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鲁尔福 ：《佩德罗·帕拉莫》：30年后

译｜朱景冬

我在埃菲通讯社的朋友们提醒我，今年3月（指1985年），《佩德罗·帕拉莫》已经出版30周年了。《佩德罗·帕拉莫》和《烈火中的平原》能在世界上流传，不是由于我，而是由于读者。现在，我愿意对他们谈谈我的经历。我从没有想到这些作品会有这样的命运。我写它们只是为了让两三位朋友读读而已。更确切地说，是出于需要。

1933年，当我来到墨西哥城时，我还不到15岁。进预科时，没有查考我在瓜达拉哈拉的学业，我只能作为旁听生听课。我在一位叔叔即佩雷斯·鲁尔福上校的照看下生活。他住在莫利诺·德尔·雷伊：1847年美国入侵期间，那地方曾是一场战役的战场，今天它却是总统卫队的司令部，位于洛斯·皮诺斯总统府旁边。我的花园是查普尔特佩克的一整片树林。我可以在那里独自漫步和看书。

我谁也不认识。只有孤独和我作伴，我只和孤独交谈，同我的痛苦和心灵一起过夜。我在移民局找到一份工作，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以便摆脱那种感觉。小说叫《气馁的儿子》，但只保留下来一章。这一章很久以后作为《夜晚的一刻》发表了。

我很幸运，埃弗伦·埃尔南德斯也在移民局工作。他是诗人、短篇小说家、《污点》的作者和《美洲》杂志的主编。不知怎么回事，埃弗伦知道我喜欢偷偷地写作，并鼓励我把写的东西给他看看。多亏他，我才发表了第一篇作品《生活本身并不那么严肃》。

我不是城市作家。我喜欢写别的故事，写那些根据我在我的村镇和村民中间耳闻目睹的事情想象出来的故事。于是我写了《我们分得了土地》和《马卡里奥》两个短篇小说。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和安东尼奥·阿拉托雷在瓜达拉哈拉的《面包》杂志上刊登了这两篇作品。

战后我进“古德里奇—欧兹凯迪”公司当推销员。我见识了整个共和国，但是拖了3年才把另一篇稿子即《教母坡》交给《美洲》杂志。埃弗伦·埃尔南德斯还为我发表了《塔尔帕》、《烈火中的平原》(1950)和《告诉他们，别杀我!》(1951)。

第二年，阿纳尔多·奥菲拉·雷伊纳尔、豪阿金·迪亚斯·卡内多和阿利·丘马塞罗开始在“经济文化基金会”编辑出版《墨西哥文学系列》。他们要去了我的短篇小说，于是以《烈火中的平原》为题的短篇小说集便在1953年开始发行。当时“墨西哥作家中心”刚刚成立，我和阿雷奥拉、丘马塞罗、里卡多·加里拜、米格尔·瓜尔迪亚和路易莎·何塞菲娜·埃尔南德斯一起成为第二批享受奖学金的学员。每个星期三下午我们都在尤卡坦大街一幢房子里聚在一块阅读和评论我们的作品。“作家中心”的女主席玛格雷特·赛德和她的计划执行人拉蒙·希娄主持每次活动。

1954年5月，我买了一个学生用的笔记本，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小说已经在我的头脑里构思了许多年，我终于觉得为这本思考了很久的书找到了笔调和气氛。但是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直觉到底是哪里来的。就仿佛有人对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便立刻在绿色和蓝色的纸头上记下来。

在“古德里奇”公司广告部下班后回到家里，我马上把记下来的东西抄在笔记本上。我用手写，使用的是绿墨水和谢弗斯牌自来水笔。每次我都留下一个抄了一半的段落，这样我就可以为明天留下一块未熄的火炭，或者为明天准备一条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线索。从1954年4月至8月，在4个月的时间里，我积累了三百页。我一面用打字机誊抄原稿，一面随即把誊完的手写稿销毁。

后来我又誊抄了三遍，等于把那三百页压缩了一半。我取掉了一切枝蔓，省略了作者的全部插话。阿纳尔多·奥菲拉催我交稿。我诚惶诚恐，犹豫不决。在“作家中心”的课堂上，阿雷奥拉、丘马塞罗、塞德夫人和希娄对我说：“你写得很好。”米格尔·瓜尔迪亚在我的手稿中只看到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场景。里卡多·加里拜一向感情冲动，敲着桌子坚持说我的书稿简直是一堆垃圾。

一些应邀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的年轻作家也随声附和。譬如危地马拉诗人奥托·劳尔·贡萨莱斯就劝我在坐下来写一部小说之前先读几本小说。可是我整个一生都在读小说。还有些人说我的书稿“很像福克纳写的”。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福克纳的作品。

对批评我的人们，我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要他们接受一本以现实主义的外表表现一位大庄园主的历史的小说是困难的。实际上，它讲述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一个死亡的村庄，所有的村民都死了，包括故事的叙述者。在街道和田野上走的全是幽灵，回声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时间和空间里流动。

小说的手稿曾先后取题为《窃窃私语》、《月旁的一颗星》。最后，我把书稿交给了“经济文化基金会”，定名为《佩德罗·帕拉莫》。1955年3月，这本书出版了，印数为2 000册。阿奇巴尔多·伯恩斯在那些年由费南多·贝尼特斯主编的重要副刊《文化中的墨西哥》上发表了第一篇否定的书评，题目是《佩德罗·帕拉莫或涂油礼与母鸡》，我始终不明白这是什么鬼意思。

在《大学杂志》上，阿利·丘马塞罗本人写文章评论说，《佩德罗·帕拉莫》缺乏一个所有的场景聚集的核心。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公正的，因为我注重的首先是结构。我对我的亲密朋友阿利说：“你是基金会出版部的主任，却写文章说这本书不好。”阿利回答说：“你不必担心，无论如何，书是卖不掉的。”果然不错：花了4年工夫卖掉了1500册。剩下的做了处理：谁要，就送给谁。

随后，我去维拉克鲁斯的帕帕洛亚潘代销处干了两年。回来后，我看到了卡洛斯·布兰科·阿吉纳加、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文章，我得知玛丽亚娜·弗伦克正在把《佩德罗·帕拉莫》译成德文，利桑德·肯普把它译成英文，罗热·莱斯科特把它译成法文，琼·莱奇内斯把它译成荷兰文。

当我在一栋楼中——画家佩德罗·科罗内尔和女诗人欧尼斯·奥迪奥也住在那楼里——我的寓所“纳萨斯84”房间里写作时，我想不到30年后使我着魔的念头的产物甚至被译成土耳其文、希腊文、中文和乌克兰文，受到阅读。功劳不是我的。当我写《佩德罗·帕拉莫》时，我只是想摆脱一种巨大的忧虑。因为写作是一件真正痛苦的事情。

从内心深处讲，《佩德罗·帕拉莫》来自一个形象，是对一个理想的追寻：她叫苏莎娜·圣胡安。苏莎娜·圣胡安从来也不存在：是根据一个小姑娘想象的。我13岁的时候见过她一面，她从来不知此事。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再也没有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