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拉夫移民非常符合现代移民研究的基本结论之一：财富和发展的不平等是移民的根本性刺激因素之一。
《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斯拉夫人的扩张涉及多种类型的移民单元和许多不同的环境，动机多种多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斯拉夫人基本出于自愿，在经济动机的驱使下迁徙。这在6世纪罗马巴尔干的斯拉夫掠夺者身上最明显，他们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攫取当地的动产。袭击是攫取财富的一种手段，而作为斯拉夫辅助部队受雇于罗马则是另一种。特别是安特人，他们似乎从6世纪30年代起因成为罗马的正牌盟友而获益不少。大体上说，正是因为斯克拉文人和安特人一开始进入了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和以东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斯拉夫人才能接近东罗马，获得上述赚钱的门路。没理由认为这不是最初行动的目的之一。
将斯拉夫时代初期和末期的物质文化相比较，就能明显看出，5—8世纪的移民活动至少给斯拉夫世界中的一部分人带来了物质利益。在此期间，出现了更精致的金属制品（包括一些贵金属制品）、种类更多的物品，甚至一些有层次区别的住房，从中受益最多的是战士，他们如今离发达欧洲更近，也因此获得了新机遇。当然，这样的动机并没有直接证据，而是从他们的行动及其结果判断出来的，但仍不失为合理。这也意味着斯拉夫移民（或其中的一些）可以归入这一种模式：来自较不发达的边缘地区的群体，迁往紧邻罗马帝国或其腹地的地方，那里到处是攫取财富的新机会。由此看来，斯拉夫移民非常符合现代移民研究的基本结论之一：财富和发展的不平等是移民的根本性刺激因素之一。6-7世纪的兵马俑瓷砖描绘了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战斗场景但是，在斯拉夫扩张的进程中，欧洲最外围的部分和帝国部分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整合到了一起。第一千年上半叶，讲斯拉夫语的人出现在维斯瓦河以东、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非常简单的农业社会中，而这与是否认同约达尼斯所说斯拉夫人是威尼蒂人分支的关系不大。那时，讲斯拉夫语的人所处的世界，与存在了半个千年的罗马帝国从未有过真正的接触。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斯拉夫人想离开边缘地区，以获得更多掠夺财富的机会（这从历史和考古证据中大致能看出来），那么为什么他们直到5 世纪末和6 世纪才这么做，而不是更早？在那之前的500 年中，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迈出这一步去攫取财富，但他们并没有去。为什么这个过程偏偏开始于那个时候呢？在我看来，最可能成立的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很明确，涉及匈人势力兴衰给罗马帝国边缘带来的变革。关于日耳曼移民人口规模的争论仍将继续，但对于先前日耳曼人统治下的罗马世界边缘地区，日耳曼移民带来的政治影响是无可争议的。我们看到，376—380年和405—408年的两波入侵潮，以及阿提拉死后多瑙河中部控制权之争带来的连锁反应，使中东欧地区日耳曼人主导的权力集团急剧减少，其控制的领土也大大缩水。无论其对更大范围内人口的影响如何，日耳曼文化的崩溃都反映出具有军事实力的大规模政治结构在中欧和东欧消失了。这为斯拉夫人后来进入罗马边缘区的扩张铺平了道路，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许多曾占据帝国边境附近有利位置的居中日耳曼势力在此期间消亡了。讲斯拉夫语的人得以进入这个边缘区，是因为有组织的武装群体已经离开了。在此有必要多说一些。要想利用好紧邻罗马边境的赚钱机会， 斯拉夫群体就得转变为军事力量更强、结构更完善的实体。当然，这是一个双向过程，因为从帝国攫取的动产反过来又为6 世纪末的斯拉夫新领导人提供了成功所需的庇护力。如果是在罗马时期，野心勃勃的斯拉夫人就得对付当时占据边境地区、组织结构已然完善的日耳曼附属国，那样的话，斯拉夫人就需要进行更彻底也更难实现的重组。而且，相关的斯拉夫群体必须在欧洲大平原东部边缘的森林中先完成重组，才有可能进入有利可图的边缘区，与当地的日耳曼人竞争。很难想象第一千年上半叶在这些地方，有哪位领袖能找到足够的资源、召集足够的追随者来发起有效的挑战。匈人帝国的兴衰在多瑙河下游边境以北形成了相对的权力真空，规模较小的斯拉夫武装群体才得以进入。第二方面猜测的成分多一些，但是从第一方面衍生出来的。6世纪与罗马巴尔干地区有了接触的那些斯拉夫群体，最初在4 世纪时可能聚集在波来希，至少肯定在喀尔巴阡山麓地带，而这个地区是在由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范围内的。如果这样的判断正确，那么就是哥特人的统治促成了这些斯拉夫人最初的转变，斯拉夫人求变，是为了推翻哥特人的统治或至少摆脱一部分重压。和匈人帝国或阿瓦尔帝国一样，切尔尼亚霍夫系统的统治者应该会要求臣服的当地人用粮食供应来提供经济支持，可能还会要他们提供兵员。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历史叙述中，不管是哪个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第一次出现时都在与哥特人发生冲突。约达尼斯记录道，5 世纪中叶的哥特人领袖维尼塔里乌斯在对战安特人时取得了一次大胜：（维尼塔里乌斯）向他们发起攻击，第一回合遭遇战失利。之后，他奋起反击，将他们的国王［名叫伯兹（Boz）］、国王的众子，还有70 个贵族钉死在十字架上，尸体挂在那里示众，这一恐怖的做法大大增加了已投降之人的恐惧。一个例子不能代表整个过程，但这里的模式很说明问题。即使看起来是受经济因素驱使的移民，政治动机也往往起着作用，这在现代移民的例子中也很常见。之前的日耳曼领主离开后，边境地区出现了新的经济机遇；但如果没有匈人带来的政治变化，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即便在军事上已更加成熟，也很难把握这样的机遇。6 世纪上半叶之后，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的比例在不同的斯拉夫移民群体中有很大不同。科尔恰克类型的大家庭式定居点在中欧高地上扩散，其动机大概与人口增长有关，而人口增长是吸收外来者和粮食供应增加的结果。但即使是科尔恰克群体的扩张，也可能带有政治动机。一方面，将哥特人、赫鲁利人、苏维汇人、鲁吉人和其他群体赶出多瑙河中游地区，将伦巴第人从波希米亚及更远处向南拖进多瑙河中游的争斗，想必也极大促进了科恰克群体的迁移。这些冲突发生在5 世纪末和6 世纪初，恰好是科尔恰克斯拉夫人从喀尔巴阡山脉向西扩散的时候，这显然让他们在控制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时容易多了。另一方面，科尔恰克群体可能还有一层政治动机。我们看到，这些移民的组织形式是小规模农业社群，不同于规模更大、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斯拉夫实体，后者在更往东的地区和南方通过与东罗马的直接接触而发展起来。有鉴于此，科尔恰克类型的移民可能也在四处奔波，以免被拉到那些新兴强大斯拉夫政治实体的轨道上去。后民族主义观点也适用于斯拉夫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说的语言关系比较近，就认为不同群体的斯拉夫人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科尔恰克类型的移民做出的生活选择，就截然不同于他们那些一心想着罗马的财富的远亲。科尔恰克群体做此选择，目的之一可能是躲开其他斯拉夫群体的注意和掠夺。阿瓦尔势力的崛起也为斯拉夫移民进程增添了动力。阿瓦尔帝国与之前匈人帝国的运作方式大致相似，都依靠下属的盟友群体提供兵员和经济支持。简言之，这是通过军事征服建立、靠胁迫维持的霸权。东罗马的史料中有许多例子，说明阿瓦尔可汗们即便战败也决不愿意丢面子，因为只要他们显出软弱的迹象，心怀不满的臣属就有可能反叛。历史学家米南德（Menander）的作品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围攻辛吉杜努姆（Singidunum，今贝尔格莱德）失败的阿瓦尔领袖向该城指挥官索要大笔礼物，以便他英名无损地退兵。更为引人注目的是，626 年阿瓦尔人最后一次试图攻下君士坦丁堡未果，队伍中的斯拉夫步兵开始逃跑时，阿瓦尔人的杀戮就临到了他们。在阿瓦尔人眼里，喀尔巴阡地区军事化的斯拉夫人是潜在的子民，可供利用。阿瓦尔人很快拉了一些斯拉夫人入伙。为了实现目标，阿瓦尔人愿意在6 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初受雇于罗马来攻击斯拉夫群体，甚至一度乘罗马船只沿多瑙河而下，攻击分别在喀尔巴阡山脉西南和南面边境［可能是巴纳特（Banat）地区和瓦拉几亚］造成麻烦的斯拉夫人。斯拉夫群体被纳入这个新的游牧帝国，恐怕不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的，它们与其阿瓦尔主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看到，阿瓦尔战争机器（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协助下）在巴尔干半岛的东罗马防御工事上炸了一个洞，这的确使7 世纪斯拉夫人在那里大规模定居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阿瓦尔统治本身是许多斯拉夫群体想要避免的，对于曾与之发生冲突的斯拉夫群体来说则是需要摆脱的。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据说正是这样做的，萨莫领导下更西边的索布人也是如此。为该事件提供资料的弗雷德加明确指出了起义的原因：（阿瓦尔人）每次在战场上向别的群体发起攻击，都是自己以作战队形扎下营来，却让（斯拉夫人）去战斗……每年，（阿瓦尔人）都会与斯拉夫人一起过冬，霸占他们的妻女。斯拉夫人还得向他们进贡并忍受许多其他负担。因此，阿瓦尔人的统治为斯拉夫群体迁出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中游地区提供了更多的理由。首先，虽然科尔恰克类型社群最初的扩散显然有其他源头，那时阿瓦尔人还没有成为一个因素，但6世纪中叶以后，科尔恰克类型从波希米亚向萨勒河沿岸以及易北河的进一步扩散就有了额外的动机：避免被并入剥削成性的阿瓦尔帝国。这很可能促使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向北扩散到波兰。其次，公元610 年之后，规模更大的“部落”斯拉夫社群之所以能扩散到巴尔干地区，是因为阿瓦尔人破坏了罗马边境的安定。而这些斯拉夫人在之前的50 年间都在为阿瓦尔人战斗和服务，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也想让自己（更不用说他们的妻子和子女）脱离阿瓦尔人的控制。第三，和匈人一样，阿瓦尔人将一些臣属群体重新安置在匈牙利大平原的核心领地附近。史料记载，他们如此安置了保加尔人、格皮德人，以及从巴尔干带走的罗马战俘。考古证据还表明，他们对受其统治的那些斯拉夫群体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因此，动机和情境对解释斯拉夫人的各种移民过程是很有帮助的。斯拉夫扩张的过程中，群体的规模有大有小，方式有时比较和平，有时更具侵略性，我们不应为此困惑。有时，移民主要受政治动机驱动，有时经济动机的作用更大。在缺乏关于迁徙及其政治背景的历史记载的情况下，我们无从得知在始于7 世纪的朝向东欧平原的扩张中，哪种动机占主导地位。后来向第聂伯河以东迁徙的群体很快开始从皮毛和奴隶贸易中获益，这些贸易从8 世纪开始在该地区逐步建立。但是，这些贸易究竟是他们去往那片土地的原因，还是迁移带来的意外结果，就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