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二哈耶克 历史与秩序 2019-08-27
本文无意对“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及古中国做一个“长短大小”的考察，那只不过是一些适合普通人粗浅认知的习惯。我所要做的是对“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的发微。
即使不考察相关的知识史，我们也很容易感受到，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一说，带有鲜明的“大路货”色彩。为什么不是“六大文明古国”、“七大文明古国”？事实上，长久以来，世界史领域的研究观点，也从来没有统一的只将人类古代文明限定为四个。所谓的“四大”，其实这源于中国人特殊的思维习惯，要知道，只有中国人特别喜欢使用“四大”这类形容修辞：“四大美女”、“四大家族”、“四大名著”、“江南四大才子”、“京城四少”、“京城四美”、“四大天王”、“民国大公子”、“民国四大美男”、“四大花旦”、“四大天后”。可以说，中文世界对于事物的评价取舍体系里，会非常高频率的采用“四”这个数量标准，这远超其他数字。所以，“文明古国”到了中文世界的取舍，也就只成为了四个。根据我粗浅的思考，我认为中文世界之所以特别喜欢使用“四”这个概念，和中国人空间想象的平衡感是有密切关联的，“四方”这个作为一个本体论的方位界定概念，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空间想象。使用“四大”作为形容，寓意“四方”空间，存在形式对应关系，确立了一种想象的平衡感。或许有人会觉得我这个说法过于玄乎，什么叫空间想象的平衡感。是否真存在这种认知平衡的需求？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中国神话传说中，存在“四海龙王”的概念，而事实上，中国的历史空间之中，并没有“西海”的认知，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中国人非要编出一个“西海龙王”的概念？这其实就是一种空间平衡的习惯。还有一个案例，前几年，在微博上，有人攻讦一个我素为景仰的法学家是“京城四大法盲之一”，八卦者如我，偏偏去网上搜索了一下另外三位“京城四大法盲”，结果是一面茫然。也就是说，当人编排这位法学家为“京城四大法盲”之时，其实并没有相应的凑上另三人。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形容。这种思维，就是我所说的“四”这个字眼所蕴含的空间概念，及相关认知协调的平衡感。“四大文明古国”是中国在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冲击，知识分子焦虑国族存亡的“球籍”的问题，所提出的知识救亡概念。不过，那代人似乎并不满足于“四大”之一的文明优越感，于是又将优越感升华为“中国文明是世界诸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的说法。比如说梁启超说：“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系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以上所谓的“文明唯一延续论”究竟是基于什么判断标准？血缘？宗教？语言？社会形态？共同体记忆？我未做详考，但似乎在中文语境里，中国是“文明唯一延续论”，已经成为定谳。我们来看看以下这段文字：其他古代文明早已不复存在，而中国文明尽管经历革命性的变革却仍在发展。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各古代文明没有幸存下来，它们现在的文化不再构成联结过去与现在的完整链条，例如现代埃及人几乎与几千年前尼罗河畔的繁荣文明失去联系。但是在今日中国，中国人从那些与其祖先最初提出时相差无几的概念中寻求灵感。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语言与文学，远比甚至希腊和意大利的这一切更有延续性......中国文明的延续性还主要由于其适应外国文明有点，调和矛盾和吸收新思想的能力。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加频繁地遭受外国人的入侵和占领，可是没有哪一种文明在古代能像中国文明那样在国外广泛传播，中国因此在世界各文化中占有中心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毫无疑问，这段文字是为了区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感，通过突出与扭曲，这样常见的记忆重构手法，强化民族自觉、民族认同，而精心谱写的国族共同体记忆叙事。我想一个中国人，读到这种种论调大都不住颔首。虽然这段文字读起来毫无违和感，但是我必须得残忍的把剧情反转一下。其实，这段文字是印度国宝级史学家D.P.辛加尔在其著作《印度与世界文明》中的论调。我只不过是他叙述主体偷换成为“中国”。这也就是说，所谓的“文明唯一延续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印度人也在信誓旦旦的强调自己文明的“唯一延续性”。至于这个标准是否站得住脚，是否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另当别论。至少很多西方学者并不能同意中国人或者印度人所提出的文明延续标准。而更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文明延续，因为并不是处在一个同等条件下的比较，所以很难说明所谓的延续，代表了文明更为高级。这些天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论甚嚣尘上，但是几乎没有人指出，所谓的“四大发明”是彻头彻尾的“西方中心论”论调。“四大发明”无论从提出者，或者是对于历史进程影响展开的理解，都是基于西方视角。在此，我无意对此做一个价值判断，但是我注意到了，接受这种论调的背后，很容易造成一孔之见，遮蔽了古代中国的其他科学技术成就——话语总是会造成一叶障目的效果。反之，我们也要警惕陷入“中国中心主义”的视角陷阱。就比如说，中国特别喜欢在比较西方文明时，会说出这样的话：“美国人根本就没历史”。这其实就是陷入了中国人以自己民族国家史观判断美国的视角陷阱。或许可以说，美国没有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或者说美国作为国家的历史很短，但事实上这丝毫不等于美国人不能接受，不能理解，不能汲取更为丰富的历史。每一个人从诞生之初，作为主体的个人，和作为历史的客体，本是断裂的。历史有待于每个人去理解和发现，而不是历史是基于民族属性自动赋予在人身上的。民族国家史观，仅仅是人愿意将自己嵌入到一个特定的脉络之中，而不等于人掌握了历史。事实上，美国人所接受的史观是一种超民族的文明史观，这就不以一姓一族为认知认同的界限。虽然我无法就此作出哪种史观更为优劣的判断，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同。
人类知识，尤其是人文社科的相关概念，其实都是一道道权力的符咒。这些权力矩阵通过概念，对于我们的行为进行编程，如何抉择？正如《黑客帝国》里的经典隐喻，尼奥选择药丸的困境：是选择重新回到梦中，还是选择接受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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