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乡建运动竟与梁漱溟的佛教思想紧密相连？

在民国，很多有识之士寻找救国强国之路，但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而最终夭折。梁漱溟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试图以乡村建设运动来拯救旧中国的厄运，但最终因战火而被迫停止。乡村建设运动已成为历史，但梁漱溟等人的功德不可磨灭，他们的实践经验也还能为现在和以后的世界提供鉴戒。那么，梁漱溟当时为什么要放弃优厚的北京大学教师的待遇而去农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呢？说起来有点意味深长，这件事竟与他的佛教思想和“深心大愿”有密切的关联。

梁漱溟自警书

很小的时候，梁漱溟就在父辈的影响下，具有救国救民的志向。中学毕业后，梁漱溟曾参与革命活动，参加报社活动，也有想要救国的想法和实践，但究竟怎样救国，自己还很是迷茫，因此救国的心愿也无法清澈地从内心深处发出来，不具备多大的力量，不久之后便遁入消极厌世，有了出家的念头。随后他成年累月地在家里学习佛法，这就与佛学联系紧了，不过此时他为的多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佛教讲“发愿”，就像我们所说的“立大志”一样。梁漱溟真正的发愿，其萌芽应是写《究元决疑录》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希望给世人提供一条真正解脱的大道。但这时，他的局限性也是很厉害的，是从自己的书斋中、从自己一个人的问题的解决上进而拓展出来的。他1917年到北大任教，又在南下游湘时目睹南北战争之祸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时，写出了《吾曹不出入苍生何》。这时他开始发出了“深心大愿”，有了救世救民的真切愿望，要到世间行菩萨道，愿意舍一己之身拯救苍生了，这就真正发愿了。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先去曹州办学，回到北京后，与熊十力以及青年朋友同住共学，学习和探讨治学、救国之路。之后，为了给沉闷的中国找一条出路，梁漱溟先后南下广州筹办乡治讲习所，担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又到上海昆山、河北定县及山西乡村考察乡村工作；因广州政局变化不再南返，即到河南村治学院担任教务长，同时接办北京《村治》月刊；1930年因中原大战，村治学院开办未满周年即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梁漱溟不断地思考和寻找能够救国救民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他要从万千问题中找出中国最基本和最根本的问题，然后解决之。

辛亥革命之后的十余年时间，中国旧的封建制度可谓完全解体，而新的政治制度迟迟不能建立。中国有实行新制度的需要，但普通的社会民众却没有这种要求，而仍然沉于旧的政治习惯。政治改革一轮又一轮地进行，但无不限于表面，于是就导致一次次的失败，以至于中国越来越乱，越来越惨淡。以前的政治改革总是在物质相对丰富、思想相对开放的城市进行，但事实上，这些改革无一不是惨败，无人能够走通。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多年政治改革却造成了中国农村的破产，这件事首先由银行界发现，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而整个中国，吃不上饭成为普遍现象。这些事，不能不让梁漱溟重新思考，使他意识到，要想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到农村去，进行乡村建设，先解决农村的问题，进而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想清楚之后，梁漱溟决心完全投入到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中。不久，他应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邀请，到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县为实验区，实行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全面改革，进行乡村建设。

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时，梁漱溟并不是院长，而是研究部主任。然而，无论内部还是外界，都将梁漱溟视为乡村建设的核心。这不仅是由于他能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站得高，能讲透彻，能给大家以指引；还由于他发愿后产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折服了大家，使大家愿意以他为中心，无怨无悔地工作。

曾在梁漱溟身边工作的朱秉国这样评价：“我在此首先想说的是漱溟先生近日领导许多人从事乡村运动，他自家有其动念，有其愿力；惟其有动念，乃可以有真情，乃可以死心塌地，鞠躬尽瘁；亦惟其有愿力，遂会有勇气，有精神，把真情真愿培养开发扩大起来，将一切杂念减免无余。”“漱溟先生的为人，诚恳笃实，俭朴认真，敬事耐苦，尤富同情感，绝不说自欺欺人的话。人家有问题去请教他，无不循循诱导，从来是不惮烦劳的；……先生自奉甚薄，早年因学佛之故，已养成素食的习惯，每餐吃三两个面包，一碗稀饭，佐以大头菜几片即解决了他的'民生问题’，这种情形并非偶然，往往是通年如此的。先生的身体颇清瘦而不魁梧，又因用脑太过于劳碌之故，时常患失眠的病，然而先生在失眠病初发之际，虽是连夜不寐，清晨他还是照样讲课，有时因为脑子的隐痛，一边用手按着额头，一边还是一样的讲课。课多的辰光，每天差不多要上六课，课后还要处理院务。听课的人有时看了这样的情形，情不自禁一致请求他暂停讲课，但他总是勉强自己，不肯牺牲许多人的光阴，宁可牺牲他个人的健康，直到他病倒医院中才停止讲课。”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乡村建设实验区三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附属农场。研究部是高级研究机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训练部的任务是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员。为了实施乡建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研究院管，县长由他们提名，省政府照提名任命。县政府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完全由研究院根据需要决定。邹平县是个小县，人口不多，当时有十七万多人。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较好，交通方便，是搞实验的理想地方。

实验区确定之后，梁漱溟等人马上对全县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县政府设立了户籍室，对人口作了普查，掌握全县的户籍情况，特别是掌握两种人的信息：一是有文化知识的人，二是坏人和不务正业的人，以加强对他们使用与管理。

他们在县城办了卫生院，聘请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当医院的大夫，这自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他们的实验工作，是从发展生产入手的。邹平县是产棉区，他们首先引进新的技术，帮助农民改良棉种、麦种和畜禽良种，同时植树造林，疏通河道，努力发展生产。生产发展起来后，他们又将当地的棉花收购起来，经初加工后销往青岛。他们还计划在邹平建设纱厂，就地加工，更好地实现农工结合，增加农村财富……

这些活动均造福了当地，给农民带来巨大的实惠，受到普遍的拥护。

此后，实验区进一步扩大，菏泽、济宁等县也划为实验区。

乡村建设的实验初见成效，但梁漱溟的宏愿远不止于此。他是要以此为基础引领整个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他后来这样总结：“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心的组织构造（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他又说：

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欠。中国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学技术。我所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我梦想的团体自治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也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西洋进步从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发展贸易，而牺牲农村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总之，中国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八个字。将这两方面补进来，中国即发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梁漱溟：《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开风气之先，中国大地一度进入乡村建设运动的高潮。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它们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100余处。而这么多的团体中，以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陶行知在南京晓庄、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卢作孚在四川北碚的建设最为突出。他们之间又是互相呼应的，共同为建设美好的中国而奋斗。可惜的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战争全部爆发，梁漱溟的乡建运动被迫于1937年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