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 ——参编《文选旧注辑存》的一点体会
一
我能走上“文选学”学习与研究的道路，似乎可以认为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事件。2011年9月，我负笈入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随刘跃进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这是我之前若干年最大的人生理想。入学之后，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在此之前，我自己曾考虑过两三个题目，但都不甚满意。我希望通过博士论文的写作，能够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同时必须坚持一个前提，就是不走偏门，做经典研究。我很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一些建议，因为他学术功力深厚，对学术界的研究态势又比较了解，在论文选题上会有高屋建瓴的认识。经过几次沟通，老师提出了几个值得做的选题，如《吕氏春秋》研究、蔡邕《独断》研究、《文选》李善注研究等。我考虑再三，觉得《吕氏春秋》在战国末年思想学术发展的节点上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于是向老师报告说自己倾向于以《吕氏春秋》为博士论文选题。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12年6月，在老师家里，听我说完后，老师沉思片刻，对我说：《吕氏春秋》值得做，但做不好容易空疏，我建议你做《文选》李善注的引书，因为第一你做过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书的一些研究工作，有一定的锻炼；二是李善注可供挖掘的东西很多，值得做；三是我认为你比较有耐心，能坐冷板凳。于是，《李善〈文选注〉引书研究》就成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
其实，老师建议我做这个题目，并不是偶然的，当时，他已经完成秦汉文学三书（《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史料学》《秦汉文学论丛》）的写作，《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也已出版，秦汉文学研究告一段落，工作重点已经转到《文选》的文献整理上了。在我入学之后不久，老师在研究生院“文艺学通论”课程讲座里做了一场关于如何阅读经典的报告，对于什么是经典、经典阅读及其意义、经典阅读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大家感到深受启发。就在这次讲座上，老师提到自己系统整理《文选》旧注的工作及具体的处理方法。
2013年1月，老师完成《文选旧注辑存》书稿并由出版社排版打印，进入一校阶段。我由此正式参与到这部大书的校订工作中，至2017年7月19日将《文选》索引四种呈送凤凰出版社林日波编辑，前后历时近四年半。在这段时间里，我由“文选学”的门外汉逐渐进步为略有所知的学习者，并开始一些粗浅的研究，参编的过程更多地成为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二
《辑存》出版后，我以《汇百川以一源 发新叶于芳林》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从总体上探讨了这部大书的学术价值，但对于这样厚重的学术著作来说，这种总体的把握必然是囫囵吞枣的。既然作为参与者全程参与了《辑存》的校订工作，我就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体会与收获。
首先，关于《辑存》在《文选》学史上的性质与定位，我认为是继唐钞《文选集注》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集注性著作，更集《文选》版本之大成，而其深度、广度与难度远远超过唐钞《文选集注》，因此具有集大成的性质。
所谓《文选》旧注，指的是李善所引旧注、李善独注、五臣注、《文选集注》所引诸家注释以及后来陆续发现的若干古注，还包括相关史书、总集的注释。《辑存》为研究者提供了《文选》及其注释的各种版本如集注本、敦煌本、北宋本、尤袤本、奎章阁本、以九条本为代表的日本诸抄本等以及其他相关文本，一书在手，诸本俱备，为我们的研究与利用带来极大便利，有事半功倍之效。这些版本，都是现存最优、最重要的《文选》版本，都是精善之本，既有敦煌吐鲁番以及域外的早期抄本，又有两宋善本，多为清人所未见，其中很多珍贵的文本，如一些日藏古抄本，当代学者也不易得见，很难搜罗完备。这是《辑存》其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史意义。
第二，《辑存》创造性地采用了汇聚众本，依次胪列的编排体例，一编在手，重要的版本及其异同可以一目了然。老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读书治学中资料长编的编纂问题。要想做某项课题的研究，广泛地占有资料是最基础的工作。把能够搜集的资料加以整理并从某种角度进行编纂排列，能够为我们将来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次《辑存》的编撰也不例外。
《文选》的版本虽然复杂，但相互之间的联系还是有迹可循的，在广备众本的基础上，《辑存》的编排体例使得不同文本的关联性与差异性显然呈现，为《文选》诸本版本源流及相关问题的综观研究提供更为直观的依据。《辑存》的内容显然不是简单的文本堆砌，而是有其整体的构思，是有序的、有脉络的。诸家注释依次胪列，文献传抄刊刻及其面貌的变迁一目了然，文本流变的轨迹往往明晰起来，版本是非正误的判断也变得容易。如李善注，诸本多有不同，通过《辑存》的排比，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其文本发展演变的轨迹，即敦煌本、集注本—北宋本—尤袤本的文本演进轨迹，能够把握其调整、修订的过程。又如陈八郎本五臣注亦多引文献，往往全同于李善，但朝鲜正德本并不如此，可知其为后人所加，很可能是书商刻书时所为。再如，我在校订过程中发现，李善注引书《胡非子》，所有的《文选》版本都出现了误以其为《韩非子》情况，以此为出发点并进一步考证，撰成《〈胡非子〉小考》一文，发表于《文献》2015年第4期。若非《辑存》的编排体例，这样的问题很难被发现并解决。此种体例，有助于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激发探索的兴趣。
第三，《文选》所收录的作品，覆盖了先秦至南朝的漫长历史时期，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自“文选学”产生之日起，其所涉及的知识世界便不局限于《文选》本身，而《辑存》因其集成的性质更成为不同专业、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各取所需的宝藏：诸家注释尤其是李善注涉及大量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对于先唐学术、思想等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举例来说，李善注引书共计2000种左右，历来被奉为古籍辑佚之渊薮，又如其中还保存大量的音韵、训诂学文献，均可进行专题研究。老师一直强调一个平凡的道理：学会整理资料，是学术研究的起点。《辑存》是对文献的整理，更是研究先唐学术可资取材的重要资源。
总之，《辑存》的编撰，绝不仅仅在于文献的汇集，这当中蕴含着老师多年以来的学术思考，即怎样读书。《辑存》在《文选》文本整理上的探索、实践及其理论总结具有古籍整理的方法论意义，而这种汇集诸家古注、排比众本并加以适当考证的研究范式必将对相关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
在《辑存》的校订过程中，我逐渐加深了对“文选学”、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很多问题的理解比以前深刻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献整理应以保存古籍原貌为原则。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云：“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这个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如何校书、校之又精？这个问题却很复杂。我之前的理解很简单，校书就是定是非，确定“正本”，作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但在《辑存》的校订过程中能够发现，是非问题经常是无法判断的，能正是非固然最好，但更多也更合理的处理是明异同。如陆士衡《文赋序》第一句“余每观才士之所作”，“才”，陆柬之本作“材”，显然尚无法判断其是非。而且限于闻见，很多时候可以判定的“是非”未必是真的是非。所以文献校勘的目的不是一定要定是非，而在于保存原貌，为研究者提供研究和判断的依据。所以《辑存》的学术定位与编纂目的是：博观约取，元元本本，为《文选》学者与先唐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个经过整理的汇注本。
第二，文献的校勘是一项立体的工作，往往需要具有比较全面的学术修养，绝不仅仅是核对文字这么简单，而校勘工作又不应仅仅满足于校勘本身，很多的学术发现可能恰恰是从校勘开始的。就我个人而言，因为从事李善注引书的研究工作，又编订了《辑存》第20册的《文选》索引四种（篇目、著者、人名、引书），因此特别留心李善注的引书问题。在校订过程中，我发现李善所引《论语》八家汉魏古注正与何晏《论语集解》之八家相合，于是立足于《文选》与《论语》文本及相关文献，经过细致的考证，考定李善注所引八家《论语》汉魏古注并非皆出于原书，除郑玄注（或其部分内容）外，其余七家注释皆来自何晏《论语集解》，故李善注实际引书仅为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二种。这对李善注引书来源问题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曾将这一发现向老师汇报，他鼓励我继续探索下去，后来形成了一篇论文《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考述》，2015年4月在扬州举行的“文选 · 文章学 · 学术史”会议上得到了傅刚老师的肯定和鼓励。我想李善注引《论语》类文献的问题绝不会仅仅是个案，于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后来也读到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与徐建委兄的大作，认为李善对《汉书》诸注并非逐家征引，而是主要来自蔡谟《汉书》注本，综合各种情况后撰成《李善的“神明书架”——〈文选注〉引书来源考略》一文，予以系统探讨，认为李善注引文并非皆来自原书，其来源包括引书原书、类书、旧注、集注等，而其所引众多集部诗文作品多应出于总集、别集类文献。
第三，通过校勘《辑存》，我对李善注引书的义例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考察，并以之为依据，对李善注引书问题有了较深的认识并重新审视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在一些问题上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如与上述李善注引书来源问题相关，之前看到李善注引书的第一反应是该书是李善时存世的著作，这显然是很有问题的；又如之前谈到李善注引书，很自然地会说其为古籍辑佚、校勘之渊薮，但现在看这种认识的问题更大，一是李善注引书并不完全遵照于原文，往往差异极大，因此实际上并不能反映所引典籍的原貌，在没有更多材料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但要比较谨慎。二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李善注引书在校勘上的价值其实十分有限，稍微扩展一下，即古籍文献中的引用材料对传统文献的校勘的意义不是很大。这种看法很多学者可能不愿意接受，但确是一个切实的问题。总之，对古注所引文献的使用要十分慎重，否则就可能产生错误甚至闹出笑话。
还有李善注引书书目的确定，也比较复杂，这显然不是仅仅排列李善引书的书名就能完成的，一是《文选》版本众多，写刻中时有舛讹，要综合各种版本进行判断，二是李善注引书李善注引书往往有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书名简省等情况，都加大了工作难度，所以此前的几种李善注引书书目都存在不小的问题。我目前正在进行《李善〈文选注〉引书考录》的研究与撰写工作，立足于《文选》诸本，在全面梳理李善注引书引文的基础上，结合学术史，充分利用汉唐目录、存世典籍、出土文献与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对李善注引书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与考察，为学术界提供一个相对可靠、可信的李善注引书目录。而且，除确定李善所引典籍外，更考订其未引之典籍，即因为种种原因往往被误认为是李善引书者。
总之，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参与到《辑存》的学术团队中，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校勘过程中，各位同仁互相帮助和鼓励，探讨切磋，其乐融融。每每因为一个人的某一发现而热烈讨论，分享喜悦。几年中的校勘工作，确有辛苦，但更多的是收获和快乐。记得2016年8月，老师带领大家汇聚于古都南京，在凤凰出版社进行三校工作，每天中午午餐后，大家都会喝上一杯咖啡，听老师讲学问，谈天说地。而到晚上九十点钟收工吃过晚饭之后，大家则一起漫步于玄武湖畔，体会夜色的凉爽澄净。真是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就在这样美好的时光中，我们的学问也成长了，老师鼓励我们发现并探索问题，又因材施教，为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或选题，现在大家的研究都已形成初步的成果，即将在凤凰出版社作为《文选》研究丛书出版。学术的道路没有终点，我们仍会在老师的带领下继续快乐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