元朝与满清的异族统治，不断地融合了游牧文明的新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民族喜爱中国传统家具的根源，是隋唐时代源源不断的“遣唐使”所建立的两国文化交流的延续。也正是因为这一历史上的深厚渊源，东瀛列岛一直有文化界的人士以正宗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而自居。关于这一点，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只不过，我们中华民族是很善于“拿来主义”地消化吸收外来文化与外来文明的民族，中华文化具有这种开放式的优点，不固步自封，因而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虽历经多次的外来强权统治，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既然传统的华夏起居方式是好好的席地而坐，为什么要变成垂足而坐？这其实同样是北方游牧文明与黄河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相互融合的结果。《资治通鉴》中记载有战国时期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叫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贤者察焉。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国人皆不欲，公子成称疾不朝。王使人请之曰：“家听于亲，国听于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从政先信于贵，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熟图之也！”使者以报。王自往请之，曰：“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农耕文明在生活起居形式上接受北方游牧文明影响的例子。中华民族从席地而坐改变成为垂足而坐，也是同样的逻辑。原因很简单：垂足而坐，舒服。从前没有现代科技，不可能说出“席地而坐饮食起居，坐姿压迫腹部胃部，对消化与血液循环不利”这样的科学道理。可只要把两种方式分别比较一下就明白：不仅垂足坐得更舒服，人的视野格局也因为高坐而开阔了许多。我们中华民族是很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民族，于是不仅胡服，接着还有胡坐。为什么说垂足而坐是胡坐？游牧民族马背为家，马鞍后面挂着马扎。这马扎，就是胡坐的始祖。马扎又叫交杌。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床”， 胡床，汉代自胡人传入，为垂足之坐，如今之行军椅。宋人高承在《事务纪原》中引《风俗通》的话说：“汉灵帝好胡服，景师作胡床，此盖其始也，今交椅是也。所谓床，《释名》云:“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广雅》云:“栖，谓之床。”装，载也，栖也，皆为人坐卧之用。胡床由八根木棍组成，坐面由棕绳联接，后世称为马扎。这马扎既轻便又可以折叠，是很实用的坐具。于是农耕文明的汉人“拿来主义”，反正汉朝的时候还没有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一说。后来嫌这马扎虽则轻便，但为了迁就轻便折叠而牺牲了稳定性，于是把四条腿固定，马扎就成了凳子，再后来，凳子上加了靠背，就成了靠背椅；靠背椅安上扶手，就成了扶手椅；扶手椅加宽加粗，变成了宝座；扶手椅把靠背扶手连成弓形的椅圈，就成了圈椅；圈椅把固定的四条腿还原成马扎的交叉折叠款式，就成了交椅。反正这形形色色的各种坐具，就是这么随着历史长河的冲刷一路演变出来的。随着坐具的登堂入室，人的支撑点从地面的席子上凭空拔高坐起来了，于是与之高度相匹配的几案桌台纷纷粉墨登场。这就是承具。最古老的中国家具，是几。字如其物，典型的象形文字。然后才有案，桌等等等等的衍生衍化形式。关于桌案，一个通俗的说法是：小几为桌，大几为案。后来有学者进一步严谨定义：四足缩进，不在对角线上为案；四足抵在四角，或者在对角线上为桌。早期的承具是方形的，后来才有圆形。所以传统上把做家具的叫做方作；圆作指的是做木桶的工匠。说到承具，顺便也提一下，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称呼也不免南辕北辙。比如这北方称呼中的桌，南方人往往叫做台。承具中家家户户基本上有一号的方桌，北方人叫八仙桌，南方人叫八仙台，其实都是同一类的物事。类似的还有靠背椅，没扶手的那种。北方的称呼是比较形象的一统碑，到了江南地面，斯文的叫法是：文旦椅，或者文单椅。众口难调，这大概也是一个生动的注脚。随着七十年代对外贸易的恢复与出口的成长，龙顺成的京作不期然地遇到了新问题：抽涨。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热胀冷缩，这是自然规律。在家具制作上，类似的现象是湿涨干缩。春夏秋冬干湿变化，在天圆地方一统中央的北京城，这做家具的木料就表现为：冬春抽缩，夏秋抻涨。几百年下来，京作的木匠师傅们对各种传统木料的脾性了然于胸，什么时候适合开料，什么季节适合开板，早已经是约定俗成，心照不宣。只不过这几百年下来，这京作家具难得有机会漂洋过海，尤其是新作京作家具，性子还没十足稳定，火气未退，血气方刚，就这么贸贸然地乘着外贸的东风，东洋西洋南洋地满世界走，各地季节气候干湿变化不一，自然就难保出那么些小的抽涨瑕疵了。个中原因，还是在于京作制作工艺的严丝合缝上。这严丝合缝，就涉及到中国传统家具的基本特征：榫卯。中国传统家具有三大基本特征：首先，榫卯结构；其次，框架结构，第三，线条。榫卯结构是实木家具中通常在相连接的两构件上采用一种凹凸处理的接合方式。凸出部分叫榫（或榫头）；凹进部分叫卯（或榫眼、榫槽）。通过榫卯，建立家具的框架。家具的面方，就是通过榫卯达到四边攒接，把面板固定在中间，面板的背面有穿带固定。千百年下来，千锤百炼，经过时间的冲刷洗礼，这一结构合理耐用，经得起考验。问题是京作本身在四边攒接的时候，习惯了严丝合缝的老作法：这收缩缝按照老北京的规矩，只在单边窄窄地留一条缝。于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而为枳。在北京地面不成问题，一旦出了国门下南洋，因为湿度远比寒冷干燥的北京要高，这好好的橘子，在人家的地面上，一不留神长成了枳。变了味道：涨了。破天荒头一遭，这从前只是服务宫廷红墙的上乘京作出品，质量上让外人挑了一回毛病，算是为前无古人的留洋交了笔学费。从此在收缩缝的预留大小上做足了文章，东洋西洋南洋，各地的尺寸不一样。七十年代初的龙顺成，定期地请中国传统家具研究的先行者杨耀先生来厂子里为职工传授家具文化知识。因为注重职工素质与教育，工厂技术科里有了第一位大学毕业生许以僖工程师，家具制作也从原来的小样图升级成正式图纸，从而为进一步的家具造型改良与新仿设计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家具制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飞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