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知识ABC第七期|谋生无奈日奔驰

1909年8月，鲁迅中止了在东京继续研究文艺或往德国留学的计划，回到了久违的故国。回来的原因，据他后来回忆说：“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其中所说的“几个别的人”，包括了二弟作人。这时周作人已与日本女子羽太信子在东京结婚，他大学尚未毕业，生活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鲁迅资助。

回来之后，鲁迅由好友许寿裳介绍，来到杭州，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同时兼做植物学日籍教师的课堂翻译。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摄于杭州。

两级师范学堂是一所新学校，当时是浙江省的最高学府，教员大都在国外留过学，很有一些新气象。鲁迅虽然钟情于文艺，但从事教育既是谋生的需要，又可借以实现“立人兴国”的抱负，这使得他颇为振奋。

鲁迅教学认真，思想新颖，深受学生欢迎。在他任教的生理学课中，有一回，有的学生要求他讲一讲生殖系统方面的知识，鲁迅痛快地答应了。他只对学生提一个要求：听课时不许笑。鲁迅用自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讲授，效果非常好，连别班的学生也纷纷来索要油印讲义看。这在风气未开的晚清是一种挑战传统的创新之举。

鲁迅任教的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1909年冬，清政府派夏震武来当校长。此人以理学家自居，冬烘守旧、木头木脑，师生们私下称他为“夏木瓜”。他一到任便生出事端：先是强令教师“谒圣”，后又写一纸手谕，让教师各按品级穿袍褂、戴帽，在礼堂相见，这便几乎成了下属参见上司的“庭参”，众教师哗然，全体罢教，提出辞呈。最后夏震武无奈，只得辞职走人。在这次后来被鲁迅称为“木瓜之役”的风潮中，鲁迅表现激烈，被称作“拼命三郎”。教师们复教后，在一家饭店设宴庆祝，戏称“喝木瓜酒”。因为夏震武曾扬言“兄弟不敢放松，兄弟坚持到底！”鲁迅在席上用筷子挟住一块肥肉，摹仿夏震武的语调说：“兄弟决不放松。”引起哄堂大笑。

1909年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发生反对思想守旧的监督夏震武的风潮。夏被迫辞职后，该校全体教师于1910年1月10日在杭州湖州会馆合影留念。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

身在风景如画的杭州，鲁迅无意留恋湖光山色，却对植物学发生了兴趣。课余时间，他常和学生们一起到孤山、葛岭、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植物标本。这种兴趣一直维持了很久，甚至到晚年他还译了一本叫《药用植物》的书。

1910年7月，鲁迅辞去浙江两级师范的教职，回到故乡，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兼博物、生理学教员。

绍兴府中学堂

在风气保守、闭塞的绍兴，短发西装、英气勃勃的鲁迅，立刻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类，遭受了“无辫之灾”：“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在绍兴，鲁迅改穿长衫。也许他逐渐适应甚或喜欢了这种装束，以后除了1911年5月往日本催促周作人回国的那回外，再也没有留下他身着西装的照片。

在绍兴府中学堂，鲁迅注重学生接触社会实际。他对治水英雄大禹十分景仰，曾组织师生游禹陵，并在百步禁阶上摄影留念。类似的远足不止一次。1910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鲁迅率领全校师生，由绍兴出发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乘兴而往，满载而归。

绍兴府中学堂鲁迅的办公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5日，杭州光复。消息传到绍兴，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鲁迅非常镇静，组织学生成立“武装演说队”，到街头宣传。后来在北京《晨报副刊》当编辑、催促鲁迅写《阿Q正传》的孙伏园，当时是鲁迅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说：“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正颜厉色地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甚么用的？’”

11月10日，鲁迅在日本时就认识的老朋友、光复会成员王金发率革命军由杭州到达绍兴，建立了军政府，自任都督，任命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还拨了二百元的经费。不久，王金发“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王金发的转向，引来了进步青年和学生的不满。一天，有位青年来找鲁迅：“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鲁迅慨然应允，于是《越铎日报》出刊了。鲁迅还用“黄棘”的笔名，亲自撰写了《<越铎>出世辞》。该报常发表一些短小锋利的文章，揭露绍兴军政府的腐败现象。“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鲁迅的母亲非常着急，叮嘱他不要外出，但鲁迅还是照常地在外边走。

这年冬天，鲁迅用文言文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小说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描绘了辛亥革命在乡村引起的反响。写完后，鲁迅本不想发表，后来周作人将它书名“周逴”，投寄出去，发表在1913年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小说月报》上，主编恽铁樵大加赞赏。

绍兴的社会日趋黑暗，鲁迅在山会师范学堂的工作也多受牵掣，经费无着，难以进行，加上绍兴较闭塞，外界的新消息、新思想难以传入，鲁迅担心，在这里“未二载遽成村人”，失望、厌倦之心油然而生，觉得“越中棘地不可居”。于是，鲁迅到都督府向王金发辞职，向军政府派来的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交出账目和一角又两枚铜板的余款。

1912年初，鲁迅辞别故乡和家人，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再次来到南京，到教育部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