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人懒（休）散（闲）吗？

一个不时被提及的话题

关于北海人懒散的说法，一直都有争论。毕竟“懒散”是个贬义词，很容易由“文化之争”变成“品格之争”，所以很多人改用另一个词：“休闲”。

其实“懒散”和“休闲”内在的意思是相通的。近年来在北海购房的外地人热度不减，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成了“新北海人”，北海也成了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在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文化磨合中，许多人经常提到北海人性格懒散，生活节奏慢。

北海人真的懒散吗？史书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法？——须先声明的是，史书中的“北海人”，同时也是“合浦人”或“廉州人”，因为北海过去就是合浦县的属地，而“合浦县”也曾属“廉州府”所辖。

前人和洋人这样说

《北海杂录》是晚清梁鸿勋编订的一本地情小册子。我的这个本家是广东三水人，光绪年间跟着他在北海办洋务的族弟梁慎始在北海“揾食”——大概是做些生意或当幕僚之类，用土话说就是“蹭吃蹭喝”。

担任北海洋务局洋务委员的梁慎始因为“工作关系”，与北海的各界人士广有接触，对民情风俗多所了解，他大概相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将耳闻目睹的种种记录下来，把他的小本本交给族兄，让他分门别类给编辑出来，序言中声称记的大都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事。

《北海杂录》有一章“风俗”，里头的一些记载很有意思。

“北海土瘠民贫，然俗尚简俭，易于取足。观其聚族而处，大者不过数十家，小仅数家。”

“北海靠近大海，鱼虾蟹蛤繁多……但禀赋懒惰生计无着，又没有什么远大志向，有的家庭稍为宽裕就放手，一副自足的样子”（“北海滨临大海，鱼虾蟹蛤繁生其间……然赋性慵而生计拙，且无远大志。间有家颇小康辄不事经营，若甚自足者。”）

这简直就是“懒散”和“小富则安”的注脚。

书里对北海妇女的评价，也很不友好：当地的女人生性简直是懒，大多数都不会缝衣织布（“北海妇人性亦近慵，类多不以女红为事”）。传统中对妇女要求“德、言、容、工”，女人不事女红，自然也属“懒散一族”。

英国领事馆平移（胡永昌摄）

《北海杂录》只是一家之言，不幸的是，我在经过整理的宣统元年手抄本《清实录》也看到类似的记载。

《清实录》说合浦（北海旧属合浦管辖）有“四民”：客户、东人、俚人和疍户。笼统地说，客户就是外来的生意人，东人就是从福建来的客家人，俚人是当地的土著，疍户就是采海为生的疍家人，“因为混杂居住时间长了，除了疍家人还比较另类，其他已没多大区别了”（“日久相处，疍民尚分轸域，其余已并而为一”）。

在《清实录》的“民情类”中记载：北海陆地的居民“民性愚而生计拙，积习相沿，出外经商者甚属寥寥。”

地处偏远，“事属畏难”，平头百姓没有走出去的想法，读书人也甘心在家，到国外或京都留学游历的只有两三个人，到省城（广州）读书的也才三四十人。

因为安于现状，不愿出去闯荡，所以当地人见识短浅，常常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商业一直不发达（“识见偏小，恒鲜远大之志，商业不振，由来者久”）。

《清实录》还列举了当时的北海人的一些不良风俗：赌博、迷信，吃鸦片（“县民嗜赌趋之若鹜”；“县属妇女题助修理庙宇者极形踊跃，诸善举则裹足不前，迷信神权达于极点”；“县民吸吃鸦片以下流社会为最多”。）

这些人们普遍沾染的毛病，都与“懒散”相关，当然它们绝非北海人所独有。

不过，《清实录》对北海的疍家人却不乏赞美，他们朴实安分，不通匪抢劫，不领养女孩或童养媳勾引他人下水，不吹大烟不赌钱不吃软饭（“性情诚朴尚无强悍浮诈之弊”，“多属安分营生……安贫守分，尚无接济匪类抢掠情事……无以领女及养媳而妓寮诱人冶游者，尚无嗜赌嗜烟仰食于妻女之事。”）

疍家人“最善针缝，工精价廉，人善用之。”

合浦惠爱桥

以上都是国人自己说自己。北海在1873年的《中英烟台条约》中辟为通商口岸，得“欧风东渐”的风气之先。当时在北海的洋人又是怎么评说北海人的呢？

北海的史料中，有一份极其珍贵，是英国人撰写的海关报告，从1882年到1931年，整整五十年。在这些主要是关于贸易往来记录的报告中，并不乏对北海风土人情的评论。

在1895年的报告中，一个英国领事提到，北海是他所知道的“南中国唯一不用马车的地区”，对于这个修筑了一定数量道路的平原地区，仍在使用低效率的手推车和水牛、小黄牛进行运输，他极其郁闷地表示不解：“这件事似乎可以见到有创造能力的本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是很保守的。”

还有一年的报告称：“贫穷到处可见，虽然遍及整个中国的农民可以说都是极易满足的，只要他们能够和平地在自己的田里耕作，同时能为雨季的到来贮存一点儿食物，也就心满意足了，而本地区的居民其要求似乎比这还要低。”

顽固地使用落后的运输工具，以及安于贫困、与世无争的心态，是否从另一角度说明北海人的确有懒散的传统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种“地域性格”的形成，有很多因素，包括地理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也许还有遗传基因。像北方和南方，海边和山里或是平原，都不太一样；吃米和吃面，打鱼、种地、挖矿或做某种手艺，也都有差别。

《清实录》中称合浦东北靠近山区，民风拙朴而强悍；南边临近大海，气质显得有些轻浮；中间和西边一带，性格比较平和而懦弱（“东北近山，习尚强朴而悍；南临大海，气质近浮；中央及西方一带则和平而懦。”）十分准确地描述了地理与族群性格的关系。

地角渔村

似乎直到现在，对于合浦东片的公馆、白沙，南片的沙田、山口，以及中西片的西场、党江、沙岗，很多人还不无这种感觉或是说是成见。

北海人懒散，自然是因为知足。北海人为什么容易知足，从自然条件来说，无疑与南方气候温暖，雨水充沛，作物极易生长有关。相比于四季分明、农耕计划性强，人误地一春，地误人一年的北方地区，在“插一根木头也能长芽”的北海，人们不必为食物匮乏太过操心。

英国人的海关报告说：“番薯在这些地方几乎都是用来喂牛和猪的，但当米价昂贵时人们也吃番薯”，“虽然有匮乏的时候，米价会偏高，然而任何时候都没有饥荒，食物的短缺绝不会延续很久，饥饿从来没有使人民苦恼。”

以海鲜为例，北海的海鲜美名远扬，现在价格腾贵。但在困难时期，由于“鱼虾蟹蛤繁生其间”，像名贵的鲍鱼、青蟹、香螺、弹虾等，当时信手拈来，成为避免忍饥捱饿的大路货。那种情形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地域对族群的影响似乎是一个难解之谜。我老家村子隔着一口水塘，两边的人说话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口音不同只是表面现象，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一个不大的区域，也可能形成迥异不同的族群性格。

像北海人说的“地角婆”、“勤礼婆”，这两个还没有巴掌大的地方，女性的勤劳能干、识礼顾家，都有与北海其他地方不一样的特质。尽管不是每个人都那样，但却是大多数人的“共性”。

因此，对于地域性格的问题，不应该用“我认识的谁谁不是那样”来说事。我们在工作或社交场合，常常听到外地人用恭维的口吻称赞谁不像北海人。说某人不像某个群体，恰恰说明存在着群体性格。普通话说得特别好，做事雷厉风行，敢于对着电视镜头侃侃而谈，一个人骑摩托车去西藏，等等，都让人觉得不像传统的北海人。

老街风景

我觉得《北海杂录》和《清实录》中提到北海人懒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因素。清末民初社会管理的无序，皇朝崩溃，军阀蜂起，鸦片（大烟）无处不在的危害，无疑助长了当时民众的懒散。

也许还有更深远的一点，这种懒散性格与合浦郡历史上曾经是主要的流放地有关。那些达官贵人，享受过烈火烹油，见过大蛇屙屎，被发落在这个烟瘴之地，万里关山，万念俱灰，与世无争地享受着生活。

合浦那些型制巨大的墓坑，可以想象墓主生前生活的奢靡和优游，它未尝没有可能作为一种基因传承下来。

一枚铜钱的两面

关于北海人是否懒散的争议由来已久。1992、93年“北海房地产热”退潮之后，城市到处是烂尾楼、烂尾路。为了振奋精神，从低谷中崛起，市领导提出要破除“小富则安”的思想，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当时领导的讲话，报纸的一些评论文章，都说到北海人的懒散。

其实说北海人懒散什么的，只不过是一个角度问题。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北海人民自然也是勤劳勇敢的。“行船走马三分险”，敢于劈波斩浪在茫茫大海中讨生活的人，不能说不勤劳不勇敢。

古里寨老人

但从另一方面，做海固然冒险，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慢节奏，从而滋生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得过且过享受生活的心理。这两者并不矛盾，它就像一枚铜钱的两面。

地域性格是一个见仁见智、歧见纷然的问题。过去的志书几乎都有对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描述和评判，它跟社会治理息息相关。一方面，为官一任者有“采辑其地之风教政俗以献于朝”的职责，以备朝廷辨识是治是乱，民风好坏；另一方面，官员走马上任，下马观志，了解当地民众的性情禀赋，也便于因势利导，避短扬长，使得施政更接地气，得民心。

管子：疑今者察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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