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辨证治万病，方证对应最尖端

冯世纶，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联合导师。中国当代杰出的经方临床家、教育家。1938年出生于河北晋州，1965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整理总结了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经方研究成果，并考证了经方理论体系的形成，率先提出《伤寒论》属中医独特的经方理论体系，出版学术专著《经方传真（胡希恕经方理论与实践）》（修订版）、《解读伊尹汤液经》（学苑出版社出版）等专著。

我走向中医之路，特别是走向六经辨证的经方道路，有着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我学医并不是由于自己出身于中医世家，而是与小时候我体弱多病及一段让我伤心的往事有关。我小时候生在农村，老百姓生活困苦，农村人一般都看不起病，病得特别严重了才去看病。我生下来不到半岁就因患中毒性消化不良而差点夭折。我始终不能忘记的是，我的妹妹患麻疹合并肺炎，我母亲抱着她步行十几里地找医生看病，但进门后医生的家人却说大夫不在家，结果母亲白跑一趟只能无奈得又把妹妹抱回家。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那个医生一来对这种并没有把握，二来也知道我们家穷，就索性不给看病。我母亲把妹妹抱回家没几天，妹妹就死掉了，母亲悲痛不已，半夜的哭声，给当时年幼的我留下刻苦铭心的回忆。我妹妹的病，如果放到现在，吃几服药就好了。但当时对农村的村医，却是棘手的疑难重症。当时让我深受刺激的：哎呀，求医真难！太难了！那时就开始朦胧地想：如果自己懂医该多好呀！

后来，等到我快考大学的时候，记得那是1957年，我得了一次流感，所有患流感的同学，都被隔离在由校图书馆改建的病房。校医用西药治疗，老让我们出汗，汗出得连铺板都湿了。经过一星期的隔离治疗，不烧了，算是好了吧，但身上却一点劲儿也没有，而且还严重失眠，过了好长时间，仍是汗出多又睡不着觉。过了几天，我偶然从一本旧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中医治疗感冒比西医有优势。于是我就萌生了学中医的愿望。中学毕业时选择志愿的时候，我就选报了北京中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

国策兴中医有幸步入经方之道

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北京中医学院学习中医。能够学中医是很幸运，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新中国的中医教育刚刚开始，各方面经验在不断地改进、摸索。当时我们的大学教育是中西结合的，很多老一代中医专家都非常重视中医，提出加强中医教育，如有名的“五老上书”，提出加强中医基础教育。这样，我们就多学了一年中医基础课。老一代中医前辈还发出“早临床早实习”的呼吁，实践证明，这对学习中医是很有益的。曾记得在第一次中医实习的时候，宋孝志老师就放手让我用小青龙汤治疗咳喘，结果疗效卓著，让我喜出望外，我第一次写了一篇“小青龙汤治疗咳喘体会”的论文，现在看来，这篇文章颇显幼稚，但却埋下日后我对经方的执著。

我在北京中医学院的课程学习和毕业实习，学到了中医、西医的扎实基础，实习了内外妇儿科、针灸等各科临床技能，有幸跟师赵锡武、方药中、焦国瑞、郭士魁等名老中医学习，感受了中医的博大精深，为进一步学习中医和弘扬中医打下了基础。更幸运的是，我毕业参加工作后，所在单位——东直门医院也强调中医继承工作，当时是国家给安排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幸运了！不过，当时年轻的我尚未明确继承的意义。我有机会参加了继承工作，先后师承董建华、赵绍琴、张志纯等名老中医，后来又师承于胡希恕先生。我是很万幸的，学了不少老中医的经验。各位名家的临床经验、学术流派，丰富了我的中医知识，开阔了临床视野，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有益的。与此同时，我还学习了西医临床知识，并有幸跟随呼吸病专家佟宝乃教授学习，并参与了教学、科研工作，可以说除了中医，我也算对西医学亦有所了解。这个时期，我还参加了教材编写工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如《中药治疗中叶肺不张5例小结》、《治疗男性不育经验》、《党参五灵脂治疗慢性气管炎32例》、《古今延年益寿方汇萃》、《古今养生法500例》等。坦率地说，我那时是“半瓶子醋晃荡得欢”，曾时时冒出“中西医结合医者”的自豪感。后来，通过长期的临床与实践，尤其是胡希恕先生带我进入经方之门后，我才真正感到中西医的博大精深，深感每个人进入一个小小的领域都是不容易的，亦认识到中医学术研究问题之多、发展之难，有许多问题需不断探索、研究。

有幸于继承  认识胡希恕经方学术

我于1967年开始跟胡希恕老师学习，刚开始跟其抄方的时候就感到特别奇怪，胡老一上午诊治30多名患者，每次四诊完后胡老皆谓：“此患者为某某方证”、“此患者为某某方证合某某方证”……因为我熟悉了用教材所讲的脏腑经络辨证，而似乎胡老不用这些常规的辨证方法，跟别的老师不一样。故我好奇而大胆地问：“胡老你怎么不辨证论治啊？”胡老笑着说：“怎么不辨证论治啊？等我慢慢给你讲吧！”于是胡老就利用星期六、星期天的休息时间为我和其他几位学生讲课，先讲《伤寒论》的辨证施治概念，然后讲方证的应用，当时因为是业余讲课，大家有空就去，没空就间断了。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运动非常多，有时候听几天就间断了，只好匆匆忙忙抄录胡老的笔记，以便前后讲课内容能够串连在一起。虽然胡老所讲的内容当时未能全部消化，但我听过之后就立刻受到胡老学术观点的影响，跟诊虽然不到三个月，但感到收获颇大。三个月以后，我参加了医疗队，住在北京延庆县棒水峪，经常巡诊到西拨子、石峡各村。在那里应用胡老讲过的方证概念，临床治病，小试牛刀，就感到了经方的有效和神奇。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出诊看一个11岁的小姑娘，高烧、恶心呕吐、胃脘疼、卧炕不起，西药用抗菌素等治疗不效。我一看像是大柴胡汤证，那时也并无多大把握，但反复思考后，确信就是大柴胡汤证，即大胆开一剂。第二天，我们去巡诊，一敲门，当当当！小姑娘跑出来了，“我好啦！”小姑娘面带笑容，我真是喜出望外。过几天，我又治疗一位60多岁的老农，他患有尿潴留，前面的几个医生连续导尿，总保留着导尿管，让这位老农民深感不便。我看了以后，按照胡老的思路，辨认是五苓散证。于是，我就给他开了五苓散，结果二剂见效。当时的农民无钱买药，为了节省用药，我骑着自行车跑到五里地之外的西拨子，把五苓散的中药压成面，这样，比汤剂疗效好而省钱。结果，五苓散的药面没没吃完，这位老农民的尿潴留病就好了，导尿管也就拔掉了，再也不需要导尿了。那时候，我在惊喜之余，特意给胡老写了一封信(唯一的一封信)，说老师讲的方证经验在临床上非常好使。

以前我在临床上都是用脏腑辨证，我跟随方药中老师实习的时间最长，非常熟悉脏腑辨证。后来，自从我跟胡老学习后，就大多用经方六经辨证了。由于当时的工作关系，我没有机会系统地听胡老再讲。大概过了十年，我才开始又听胡老讲课。那时我担任教学工作，教材不断地改革、改编。我负责中医内科的呼吸系统，如咳嗽、喘、感冒等。传统的教科书，一般把感冒分为风寒、风热、暑湿等证型，而我在编写教材的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开始受到胡老学术思想的影响，就有意识地把六经的方证，或者六经辨证的内容加进去，并开始在临床教学上应用经方。但是，坦率地说，这个时侯自己体会并不深透，加之还有其他繁多的任务、工作，我没有专心精学《伤寒论》。

直到1978年，胡老又开始系统讲课了，我于是有机会系统听讲。当时，我看到胡老身体已经不太好了。那时，恰巧日本友人提供了一台当时还很罕见的录音机，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给胡老的这次系统讲课做了全程录音。很多学者曾经感慨：幸亏有这个录音，让伤寒界人士能够有机会仔细学习胡老研究伤寒的学术思想。那时候，因为胡老的学术观点和“正统派”有较大差异，所以，胡老的论文、论著在当时出版起来非常困难，以至于胡老的一篇论文写完后，某杂志编辑硬要胡老附上“西医式”的对照组的数字统计，否则就不予刊发。而学术专著的发表更是比登天还难。胡老生前仅仅正式发表过一篇论文，说实话，这既有胡老严谨认真，不愿轻易发表论文、论著的原因，也有当时的学术环境、出版环境，无法给胡老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有关。后者的原因，除了胡老身边的学生几乎无人知晓。但胡老对此并不气馁，抓建一切业余时间给学生们讲课，以便传播经方学术思想。当时，我就想到要把老师的学术成果记录、出版，于是，我就工工整整地把胡老的讲课笔记抄于稿纸，胡老讲课的内容，原本原样地记录、整理出来，等待出版的机会，让后人学习、研讨。但是，我曾经联系过很多家出版社，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出版社能够出版。所幸的是，在这个时期，我整理发表了几篇胡老的学术经验论文，如“黄汗刍议”、“胡希恕老中医治疗肝炎经验”、“胡希恕老中医治疗哮喘经验”等，发表在几家刊物上。

入室潜心学，切磋探讨经方之理

我系统总结胡老的学术思想，重点放在整理他的讲课笔记，整理抄方记录，书稿整理出来了，由于各种原因十多年间未能出版，胡希恕先生的学术观价值几何，胡老只是一位经方临床家，还是一代经方思想家？说实话，我也是心里无底，毕竟，当时中医界无人作出任何评价。等了十几年之后，这才在1994年出版了《经方传真——胡希恕经方理论与实践》。《经方传真》出版二年后，不断有经方爱好者前来切磋，中医界开始渐渐认识到胡老的学术观点。前来学习的读者，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临床中医师、进修医师，还有不少港、澳、台学生和韩、日、法等留学生，他(她)们对经方的热爱、对学术的追求，给了我很大鼓励。我越来越感受到，他(她)们是经方的传承者，是未来新一代的“张仲景”。有一位广州的博士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问到：《伤寒论》第28条到底是去桂还是去芍？我当时按胡老的注解回答，即认同《医宗金鉴》的观点。但事后仔细再读原文，联系到胡老有关“外邪内饮”的论述及“津液与六经病变关系”的论述，认为去桂较为合理。这算是我开始在继承胡老的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开始独立思考认识经方学术体系。我还从皇甫谧“张仲景论广汤液”体会到《伤寒论》成书的含义。到20世纪末，系统总结胡老的学术著作得以陆续出版。在整理这些著作的过程，我在临床上反复地用，反复体会原文，对经方理解更加深刻，对经方有了比较明确的个人见解。刚出版第一部书《经方传真》的时候，那时自己的独立体会还不太深，而等到第三部书《中国汤液经方》出版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较坚定的看法，认识到《伤寒论》属于中医独特的经方理论体系。

胡老对《伤寒论》的研究，是有一个过程的，他费尽一生心血研究经方，他的笔记翻来覆去地修改，几乎无穷无尽。胡老研究《伤寒论》用的是什么方法？说起来既复杂又简单，即重视“原始条文”的研究，其学术观点皆来源于《伤寒论》的原始条文，一条一条地认识，反反复复地认识。在不同的时期，胡老可能对有些条文有不同的认识，甚至差异较大。但通过临床的探索，逐渐又将差异落实到殊途同归的“唯一性”上。对于《伤寒》、《金匮》的每一条条文，他总是翻来覆去的思考，结合临床进行验证。对每个方证，胡老都进行前后对照、系统研究，即胡老自谓的“始终理会”的不二法门，用这种方法来认识《伤寒论》、经方的原旨、经方的理论体系。最后胡老得出了不同于“以《内经》释《伤寒》”的论断：《伤寒论》的六经是来自八纲，《伤寒论》的六经是八纲概念，而不是经络脏腑概念，

我对经方、对胡老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并不是“当下顿悟”，而是有个过程。我曾对胡老的一个做法感到困惑：胡老在写“辨证论治概要”时，列那么多的原文，让人感到有些啰嗦，太多了，干嘛列那么多的原文啊？后来，自己才逐渐认识到，胡老写这些原文不是随便列的，他是想通过这些原文、条文来说明：六经是怎么来的？比如，为什么太阳病会是表阳证？此外，胡老研究经方的另一方法是研究类证，即把有关方证都列在一起，通过类比来认识一个方证。他不是只据一个条文，而是根据全部相关的条文来研究，做到理论忠实于原文、反映全书内容。

学中医要继承和弘扬，首先是继承。怎样继承呢？那就是必须吃透原文。原文，你得读懂，不是说孤立读懂一条原文，而是要读懂相关的全部原文，这才算是真正读懂。比如对于“伤寒”来说，许多人不认真读原文，而是跟着注家走，跟着名人走。王叔和、成无己、张志聪等这些人，他们以《内经》、《难经》来解释《伤寒杂病论》，认为“伤寒，是伤于寒；中风，是伤于风。”其实，如果细读伤寒在病论中的全部“伤寒”条文，会发现：整部《伤寒杂病论》中，许多包含“伤寒”两字的条文，并不是这种涵义。胡老解读“伤寒”二字，不受以往注家的影响，而是反复精读原文，前后对照读原文。伤寒的概念在《伤寒论》的原旨是什么呢？从《伤寒论》第3条可以发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一条，并没说伤寒是伤于寒，论中所出现的伤寒概念，皆同于这一条，皆是症状反应概念，而不是“伤于寒”的概念。胡老明确指出：伤寒是症状表现、反应，是八纲概念，不是病因概念。

胡老不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思想，而且留下了更为珍贵的研究经方的方法，指导我们继续探讨经方临床应用，近期我主编的《经方用药初探》即承继其“以方证类药”的方法。

有感于责任，做一代经方传人

胡希恕先生研究经方的资料陆续出版后，引起国内外中医学界的注目，我也因而多次受邀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和青海、成都、宁波、台湾等地进行经方学术讲座。2008年11月2日，我还接受了专程来中国的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社长山本胜司的专题采访。这使我感受到，临床界和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胡希恕先生经方学术思想，很多临床医师开始应用胡希恕先生学术思想来解读经方、运用经方。

我在河南中医药大学讲课时，一位青年学生的提问，引起了我的深思。他问到：“如象您所说，六经来自八纲，难道六经就那么简单吗？”他的提问带有普通性，因为近千年来中医界以《内经》解《伤寒论》已成传统，导致了越解越乱，致使经方六经难以理解，让学生们在临床运用中颇多困惑，这也是当代中医界经方运用并不繁荣的深层原因。虽然不少人《伤寒论》在口头上喊得很响亮，但在临床应用中并不广泛，这的确为中医学界敲响了警钟！

胡希恕先生提出“六经来自八纲”，使得经方的临床应用能够达到“执简驭繁，一通百通”，很多临床工作者如获至宝，临床疗效大为提高。比如，河南某市副主任医师毛进军曾经“应用一些时方或专病专方治疗，虽然针对性较强，辨证也较准确，但疗效并不甚理想，对此，我曾经迷茫过……”“自从接触了胡希恕教授的三阴三阳六经（病）及方证思辨治疗体系，以及将胡老的学术思想体系应用于邻证实践中，我感到中医辨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和层次，疗效的确迅速提升。”（见毛进军著《经方活用心法——六经辨治医案实录》）。类似毛进军医师的人不胜枚举，他们的临床有效率都得到了较大提升。当然，对于某些不从事临床的中医研究者，胡老得理论虽然便于理解，但也会让他们生疑，因为他们没有临床的体验，难以分辨胡老理论体系的优劣。鉴于此，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胡希恕先生研究经方成果进行传播、弘扬，组建胡希恕学术研究会，带领我的学生们在临床上实证、在理论上提升，不遗余力地宣传、发展胡老的学术思想。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也开始在继承胡老学术思想的前提下，有着更多自己对经方的独立思考，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胡老在世的时候，对所有经方按照“表、里、半边半里（乃至于阳明病、太阴病）”进行了分类，研究成果汇集在我主编的《胡希恕病位类方解》中。但胡老没有来得及对所有经方按照六经（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进行分类，我通过临床探究，终于对所有经方按照六经进行了分类，研究成果汇集在我主编的《经方传真——胡希恕经方理论与实践》（修订版）中。

我在探讨六经形成上下了一定功夫，特别是对伤寒的千古之谜——“半表半里”理论进行了不断探究。以前这个“半表半里”的概念，有关研究和资料较少。胡老提出“六经来自八纲”，我就不断思考：这八纲怎么变成六经的呢？其中，很关键的是“半表半里”这个概念，有了表、里、半表半里，才形成了六经，才由八纲变成了六经。《伤寒论》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其中的“半在里半在外”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对半表半里，胡老在早期所讲和晚年所讲也有较大差异，可见任何学术都是有个逐渐认识、逐步深化、乃至“反复修正、不断更新”的过程。对于《伤寒论》第148条的理解，胡老原先认为“可与小柴胡汤”是没错的，但后来他就认为不应该用小柴胡汤，而应该是“可与柴胡桂枝干姜汤”。我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我刚跟胡老抄方的时候，也经常见胡老使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但是我对这个方证理解并不特别深透，只是大致知道怎么使用，见到肝炎或妇科病病人，根据口苦、咽干、胸胁苦满，脉像有些虚弱的情况，就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但是为什么要用柴胡桂枝干姜汤？进一步的深层原因我就说不清楚了。

胡老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这148条是干什么的？就是解释147条的。《伤寒论》147条：“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解释什么呢？“阳微结”。为什么形成阳微结？这是因为“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也就是说，是因为津液伤得厉害了，所以出现了大便干。注意，这种大便干并不是由于热，它跟阳明病大承气汤证的大便干并不一样，大承气汤证的大便干是因为热灼津液，而这个大便干则是由于津液逐渐损伤而致，没有热的原因。是因为虚寒得厉害了，而不是热的原因，所以这时候的大便干就成为“阳微结”。因是“阳微结”，用小柴胡汤就不对了，它已经是半表半里的阴证，而不是半表半里的阳证了，所以胡老的观点就变了，对于148条中的“可与小柴胡汤”原文，胡老认为“用小柴胡汤不如用柴胡桂枝干姜汤贴切”。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用小柴胡汤，肯定了用柴胡桂枝干姜汤。胡老认为：148条主要在讲由半表半里阳证变成半表半里阴证，即由少阳病变为厥阴病，这就提示我们进一步认识半表半里的阴证，也就是厥阴病。也提示我们学习《伤寒论》的时候，学习条文是头等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走投机取巧走捷径。要把每一条原文联系临床进行反复思考。

我在伤寒治学的道路上，也继承胡老的这种“探赜索隐、临床求证”的精神，通过很多年反复研读原文、反复对比同类条文，对“半表半里”和“柴胡桂枝干姜汤”有了自己的独立体会。柴胡桂枝干姜汤是治什么的？是治半表半里的阴证，也就是厥阴病。

我拜读了杨绍伊的《伊尹汤液经》，进一步明确了《伤寒论》是由《论广汤液》而成，并由其考证得知，汉前的《汤液经法》用八纲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并无“半表半里”概念，到了东汉张仲景以后才产生“半表半里”概念；汉前的《汤液经法》虽有六经名，但无六经提纲内容。由此考证，我坚信六经的形成当在东汉，是因加入“半表半里”概念才由八纲形成六经。于是，我把这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加入注解胡希恕先生的论著中，既宣传了胡老研究经方的成果，也激励自己更深入地独立思考、精研经方。我的经方之路，能够有机会师承胡老，真是人生之万幸。当然，我也接触了不少其他门派，感觉各有所长，各有特色。然而从对临床疗效的提高上，我认为，胡老的经方体系，无疑是最有实效的。实践是检验某个学术派别的唯一标准。学习经方，要参考其他学科，参考其他的学派，经方和时方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补充。我有幸跟随了好多名老中医学习，比如说焦树德老师治疗痹症，就是“时方派”运用经方进行专科研究，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后世许多学派或名家，其学术渊源多来自经方。

最后，我想和大家说点肺腑之言：大家都津津乐道于胡老做学问的严谨，不少人劝胡老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时，他总是就说：“再等等吧，我还没有考虑成熟”，固然有当时的学术环境不容胡老发表论著的罕为人知的特定背景，但也的确反映了胡老内心深处做学问的严谨风范。现在，我也是深有体会，越是深入研究经方，就越感觉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考虑成熟、透彻。真可谓是“经方越学，问题越多”。我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经方的新书，内容是探讨经方用药规律，写作中，我和助手们就遇到了好多问题，比如说关于六经、八纲，胡老说“中医辨证是先辨六经，继辨方证，临床运用大致如此”。但是，辨了六经以后，辨方证就要把每个方证都归属六经，多数方证还算好归，但有些方证归起来就左右为难，似乎既可以归入这经，也可以归入那经，颇让我们感觉困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感觉到，真是越学感到问题越多，真是学无止境啊。这里再次体会到胡老回答“还没考虑成熟”的真正含义。比如说，五苓散属于什么方证？归于哪一个经？有人说，它属于太阳病；还有人说，属于太阳阳明合病；还有人说，属于太阳阳明太阴合病……众说纷纭，如同盲人摸象一样，或许每个人都真实触摸到大象的某一部分，但或许都不全面完整。所以，对于经方的探讨，是没有止境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经方学人不断努力，才能渐渐逼近真理的本质。

方证是辨证的尖端

方证是由方药和证候以八纲为基础对应的理念，它起源于神农时代，方证的积累丰富，至汉代产生了六经辨证，形成了完整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经方、《伤寒》的主要内容及六经辨证理论，都是由方证发展而来。经方之源，始于方证，它既属基础理论，亦属临床证治。因此，认识方证，是学好《伤寒》、认清六经实质的关键。

学习《伤寒》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个方证，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因此，辨方证是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的继续，是更具体、更进一步的辨证，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辨方证是否正确。方证相应是临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之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不过读者于此必须注意，凡是有验方剂，无论用者知与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证），则均属六经八纲的细目，这是可以断言的”。辨方证的科学性、学术价值，不但为遵用方证理论者所证实，而且也为不遵用其理论者所反证。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震惊日本，耐人寻味，汉方研究者栗岛行春指出：“让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发生间质性肺炎、死亡，是由一个追求名利的医师发表论文开始的……是不学习中医理论，只用西医的病名来决定处方的结果，是研究失败的根本，而把责任诿过于小柴胡汤有副作用，是错上加错。”更强调了“让没有了小柴胡汤方证的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是造成间质性肺炎的根本原因。《伤寒》是中医经方辨证论治体系，更讲求辨方证，全书主要讲辨方证，第317条方后附：“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这是后人的注释，是对方证的认知。论中对小柴胡汤的用法有明确说明：“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早已明确指出，没有小柴胡汤方证就不能服用该方药。“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证，以血的教训说明了辨方证的重要性、科学性。

由于经方的方证来自临床实践，不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都注重其应用和研究，对其认识也就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方证的科学性。如沈自尹认为：“从广义上说，以汤方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以药物的系统──方，来调节病理的系统──证，寻找方剂效应值的一体化，就是方剂辨证的涵义所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可概括整个辨证施治的内容”。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更详细、更具体、更全面的辨证论治。不少人认识到了辨方证的重要意义，中药治病，不在用药味多少、药量轻重，而在方证相适应、对应。如何天麟说：“在临证处方时，一般认为对‘症’下药疗效较好，实际亦不尽然。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于此获得更大启发，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说：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世之处方者，以一药为不足，又以众药益之，殊不知药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无常法，在辨证论治基础上，执一法不如守一方”。是说辨方证一定要准确，加减用药也要像桂枝加桂汤那样要对证，而不是对症、对病。

我国历来重视方剂和其适应证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出现，皆是证明，如《千金要方》、《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等，其内容主要是讲方证。《伤寒》因不但有方证经验，而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尤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决策者要取消汉方医，当时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先生，眼看着亲生女儿因腹泻用西药治疗无效被夺去生命，因之悲愤感慨不已，转而发奋学习经方(初读《医界铁椎》)，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并结合临床体验，著成了《皇汉医学》，于是又使日本的汉方医学重振旗鼓，使方证对应派成为日本的主流派。也有人从临床和实验室探讨了方证对应关系。如伊藤嘉纪通过五苓散方证的研究认为：五苓散方证的病理状态，是渗透压调节点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过调整调节点来恢复水液代谢正常的。给正常人和动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现象，如让人和动物出大量汗，造成津伤表虚出现五苓散方证后，再给服五苓散，则看到明显的利尿作用。因而，认为五苓散与五苓散方证之间，存在着特异的方证对应关系。藤平健在论述出血病的治疗时指出，中医的处方，是由几个生药组成发挥一独特治疗效果的方剂，这个处方可看作一个齿轮，而出血病表现各种症状，这些不同的症状好似不同的齿轮，两者如能紧密咬合，则可使疾病很快治愈，如两方面的齿轮咬合不紧，就像汽车中的齿轮咬合一样，齿轮不合，则汽车不能开动，也就是说，治病方药不对证，治疗也就无效。

近治愈眩晕一例感触颇深：07年10月17日，82岁老妪患起则头眩，到某大医院急诊，CT、B超、心电图等查未见异常，而静脉输入丹参等药，同时给服多种中成药、西药，花去二千多元，得到的结果是起则扑地，头破血流，无奈找中医诊治，我仅根据患者的症状特点，判定为苓桂术甘汤方证，给服一剂效，三剂愈。此事引人深思，深感是有关《伤寒论》的科学内涵值得探讨。“伤寒”的主要核心科学内涵，当是六经、八纲及方证所形成的辨证理论体系(其中还有痰饮、瘀血、水毒、七情、六淫等致病因素)，应用于临床百试百验，国内外称奇，显示了其科学性。章太炎盛赞“《伤寒》为吾土辨析最详之著作”，认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主要是因经方以疾病反应出的症状和用药反应规律，总结治病经验，这些在汉代以前道家医学就积累了丰富资料，张仲景的伟大功绩是，“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方证名但以某药名之，更突出的是弃五行理念，而只用八纲来总结症状、方证经验，从而使方证更能反应疾病的实质和标准化，使其理论更具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