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吴宓的生离死别

远道跋涉见知己

1961年8月30日夜十二时，71岁的陈寅恪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等候着吴宓。

此次相见真是太不容易了。

两位感情真挚的老友，自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相识相知成为至交，即便是战乱与流离，二人总有倾心叙谈的机会，而1949年后却因天各一方等种种原因始终未能见面。

1959年的陈寅恪

吴宓是中国学术界的大家，其学问品德向为世人推崇。他又是一个极其真挚的人，当他结识陈寅恪后，“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吴宓这一观点也为世人所公认，陈寅恪之学问确实博大精深, 他学贯中西，融铸古今，在历史、宗教、语言、考据、古典文学等领域均有很大的成就。他的头顶被冠以无数的桂冠,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二十世纪伟大的史学家”“杰出的思想家”、“不可逾越的大师”等等。

吴宓至情至性，称：“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而陈寅恪对吴宓，也是引为知己。

晚年吴宓

相隔时日愈长，彼此的思念也愈加强烈。此次，67岁的吴宓终于远道跋涉，从重庆到达广州。来之前，吴宓首先写信给陈寅恪，告知即将路经武汉，然后赴粤晋谒。陈寅恪很快回信，简要地告诉吴宓到粤后的注意事项。信中称：

雨僧兄左右：

七月卅日来书，顷收到，敬悉。因争取时间速复此函，诸事条列于下：

一、到广州火车若在日间，可在火车站（东站即广九站）雇郊区三轮车，直达河南康乐中山大学，可入校门到大钟楼前东南区一号弟家门口下车。车费大约不超过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搭公共汽车，则须在海珠广场换车。火车站只有七路车，还须换十四路车来中山大学。故搭公路车十分不方便。外来旅客颇难搭也。若搭三轮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故由武汉搭火车时，应择日间到达广州者为便。岭南大学已改称中山大学。

二、弟家因人多，难觅下榻处。拟代兄别寻一处。

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餐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眉矣。

三、 弟及内子近来身体皆多病，照顾亦虚有其名，营养不足，俟面谈。

四、 若火车在夜间十一点到广州，则极不便。旅店由组织分配，极苦。又中大校门在下午六点以后，客人通常不能入校门。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

敬请

行安

弟寅恪敬启

六一年八月四号下午五时半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为了招待好吴宓这位老友，陈寅恪特地将此事告知中山大学的校领导，从而得到学校的支持，为吴宓的到来提供一些便利。

陈寅恪知吴宓此行将经过武汉，并与武汉大学刘永济见面，所以又专门给刘永济写信，请其转告吴宓：“在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因郊区电报甚慢）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站（即广九路）迎接。因中大即岭南旧址，远在郊外，颇为不便。到校可住中山大学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级膳堂。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短短几句话，即能见出陈寅恪与吴宓的深厚情谊。

吴宓接到信后，精神振奋，将手头工作与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院系交代后，即于8月23日清晨起程，用两天多时间，乘轮船到达武汉。在武汉与刘济民叙谈后，于8月29日离汉赴粤。当火车于8月30日下午进入广东沿北江前行时，“洪水崩崖，江水亦涨，铁路多处遭塌阻或淹没，正在抢修。火车时停滞。故于夜11：30始抵广州车站。”陈寅恪的次女小彭夫妇及三女陈美延已在车站月台等候多时，而陈寅恪也一直在家中守侯。等吴宓终于到达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他所见到的陈寅恪，“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此情此景，令吴宓甚为心痛。他既为老友身体病痛而难过，更理解老友内心的隐忧。

学术宗旨不动摇

吴宓的到来，使陈寅恪异常高兴，“精神极好”。他可以与老友话旧，也可以向老友倾诉自己的感情与思想。

他们自然会提到共同的朋友：王国维。

王国维早已自杀身亡。这位国学大师之死，给世人留下无数疑团。许多人试图解释王的死因。而陈寅恪所解最为高明：

“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陈寅恪此解既是为王国维之死作注解，更是表明自己的至高意志：即便死，也不能失去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铭

陈寅恪又是一位视学术研究为最高价值的人，并认为学术研究绝不能“以时俗为转移”，因此，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的准则，对学问有一种神圣的信仰。

这些，都是吴宓所深知的。由此，在陈寅恪撮要谈述十二年来的近况时，吴宓理所当然地理解老友的诸多举措。

从1949年起，陈寅恪一直在广州任教。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非常敬重陈寅恪，郑重地礼聘陈寅恪为岭南大学教授，并无微不至地关心陈寅恪的工作与生活，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治学环境。陈寅恪先在岭南大学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后岭南大学名义取消，中山大学迁入，陈寅恪遂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仍然从事史学之研究及著述。1953年年底，中央特派专人——陈寅恪的学生汪籛，手持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亲笔信，请陈寅恪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陈不愿北上，向汪籛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我当时是清华研究员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成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即梁启超，编者注），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清朝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陈寅恪表明了自己对学术的明确态度，没有北上，转而推荐陈垣。中央政府还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来见，劝陈寅恪赴京，陈始终不从。

也许，在他看来，广州不失为一个可以自由研究学问的所在。中南局书记陶铸也非常敬重他，不仅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置和眼病治疗，还特地关照有关人员在他的院子里开修一条白色甬道，以便他在散步时不至于摔倒……

可是，即便如此，随着时局的变化，陈寅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他因此结束了32年的讲学生涯，只能全身心投入到著述当中。

应作生离死别看

此时此地，陈寅恪的生活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然可以享受到特殊的待遇，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地阐述。

吴宓记：“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寅恪专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称为人所难及。”“寅恪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

陈寅恪还向老友谈及自己的著作。他耗巨大心力写《柳如是别传》，其目的为：“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数日光阴一晃即逝，9月4日，吴宓告别，登车北上。

临行前，陈寅恪虽强作笑脸，但内心沉重。他赠吴宓四绝句，其中有“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事实也确实如此，二人再没见面。

吴宓后来在1971年1月29日的日记中记道：“上午身体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朝诵（1）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记》，（2）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泗横流，久之乃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