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杜甫有手机，还能写出那么多诗怀念李白吗？
腾云
如果杜甫和李白可以每天通电话、发微信，那么杜甫还会写二十多首诗去怀念李白、歌唱李白吗？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原标题《如果杜甫有手机，还能写出那么多诗吗？》，作者：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本文为李敬泽在2020腾云峰会上所作的主旨演讲，略有删节。
今天的主题是“连接”。我记得二十多年前看过美国一份互联网杂志，就叫《WIRED》，中文名是《连线》，这个词也是计算机、网络意义上的“连接”。所以，连接真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连接”对应的是“隔离”，“连线”的技术问题在于“故障”，你仔细斟酌这两组词，“连接”、“连线”与“隔离”、“故障”，你会觉得，前者是肯定性的，是常态，而后者包含着负面的否定性，是常态出了偏差。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经验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常态、习惯了肯定性，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正向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连接高歌猛进。
但是，经历过2020年，身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时刻，我们忽然发现，否定性并未消散，隔离和故障意外地袒露出来，好像它就是自然与生活的另一副面目、另一重根基。由此，我们不得不回到辩证法，回到对否定的再认识和对肯定的再认识。
我这几天正在追一部谍战剧，背景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扣人心弦，欲罢不能，所以我刚才上台前只想睡觉，因为昨夜很堕落，追剧就追到凌晨两三点。这个剧充满紧张的悬念，种种千钧一发，种种阴差阳错，但看着看着我忽然想到，这样的一部电视剧，这样一个漫长、缜密的故事，它之所以能够牵着我一路跑下来，跑到昨夜的二十多集，是因为有一个根本条件——那个时候的上海，没有手机。
几乎每一处悬念、每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主人公手里有一部手机，问题就不存在了，不危险、不紧张了。敌人在门外设下罗网，随时准备冲进去，现在必须要通知屋里的同志，“我”在街上狂奔，寻找一个公用电话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里边的姑娘正在和闺蜜讨论电影和口红，简直急死了。这个时候如果掏出手机，问题就没有了。
李敬泽在2020腾云峰会
所以我这一夜一夜看的是什么？是由于不连接，由于弱连接，由于连接的故障，造成的一个否定性情境，在这个情境里，人面临着庞大的偶然性。偶然性是什么？
偶然性是意外，是你的“意想”之外，你没办法和世界充分连接，信息不对称，你是针尖，世界是风暴，于是，你的戏剧——如果你是个足够坚强、聪明和幸运的家伙，你就会身在戏剧中，而你的戏剧完全系于你以一己之力如何应对这四面八方呼啸而来的偶然性，那些偶然性都在千方百计地否定你——迄今为止，这构成了人类的大部分故事、大部分戏剧。
假设这个世界上早有手机，那么昨天晚上那部电视剧就没有了，很多剧很多小说都不会有。此外，我想我们恐怕还会失去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杜甫的很多诗。
疫情期间我闲着没事儿读杜诗。杜甫的诗1444首，但如果他有手机的话，起码有五分之一是不必写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写的都是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间断，这种阻隔、间断、不连接使杜甫成为了一个追忆、遥望、惦念和感叹的诗人。
王国维讲“隔”与“不隔”，讲的是心与物、词与物之间，好的诗人要越过千山万水、捅破一层纸，由隔抵达不隔，但如果没有对“隔”的深刻感受，又何来“不隔”。对杜甫来说， “隔”就是一个精神空间，一个抒情场域，他的追忆和遥望，使不可及的人事物返回和构成他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李白和杜甫关系很好，至少杜甫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李白的仰慕。但实际上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初次相见的时候是在洛阳，那时候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然后他们一起在河南转了一圈，然后又到山东转了一圈，此后便是“渭北春天树，江南垂暮云”，无复相见。
但也就是因为这不相见，在漫长岁月里杜甫写了二十多首诗怀念李白、想念李白、歌唱李白。我想如果他有手机，如果他和李白随时都可以通电话、刷微信，那么，这些诗不必写了，而且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感情很可能保持不了那么长时间，因为天天言来语去，密切连接，他们又是两个如此不同的人，他们又生当天翻地覆、意见纷纭的大时代，不知道哪一天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所以，幸亏不连接，不仅人间有好诗，而且人间还值得。
我现在的工作包括管理一家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世界最大的一家文学博物馆，其中收藏着现代以来大量的作家手稿和信函。当然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作家手稿没有了，信也不写了，以后我们收藏什么？以后研究文学史的人研究什么？
这个问题现在无解，总不会是作家把毕生的聊天记录和微信截屏捐给我们吧。但是写信还是不一样的，最近我们办了一个巴金的朋友圈的信札展览，我仔细看了巴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远方朋友们的通信，我忽然想到，这种书写、这种连接绝不仅仅是为了通消息、传信息，也不仅是为了交流思想和感情，除此之外，它有一种类似于本雅明在谈论老照片时所说的那种“灵氛”。
你能感到，通信的这两个人，他们被空间和时势所“隔”，他们以书写、以遥望克服这种阻隔，但是，在他们的“不隔”中又内在地包含着“隔”——一种由“隔”而生的珍惜、珍重、柔情和温暖，正是这种“隔”使两个不同的人忽略他们之间的差异，使世界获得一种由“我”和“你”或“我”和“他”构成的完整性。
由于没有手机，由于通讯不畅或见面不易，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或许是某种否定性的、险恶不测的荒原，由此孳生隔膜和敌意。但是，这个空间也提醒和召唤着人们，小心翼翼，怀着敬重和好奇去跨越荒原，认识、惦念、甚至爱上那个不同的“他”或“她”。
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会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鸡汤了，但是，我还必须要反过来说，正是由于“隔”，由于连接的困难，由于身体外、家门外存在着那么一片荒原，人才必须确认自己是自己，也必须从“我是我”这个地方出发去连接他人。
在这个意义上说，连接是我们的天性，我们的天性一定要追求“不隔”，同时另一方面，“隔”或者不连接也是我们的天性，甚至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不连接是我们更深的天性，是我们更根本的精神结构。
因为，人就是这样，与他人连接是困难的，我们甚至和自己都不连接，不用学过弗洛伊德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恐怕都不能说我完全了解我自己。而且我们每个人还面对着一个绝对的不连接，就是与死亡不连接，我们无法连接我们的死亡。
也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否定性，人必须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栖息在这个绝对的否定性的身边，才能开始精神上的远行。
我说得有点拗口了、复杂了，其实特别简单——人先要把自己从世界里区别出来，把自己变成一个不透明的存在，然后才能谈得上我和其他人、和这个世界的连接。
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那么在意自己的这点隐私？在高度连接的互联网、大数据之下，为什么个人信息、隐私变成了普遍焦虑，问题的实质肯定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之秘密，实质在于，我必须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连接的，如果我把不可连接的区域全部敞开，那么我还是我吗？
如果“我”都没有了，每个我都成了一个被连接之物，那么这个连接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不是“细思恐极”吗？这不是触及到人的生存之根基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喜欢我们今天的主题词——“流动的边界”，“流动”暗示着连接，暗示着我们这个时代无所不及、一往无前的技术上和交往上的连接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那个“流动的边界”，必须思考这个“边界”在哪里，这恰恰是科技需要和人文对话的地方，是科技需要和人性对话的地方。
大家都谈到了2020年，这一年，在全球性疫情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和社会震荡中，我们都渴望超越阻隔去实现连接和理解。但同样在2020年，我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人，我必须确认我是谁，我和别人不一样；推而广之，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可能也同样必须确认自己的边界何在，何以“我是我”。
一个不能自信地为自己确立精神边界的文明，几乎就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它只能被连接，它不可能成为连接的主体。当我们创造、塑造未来时，除了技术，这个流动的、内在的边界应该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力量。
所以，说到底，我相信，尽管有了手机，有了大数据，激励着人类去创造和探索、去远行去战斗的，依然是那些偶然和意外。当黑天鹅升起，当灰犀牛站起，偶然和意外激发着人的恐惧惊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同样，尽管我们现在通过手机零散地、无时无刻地连接和敞开，但是我也相信，那个手持手机的杜甫也依然会为自己保持一个与他人、与世界的距离，以便于他的遥望、认识、追忆和爱。没有这个距离，这些事关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可能就不复存在。这就是我要说的：既要不隔，也要隔，为了更好的不隔，要更好地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作者：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