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姥 爷

忆 姥 爷
文/沧浪之水
       离开家乡来东北的前十年,我的姥娘、奶奶、爷爷、姥爷相继离世,他们的离去大多突然而安详,让我猝不及防,无比悲伤,除了奶奶的葬礼我匆忙赶回去参加了之外,其他的几位老人我只能在遥远的异乡凭吊。
        姥爷的离开其实并不突然,他是在历经几次住院出院后,才依依不舍撒手人寰的。最后一次住院病情已经很重,我们感觉他可能挺不过去了,但还是没有想到他会走的那么突然,让我预计好的见面也化作泡影。 
        姥爷是2019年1月25日19时22分离世的,彼时已是农历腊月初一,农村已经开始为过年做储备,我也在谋划早日回去和家人团聚,并早早定好了腊月二十的回乡火车票。其间母亲数度来电话通报姥爷住院治疗情况,时好时坏,我听后在心里默默祈祷,姥爷,挺住,外孙很快就要回去了,一定要让我们见上一面。年底的工作琐碎而庞杂,我在忙碌中掐着指头计算归期,可谁想残烛忽灭不等人,这些终成遗憾。
        如今算来,姥爷已经离开我们一年零九个月了,600多个日日夜夜,儿孙们因逝去亲人的悲痛早已远去,生活也早已恢复正常,但我对姥爷的思念却愈燃愈烈。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家度过的,与姥爷姥娘相处的时光和积累的感情远远超过其他20多个里孙外孙。姥爷姥娘在对我的偏爱上毫不掩饰,记得直至我结婚生子后去他们家拜年,他们还笑眯眯说我是回家了,为此常常引来其他孙子辈们的羡慕和调侃,我也毫不谦让,尽情享受着这独有的“恩宠”。
        姥娘、奶奶、爷爷离世后,我都在很短的时间里书写了祭文,既表达我对他们的追缅之情,也反思自己的人生感悟。唯有姥爷的离世我迟迟未能下笔,既有工作家庭方面事务繁杂的缘故,也有思绪飘零无处下笔的原因。但感情的潮水汹涌奔流时往往不受控制,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令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是应该为姥爷写点什么,这既是对他一生的凭吊,也是备受宠爱的外孙应尽的责任。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今天适逢重阳节,特有的节日氛围让我如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    姥爷的一生实在是太平凡了,平凡的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写起。他既没有高深的学问,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如千千万万个普通农民一样,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活着时无人知晓,离开后也不会有很多人记忆。就像作家余华所说,“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 
        姥爷只读了几天私塾,能够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当的最大官是生产队的会计,身边的人大都叫他叶会计,最辉煌的时候是搞农村合作社时担任过几个生产队的司务长,这是他的骄傲,也是母亲和我说的最多的话题。农村合作社俗称大集体,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为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在自然乡村范围内,由将其各自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较大型农具、耕畜)投入集体所有,由农民进行集体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经济组织。

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合作化时期(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经济合作社时期(农村改革撤销人民公社、设立乡村建制后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相应地变更为乡、村民小组,为适应生产队的经济职能,又更名为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和经济合作社两个名称同时存在)。合作化时期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成的热情比较高,自愿入社,生产积极,合作社对经营管理的自主性也比较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比较正常。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强调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严重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虽强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化管理,却脱离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搞得农村经济几近崩溃。

        经济合作社时期普遍实行了以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应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搞活了农村经济。但也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能力和集体经济的弱化。老人常说的大集体一般特指合作化时期和人民公社时期。听妈妈说,后来大集体的食堂已经无米可以下锅,一大家子每餐只能领取一铝桶光可鉴人的稀粥。
        有一次妈妈守着铝桶等大人一起吃饭睡着了,被生产队路过的一个无赖偷喝个精光,醒来后妈妈又饿又悔,痛哭流涕。晚上,姥爷从食堂收工回来,时常用装印泥的盒子带回一点点炒米,母亲和二姨也就依赖姥爷的这点“腐败”所得终于活了下来。
        姥爷很乐观。姥爷生于1935年,少年时给地主放牛,护送地主家儿子去私塾读书;青年时赶上新中国成立,翻身农奴把歌唱,娶妻生子喜洋洋;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除了带来很多饥饿的记忆,倒也不影响他生儿育女,繁衍生息,其乐融融。他亲身经历过解放前的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新中国建立后的分牛分田、翻身做主,大练钢铁时期的战天斗地、大干快干,改革开放40年的飞速发展、沧海桑田,这其间的种种艰辛,姥爷很少对我谈起,也从未流露出任何不满或怨言,但我从他坚毅沉稳的生活态度,沟壑密布的沧桑容颜上能够感知他曾经经历的坚忍艰辛。他这种乐观的性格对我影响很大,每当我遇到困难挫折,困顿萎靡时就会想起姥爷,想起姥爷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命运的绝不屈服。
       姥爷一生抚育了7个子女,我的母亲是老大,我的小舅和我大姐同龄,应该说他的大半生都在为子女和家庭奔忙。我在姥姥家生活的时间集中在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位以后,姥爷浑身充满了干劲,把分到的好地改良成水田,把旱地种植红麻,卖给供销社用于编织麻袋、麻绳等,相对于其他农作物来说,种红麻可以增加不少收入,然后不断的攒钱为大舅盖房子,娶媳妇;为三姨订婚事,办嫁妆;为二舅盖房子,娶媳妇。红麻长得很粗壮,砍红麻是个体力活,不下大力气根本无法把它从根部砍断,然后用麻刀削枝去叶,打捆后埋在水里沤泡发酵,让硬皮变软脱落,之后再将剥下来的软皮放在水里反复漂洗,拧干晾晒,晾晒后虽然残留着臭味,但软软的、白白的,躺在上面很舒服。收割红麻的季节属于晚秋,气温已经很低,而沤泡、漂洗、拧干都需要站在水里完成,既耗费体力,又易感风寒,姥爷因此过早的染上了支气管炎,疾病的痛苦伴随着他的后半生,直至最终夺去他的生命。 
        姥爷很善良。姥爷在他所在的生产队当会计,一当就是几十年,他对这个职位很珍惜,只要乡村安排的任务,他绝对保质保量完成,领导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多次给他口头表扬并颁发奖状。每一次得到肯定,姥爷都很开心,安排姥娘炒个鸡蛋或豆角喝一杯。我趴在小桌子上看他自斟自饮,眼里满是钦慕,姥爷也不时的夹口菜放到我嘴里,有时候还让我尝尝他的酒烈不烈。踏入社会以后我也经常参加一些饭局,好像吃的喝的都再也没有那时姥爷给我的香。姥爷当会计几十年没有拿一分钱报酬,村里给他的待遇就是额外承包给他一亩地,这一亩地无需缴纳农业税。对此,姥爷很满足,每年对这块地精耕细作,打下的粮食也单独存放,闹饥荒的时候才准许姥娘动他,以弥补口粮的欠缺,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一亩地的补充,才让我的童年没有过多关于饥饿的记忆。
        姥爷很热心。姥爷很穷,但他绝不吝啬,当乡亲们遇到困难找到叶会计时,他总是倾其所能予以资助,这让他积攒下了好口碑,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口碑,才让我的三个舅舅虽然家庭贫寒却无光棍之虞。亲朋好友家里有红白事情的时候,姥爷也总是第一时间去帮忙,淘米做饭,切菜剁肉,不亦乐乎。
        记得有一次姥爷帮厨回来,东家把炖过汤的骨头送给他表达谢意,回来后我和二舅、小姨、小舅用斧头敲骨吸髓,咂舌饕餮,大饱口福。姥爷留给我们的都是一些平凡的记忆,但我想正是这些平凡的记忆才对姥爷的思念历久弥新,正是这些平凡之举折射出的人性光辉才激励着我们奋力前行。
        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切不平凡都在平凡中孕育,一切平凡都潜藏着不平凡的时代印迹。我想,正是因为无数平凡人的努力和付出,才推动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日新月异。最后,我将得知姥爷去世时写的一首小诗作为结尾,以表达我对姥爷的无穷追思。
音容宛在慈祥笑,
千里遥忆祖孙情。
追思缈缈寄苍穹,
两世相隔泣涕零。 
与人羞言春归急,
岂知外孙惦外公。
春归票定期未至,
残烛忽灭不等人。
憾事常有心常痛,
珍惜时事珍惜亲。 
 2020年10月25日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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