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大半世人生的小小总结

老曾按：今天是我51岁的最后一天。很久没有更新公众号了，并不是没有什么可关注的东西，而是觉得可关注的东西太多，而能写的又太少。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废话，不如不说。于是，就让它空着吧，总比被莫名地消失掉要好一些。

前一段时间，一位社科学者编辑一个微型小说作家录，说是给这个群体绘像存念，据说这是个国家级的基金支持项目，我有幸被名入名录中，这当然有点小小的虚荣和不自知，但想想也可以借压力督促自己，梳理一下这五十多年的人生。于是应承下来，学人家也写了个自己的创作小传。越写越发现，自己这滴雨水，对于文学之海，是多么微不足道。但好在，我们这代人，是看精卫填海之类故事长大的，所以，也就不再妄自尴尬——海不拒每一滴水，故而博大。而我，因为这置身于这片海中，为自己的生命，也找寻到了一些可以自我安慰的意义。

人是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因这点意义，而感到温暖和幸福。

以下，是我对自己五十多年人生的一次小小总结，权且算是存个档。

谢谢大家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

1969年10月2日（农历8月21日）上午10点左右，我出生于四川省什邡县外西善施桥畔的一所公厕隔壁的小房子里。母亲说，我这个生日好，国历是国庆第二天，大致都还在耍假，而厨房里多少还会剩些节日没吃完的好吃食，终归也算是有闲有食的。而以农历算，就更不得了，中秋刚过，正是遍野金黄的时候，我恰好属鸡，这可是在谷堆里捡食的命啊！如今，五十余载已过，经大半世验证，诚哉不虚，我这大半生，无大富大贵，倒也还算生活安闲，衣食无忧，平安喜乐，这对于一个写作者，当然并不算什么好事，我的文风，也因这不曲不波的人生，而显得平淡庸常，无风无浪。

像大多数初当母亲的女人一样，在刚知道怀孕信息之初，我母亲就遍翻字典，为我找到一个“颖”字作名，主要是觉得这个字是形容植物尖端，有出类拔萃的意思。加之她那个时代的女性，多崇拜周总理及其夫人邓颖超，觉得“颖”字好。这使得我既得此字聪慧灵秀之益，也得其柔美纤弱之害，大半生被人疑为“女士”，甚至出现开笔会被错划与美女文友同室之尬事，也算为我无趣的生活，添了一些有趣的谈资。

我的母亲自幼因家贫，只读了一年小学，常对此深抱遗憾和怨意，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门渐开，引入电视剧《阿信》，母亲见剧中小阿信背着一个小孩上学，收获了万千眼泪，甚为不服，说：“阿信只背一个娃娃上学，而我是背一个，拖两个弟妹上学，其情景，苦惨百倍。”于是发愿，要让儿子好好读书，今后会写字了，替她写一写她心中倒不出来的苦楚。这可能是我一生的作家梦之源。

循着这个梦，母亲开始对我进行打造，在未识字之前，便常给我讲故事，把她幼时在茶馆偷听到的评书中的桥段和人物，一一讲给我听。随着我的成长，故事消耗量增大，母亲便常带我去访故事讲得好的人家，她帮别人干家务，我则听人家讲故事。及后发现电影的信息量更大，于是便常花半日工钱带我去电影院买票并为我找好座位，然后再去上班，后我自己学会找座，便自行去电影院，其时不过五六岁，我一生对电影的喜爱，可溯源至此。

我的童年生活，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在故乡什邡外西街那条贫民小街，另一部分是随在省建筑公司上班的父亲在成都；还有一部分，是随当“知青”的六姨在什邡隐丰公社十六大队白塔坝。三地涵盖了大城市，小城市和乡村。这使得我在意识形成的过程中，接触事物更博杂也更立体，这为我未来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一个坚实的心理和眼界基础。

1976年9月，我入什邡城关四小读小学，几乎坐了两年飞机，至三年级时，三小与四小合并，学校成为三小，时年30岁左右的杨守朴老师成为我的新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杨老师每周三下午都会用一堂课为我们念童话，夕阳中念《海的女儿》的杨老师，成为我心中最美好的偶像，自那时开始，我开始迷上童话和小人书，我至今偶尔还觉得猫儿会说话白云和筷子都有心情的玄想，就是那时种下的。杨老师见我爱看书，就常借书给我，并且动员妈妈为我订了《中国少年报》和《儿童时代》，我也因此更加喜欢语文，在一次看图说话中，为主人公取了名字，引得杨老师将我的小作文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接下来，在给定的几个词语，让我们串写成一篇作文时，我将“蚂蚁”“浩浩荡荡”“奔跑”“冲锋”“蜿蜒”“小心”等，组成一篇写打仗攻山的作文，其场面蓝本，来自《南征北战》，杨老师在办公室里给其他老师念了我的作文，后全年级四个班的语文老师，都在班上念过，杨老师还让我用歪歪扭扭大小不等的字写在黑板上。那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并由此上瘾。

我是一个严重偏科并顽皮的学生，除了语文，不，准确地说，除了作文稍稍好一丁点，其余科目成绩均一塌糊涂，以至于有些科目的老师，恨铁不成钢地戳着我的脑门说：“你今后就去吃作文吧！”一语竟成谶，我这辈子，确实吃了一生作文，老师本是用来劝我迷途知返全面发展的激将之语，竟反向激励我在偏科的路上，越走越远，由此可见，教育孩子，千万不要用反语。对于十来岁分不出是与非的半大小子，很容易就把话听拧巴了，或者只听进去后半句。

1981年，小学毕业，以不优异的成绩勉强考入本地二类初中方亭中学，初中三年，继续偏科和顽皮，与教数学的班主任相看两厌，长期沉迷在小人书和随后风靡的武侠小说之中，经常被“为你好”的名义搜书包，免费为班主任的儿女提供课外读物，自此在心中树起对强权的凶恶和虚伪的反感，自感被不公平对待，由不喜欢老师进而发不喜欢学习，进而逃学溜号，与外西街失学少年们一起啸聚鬼混。经常写检讨，文风幽默搞笑，引老师们在办公室笑传。偶尔帮同学写情书，五毛一封，这两种文体，为我日后写杂文和散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二时，还写过人生的第一首诗：“假如书是高山，攀登吧，我的脚！”兴冲冲交给数学老师出身的班主任，老师如捻臭鼠皮，看过之后，莞尔一笑。这一笑，成为我由不喜欢到恨他的主要原因。

1984年秋，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好在当时正是发展职业教育元年，本地两所乡镇完中改造成职业中学，我入读其中距县城更近的什邡第一职业中学。班主任李洪高，是个有多年教育经验的老教师，见面第一眼就知我是刺头，于是祭出一顶“学习委员”的花花帽子给我戴上，并时常给我鼓励和信任的眼神，让我重拾已掉到谷底的自信，使我不仅不再与校外的兄弟们鬼混，还主动请缨，办起黑板报，这算是我大半生传媒工作的起点。我的小小黑板报，时常获得校级表扬和好评，但同时，也因批评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而险遭文祸，但基本被李老师挡了回去。

我职高生涯中还有另一个值得庆幸的事，就是遇到语文老师黄仁文，这位曾当过“右派”且一生都不顺的老师，身上有一种贫穷却不潦倒的高贵气，他发现我的作文还可以，于是常在讲课时将其作为范文，还主动单独给我讲了很多课本以外的古文及史哲知识，其中有许多，对我的影响至今尤在。我以他为原型写的《最后一堂语文课》，入选许多选本和考卷，寄托了我对他，对仅仅只学了一年的高中语文，深深的眷恋之情。另有电子技术老师邓俊杰，上课发现班上在传看我写的武侠小学，没收起来，追查始作俑者，将我带到办公室，在我面前看完我的作品，郑重地捧还给我，说：“写得好！”后来，还对我进行了家访，对我父母说：“这娃注定不是个修收音机的料，你们要好好培养！”邓老师那夜家访不喝茶，而是让我给他斟酒，大醉，被我和父亲扛着送回家。

三年职高生活，我这个家电专业的学生，并没学到多少修收音机录音机的手艺，却学会了办黑板报和广播站以及办校刊之类技术，我参与创办的校刊《朝露》，至今还在出刊，已历时37载，并获得全国及省市多种荣誉。最重要的是因为老师的信任与尊重，我的自信和自尊得到激发，与一帮混江湖的发小断了联系。这使得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在“严打”中堕入深渊。那帮兄弟中，有死刑有无期，我虽年纪不大，但如果跟着混下去，也不知是什么样一个结局？我因此感激职中和我的老师们，他们让我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1987年，职高毕业，因为专业中沾了“电”字，考入当时正在筹建的什邡发电厂，被派往重庆带薪学习一年。这一年，因偶遇一位17岁的女孩，与她通信九个月，她常在信中为我抄诗，感觉很美，后知道是席慕蓉的《无怨的青春》和《七里香》等，遂由此开始爱好诗歌，每日里满脑子都是“前世”“佛前”“星子”“花园”“流星”“命运”之类的字眼在翻卷，每得一句，就抄誉到信笺上，寄往远方的故乡。现在回想起来，那算是我最早的文学训练，虽然之前在学校写过作文，但如此系统成规模且常态化的写作，始于重庆学习那一年。每日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乐所愁，皆成文字，记入书信和日记之中，然后每日倚门守望邮差，乐此不倦。虽然，这段感情像所有初恋故事一样，不了了之，但它却结出了果实，就是我对文学心心念念的热爱。其中一句“生命原是要，不断受伤，不断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等待我的花园”，在我心中温暖一生。

1988年，学习结束回厂，厂子在距县城二十多公里外的山区，冷清荒凉的山区夜晚非常适宜文学栖居。在长长的六年中，我以一套电大通用的“大学语文”和一套《世界五千年》连环画和一套《白话聊斋》为伴，每日笔耕不辍，并不知晓山外已沧海桑田，连省作协的老师们都下海去卖鲜花了。只觉得自己总该做点什么像正事的事，而写作无疑是最不贵的，只要一纸一笔就行。后来发现，远不是这么回事，买书订刊投稿报名读刊授、函授，也是不低的消费，当时2角钱一枚的邮票，于工资只有一百元左右的我来说，也是价格不菲的奢侈品，不敢轻易乱抛。为了吃饭和买书投稿，我常常代班，即用休息时间替人上班，有时甚至白班、中班、深夜班全天在岗，引得查岗的领导惊叹这小子是铁人。其实，电厂倒班，并非体力活，只是在仪表前守着看书而已。值班室日光灯高而闪烁，容易刺眼，故常点一支蜡烛在灯光下看书，常被同事视为异人。

当时以写诗为主，以为众人也和我一样，视诗歌和文学为神圣，常把半夜写好的诗句，拿给同事们看，令同事们头大。但也并非全无用处，大家便为我找错别字，一个字一角钱，有时竟能逮出一元多，买一大袋瓜子分而食之。这是我的文学带给同事们最初的乐趣。我被逮错字之后，照例要请他们写出正确写法，抄上十遍，以保证下次不再犯错。

第一次投稿是1990年的事情。其实早在小学四年级，就有过冲动，给《中国少年报》“知心姐姐”写过信，并且熟记“前门东大街”这个社址，但因为觉得自己字太丑而终未实施。1990年秋天，刚经历了一场锥心挫骨的失恋，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在我有限的视界里，有文友因发表作品而调入文化馆当创作员。这在我眼中，几乎是跳龙门的事。我也将自己调回县城的希望，放到“发表”这件事上，因为我失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作离县城太远，且没什么前途。于是，我就开始寻找“前途”，而遍观自己全身上下，除了写点东西，还稍稍算点长处，于是就开干。

最初三个月，投了180余封信，每封所投刊物、文稿名及日期，都用小本记下。那个小本至今还保留着。然后每天下午两三点，就到厂门口的铁路边等邮差。多年后，妻为我的小书配插图，画了一个遥望远方的背影，天空中，金色霞光里游着一只鲸鱼，那是我的梦——连鲸鱼都能飞上天，而我离开山区的愿望，却沉重无比。

也并不是所有的信都泥牛入海。至少有三封得了回应，一封是一家诗刊的征订广告，一封是刊授学校招生信息，一封是一家著名诗歌刊物的编辑亲笔信，说：“人生有很多选择，何必执著于此？”可能是对我信中要与诗歌相守一生的豪言的回应，也可能确实觉得我的诗歌质量，配不上那份豪情。也可能是因为这条路太难太渺茫，给我的一份好心忠告。总之，我当时对这封信，是不服气的。并且由此激起了下一轮冲锋。多年之后，我当了编辑，偶尔面对像我当年一样激情澎湃，且把这份热爱当成能力的作者时，回想自己多年来在文学路上的挣扎，也忍不住想写一封这样的退稿信。我发现，这看似无情的文字里，装着的满满都是悲悯。

1990年12月26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在一个非常偶然里，我意外发现当天出刊的《西南电力报》第四版副刊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称呼》，此文连标题在内126个字，虽标注的是小说，实际是个段子，讲述的是一位车间主任在徒弟当小工人和当厂长之后，都一直叫他“师父”的不一样感受。我一直保留着这张报纸，直至多年后到成都上班，住在电力报社附近，每次过东风路，心里都觉得暖暖的。

那篇文章稿费10元，相当于我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我把汇款单的存根留言处写下“处女作稿费”，永作保留。骑车赴几里外的洛水镇取钱，买猪肉2斤，蒜苗2斤，萝卜5斤，炒了一大份回锅肉，用两个盘，加上萝卜汤，号称做了三个菜，招待那些被我的文字骚扰多年的同事哥们，让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文学的甜头。这毛病一直保持至今，每有稍大一笔稿酬或奖金收入，必招哥们儿小酌，既是个聚餐的由头，也是深心里一点小小虚荣作祟——我多么希望大家觉得，我每天神神叨叨，其实是在做正事情。

自那以后，我的投稿，逐渐开始有了星星点点的收益，虽然广种与薄收并不成比例，但我是一个傻呵呵的乐天派，只看果实，不看播种。况且，我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原本也算不得什么成本。对于一个山区青工来说，如果不读书写字，时间还不是拿去打牌喝酒或打电子游戏去了……

从1990年12月至1994年年底，在市县内外刊及各类行业报纸上，我一共发表了诗歌散文小说共193件，其中有《星星》诗刊小诗几首及《青年作家》中篇小说一件，还有《羊城晚报》副刊上段子几则，其余的基本是消防报邮电报之类行业报刊，但每一份，都带给我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1994年，什邡市电视台向社会招聘。凭着这一堆作品，我进入电视台，成为内部节目报《方圆报》的编辑，由此踏上新闻之路。之里有内容极为丰富的报刊资料室，大大拓展了我的眼界和投稿渠道，我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工作之名，在窗明几净的资料室里剪报，写作，甚至看小说，并且有机会接触各种先进的影视制作设备，与电视台另一批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一起，模仿当时风靡的卫视中文台及MTV风格，在工作之余制作了许多惟美的公益广告及电视散文，与此同时，也开始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报刊上发表作品，甚至开专栏。而其中，以创刊不久的《华西都市报》为最，这份后来被称为中国都市报先驱的知名大报，在创刊之初，常有我的杂感小专栏，这是我终于引以为荣的事情。

从1994年到1998年，我在什邡市电视台做编辑，写了大量的杂文，随笔和小小说，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1996年，小小说《猪儿》获“第七届四川日报文学奖”第一部杂文体长篇小说《足球闹天宫》也成于这个时期并在多家报纸连载。由于发表量较大，家乡什邡将我列为“文化艺术拔尖人才”，那一年，与我同列红榜的文化界另一位，是书法家洪厚甜，后来成为书法大家。除此之外，我还以二十几岁的“低龄”成为什邡市第七届政协委员。在电视台工作中，结识了我的妻子嘉荟妹妹，我们于1994年10月2日开始恋爱，1997年2月16日结婚，恩爱至今。

在什邡电视台工作期间，与几个“不安分”的同事一起，业余时间捣弄出一些电视散文，其中一部《小城最后的老街》被前来讲课的省视协领导看好，推荐送央视参加全国电视散文大赛，获并列一等奖，另一个获奖的是央视专业摄制组拍摄的——一个县级电视台的年轻人业余时间拍片获此殊荣，令人称叹，由此也拉开我的另一段人生路。

因获全国大奖，德阳电视台邀我加盟。该台是地级市电视台，对渴望“上进”的我，有一定诱惑力，于是带着新婚的妻子，举家迁往德阳。

1998年底，离开什邡电视台，加盟德阳广播电视台。原以为是做期待的电视专题或纪录片，结果阴差阳错，去办了电视节目报。这本是一件不需要多大脑力的简单重复劳动，一星期的工作，半天便可搞定，余下的时间，一半读书写作，一半打牌吃喝，既勤奋，又堕落。在此期间养成每天早晨在马桶上写一篇小杂文的毛病，作品在诸多名报名刊上刊出，其中一篇《关于指鹿为马的信》，在1999年2月21日《检察日报》副刊刊出，并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中华百年杂文精华》等众多选本，成为我的杂文代表作。

1999年底，应四川省质监局下属刊物《巴蜀质量跟踪》之邀，我从德阳跑到成都，开始“蓉漂”生活。但刚到不久，国家整治行业刊物，杂志停办。就在进退两难之际，恰逢《成都晚报》改版，这家有五六十年办报历史的老报纸，应时势和市场之需，要“市场化”，我于是加盟该报。

这一年，我的小小说《诊所》获“第十届四川日报文学奖”。

2000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单行本《足球闹天宫》出版。因为渴望能出书，接受书商开价稿酬千字30元的条件，即便如此，也至今未付。

2001年7月至2008年12月，我在“成都晚报”工作，从“实习记者”开始干起，一路至编辑、责编、社会部和评论部主任。参与了大量的社会新闻的报道。并且在做新闻之余，利用大量不能以新闻报的素材和生活积累，写了许多贴近现实，关注民生和社会痛痒的文字。后来被评论和出版界以及网络关注的“民工系列”，便是以此为发端，这个时期，写作并发表了大量小小说和杂文，小小说以记录底层生活为主，讲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杂文以针贬社会不合理现象为主，嬉笑怒骂，被评论家论为“赏善罚恶”，这是我文字的两面，都是出于对人间真善美的热爱与守护的愿望。

这期间的作品，在网络和纸媒上大量发表和转载，引起一定的好评。2004年，小小说《民工看球》获2003-2004年度《小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小说奖”；2006年，小小说《赵四伯的教育生意》获《微型小说选刊》“2005年度我最喜欢的微型小说奖”。

2004年，在生计奔忙挣扎中，我忙里偷闲，成为一个小女孩的父亲。为了寄托我对她的美好希翼，我为她取名叫曾善美，我希望她能如她的名字那样，真实、善良、美好地度过一生。小家伙的到来，从底层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和与之相处的方式，让我的作品里，增加了前所未有的慈悲、温情和希望……

2006年，一个非常意外的事件，让我“全国知名”，我的一篇微型小说《桃花源祭》被江西一名考生背入高考试卷，获得满分。在网络和媒界，引起巨大热议，“中央电视台”曾三次做专题进行报道，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和评论。一时之间，我的网络人气和“知名度”节节上升，并屡上热搜。这样的“知名度”与“热点”并非我内心期待和想要的。但不得不承认，这次偶发事件，使我得到了意外的曝光度，之前写了几百万字作品所受的关注度，不如这一次被抄。许多读者，也因为这个事件，开始认识我的作品。我的新浪博客，短期内阅读量破两千万，成为文学类博客的奇迹。

2008年底，因为这一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让我改变了对生命的认知和对自己未来人生走向的期待，我从报社评论部主编岗位辞职，开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专栏作家”生活。先后在《南方周末》、《新京报》、《读者·原创》、《华商报》等数十家媒体开过专栏，发表评论和杂文、随笔。与此同时，也未放弃小说的写作，发表了大量反映底层生活的小小说，几乎每一年都有作品入选当年底的杂文和小小说年选。2008年，有多篇作品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课题组实验教材，并获聘成为写作课题专家。

2009年，入选中国小小说五十强，并出版首部小小说集《别不相信微笑可以救你的命》，辑录之前数年发表的小小说作品81篇，此书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并获得冰心儿童图书奖。

2009年底，当时风靡海内外的华文网站“天涯社区”开始地方战略，我因此前在多个“中青论坛”等网站上发表大量作品并受到读者欢迎，而被邀参与，被任命为“四川地区运营总监”开始网络职业生涯。参与策划和运营了大量的社会热点事件和新闻。我的接触面和眼界得到大大的拓展，在此期间创作的“江湖小人物”系列微型小说和“冒牌经典”系列杂文。通过网络的传播，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因为作品很接地气，被网络读者评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这期间的作品大量被《小说月报》、《天津文学》、《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读者》、《青年作家》、《钟山》等刊物发表和转载。

20009年11月至2012年11月，我在“天涯”做网络运营这三年，因为传播方式的改变，我的文字，更注重“网感”，在贴近现实功用上，做得更多一点，文学性和艺术性，相对偏弱。但因为传播性的提升，与我合作的出版机构逐渐多了起来，我的书的出版，也渐渐丰富起来。

2010年5月，由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出版，我的专辑《小人物的幸福生活》入选，收录了我的小小说及评论作品72篇。该书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2012年2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我的作品集《借脸》忝列其中，该书辑录我的微型小说及故事性较强的杂文83篇。

2012年12月，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我的小说集《烂尾楼的名字叫春天》，该书是由20个短篇小说构成，讲述了二十个城市边缘人在烂尾楼中的江湖生活。之前分别在《小说月报》、《钟山》、《读者》等名刊上发表转载。

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我在文学总体上走向衰弱时的信心，使我在为生计奔忙的过程中，没有放下日渐沉重的文学之笔。

在此期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小说金榜》，我的《民工看病》、《民工斗雨》、《民工的丧事》入选。

2010年《微型小说选刊》选编的《21世纪微型小说排行榜》，我的小说《最后一夜》入选。

《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我的小小说《死神的账单》入选。此文被众多青少年读物和试卷辅导题选编。

2011年2月，吉林出版集团出版十卷本《中国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我的《她在冲我笑》、《我的不环保生活》、《赵四伯的教育生意》分别入选第“2”“4”“8”卷。

2012年12月，离开“天涯社区”，重新回到“自由，但不管饭”的散仙生活，终日游逛大成都这座素以休闲和烟火气著称的城市，坐茶馆、逛寺庙、泡书店、蹭展馆。在河边读书，在公园写字，在屋顶等鸽音唤醒朝阳，在夜市中看绿女红男交换欲望。看到和听到大量故事，并将它们写成专栏文章和小说。并在朋友的串掇下，开始影视剧本的创作和策划，参与制作了数部不太入流的网络电影的制作，经历了无数的靠谱和不靠谱的影视项目，收获了无数的经验与教训，并且逐渐成为半影视圈人，随着参与策划的作品在央视和海内外知名平台上的播出，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但骨子里，我最喜爱的，却还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微型小说和随笔。我认为自己在影视方面被认可的原因，是多年的从事文学积淀起来的情怀和素养。

2013年6月，由麒麟传媒·尚书房策划，“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丛书出版，我的微型小说集《英娃的幸福生活》荣列其中。录微型小说88篇。

同年同月，我的随笔《陪女儿看花开花落》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度与《窗边的豆豆》一起，被列为青少年情商教育畅销书，受到众多的宝爸宝妈的喜爱。我一时之间，被误当成“教育专家”，四处做讲座搞活动，好不热闹。我不认为自己具有教育别人的能力和资格，只是像我喜爱的丰子恺等老师那样，用一颗善感的文艺之心，去记录下自己不舍忘记的温暖生活片段。在不知不觉中，这成为我创作的一个基本价值观。我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应该匆促奔忙忘却欣赏，走马观花忽视了风景，而感叹世界的无聊，是不可取的。静下心来，耐心看看周围，静静地欣赏身边的世界，一沙一世界，一花一乾坤，乐享属于自己的那份酸甜苦辣，安度自己应得的那份春夏秋冬，人生之美，自然而然。我很庆幸自己在不惑之年，知道了这些。我也因此躲开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和劳累。

2014年3月，由著名微型小说作家滕刚策划的中国微经典出版，选择当时的小小说作家劳马、大解、安勇、陈然、秦德龙、陈毓、滕刚等8位小小说作家，每人一本代表作，我的作品集《小幸福》也忝列其中。这部书精选了我的小小说作品67篇，基本可以代表了当时我小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

这部作品出版之后，一次与文友喝茶，文友说其中的多篇小小说，都具有成为中篇甚至电影剧本的潜质，他还特别举了其中的一篇作品《蒲公英的歌唱》，说那篇作品，让人想起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而那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蒲公英的歌唱》，讲述的是一个没有取得办学资格的民工子弟学校意外收到教育局通知，让他们去参加六一文艺调演。为了让自己那帮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排出个拿得出手的节目，校长殚精竭虑，想尽办法，终于和一群流浪歌手、殡葬老板、打工诗人、服装个体户等江湖人物一起，创作并排练出一台感人的节目，当他们兴致勃勃地如期赶到演出现场时，才发现摆了乌龙——教育局并没有发邀请，而是给他们限期关校的整改通知，装错了信封……

这篇二千多字的小小说，具有很强的黑色幽默感和可拓展性、视觉感很强，就在我准备装它改成电影文学剧本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小说主人公校长的原型邹永安先生得急症去世，这位曾亲手创办过几十所同时又眼睁睁被拆了一多半的民工子弟学校办学人，一生想办一所像样的民工子弟学校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这使得我，将完成那个电影剧本，当成了一种使命。

凭着多年对民工村和底层生活的熟悉，以及对老邹的缅怀之情，我用两个月时间，写完电影剧本，定稿名为《蒲公英的歌》，送去参加广电总局组织的“夏衍杯”电影剧本奖评选。

剧本参选，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剧本按组委会的要求制作完成，高高兴兴选了当时最快速的市场快递发送过去，但不几日，却被退了回来，拒收原因是“未按组委会要求用邮政快递”，我当时觉得不可理喻，甚至感觉对方是在吹毛求疵，并因此怀疑征稿的公平性。我是个比较情绪化并相信“缘分”的人，此时觉得“气场”已没对了，于是将退回的剧本扔在一边，不再管它。但几个月后，组委会却电话通知我剧本已经入围，并请我准备赴天津参加颁奖典礼。这让我摸不着头脑，经查问方知，是我的妻子觉得我因为邮寄的问题放弃参赛，太过于情绪化，于是帮我另换了信封，重新邮寄了回去。这使得我获得2014年年度“第七届夏衍杯电影剧本奖”最高奖项。这个阴差阳错的小插曲，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选一个好妻子的重要性。一个性情温和的好妻子，是情绪化头脑发热的蠢男人的阀门。通过这件事，让我认知到自己性格中的偏狭短板，由此反思自己在创作方面的认知角度和宽广度。我的创作眼界和价值观，也向更宽广和包容的方向迈进。

2013年-2015年，受《读者》杂志社邀请，我在《读者》原创版开设“爸爸妈妈的青春”专栏，三年共出稿36篇，约15万字，于2015年2月在江西高校出版，并于当年被推著为江西省中学生暑期阅读书目。

2016年12月，我的随笔集《人生是一场无人相伴到底的旅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辑录了我从2014年-2015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专栏文章62篇，这些文字，介于杂文和小说之间，有故事情节和议论，主题以人生感悟为主，篇幅1500-3000字不等，有些被杂文刊物转载，有些收入小小说合集。在文本上，有太准确的控制，我将其视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表达方式。在此期间，我的微信公众号“曾颖眼中的世界”存续PC时代在网络的影响力，在移动互联网上散叶开花。

2017年暑假期间回老家什邡度假。我老家居花鸟市，楼下常有爱花爱鸟者茶聚，某日，因众人打赌引发灵感，写出微型小说《锁链》，小说讲的是一只从小被人虐养，锁链长在心中，即使物质意义的锁链已消失，却坚决不飞的故事。此文在《百花园》上发表，并于次年被众多文摘刊物转载，在第十七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2018年）中，获得一等奖。

在这个时间段，我的写作，出现自己当时并不明显感知的变化。从最初的纯文学，到中期的功能性写作，到这个时期的兼而有之，甚至打破文本界线，我一直处于不自知的探索和挣扎中。

第一阶段，以1993年至2000年创作诗歌和小说为主。先后在《青年作家》《四川文学》《海燕》等刊物上发表中篇小说《勇子》《网》《向往天空的鱼》《为谁去流浪》等。

第二阶段，以2000年至2015年，在《南方周末》《读者》等市场报刊开《小人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的青春》等专栏，并集辑出版作品集。还在《天津文学》和《钟山》分别发表系列小说《庸城旧事》和《烂尾楼的名字叫春天》。以及电影文学剧本和网络长篇小说若干。

第三阶段2016年至今，对文本界线要求不明朗，尽量写令自己兴奋和感动的东西，对“写什么”的要求重于“怎么写"，一大批文本界线不明确的文字，从我的笔端流出，这是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在生存与理想之间天然的挣扎。生计让我选择顺应市场和读者的眼光；理想让我选择灵魂与纯粹。而我觉得二者并没有实质的矛盾。

2019年12月，我和女儿曾善美合作的童话书《被偷走的乐乐》出版。这是很多年前为哄女儿开心而编的睡前故事，那个时候，每晚烫脚时间，就是我和女儿读稿和改稿的时间。这部作品共13万字，纯游戏之作，但配上精美卡通的插图，被选入2020年度江西小学生暑期阅读书目。

2020年1月1日，我的随笔集《生命就是不断受伤，不断复原》，该书辑录我2018年至2020年间写的随笔60篇，其中包括《锁链》等小小说作品，书名起自早年读过的席慕蓉的一句诗，我是因这首诗而开始写诗的，当时虽是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但历经半世纪人生的酸甜苦辣，在心中淘洗下来的，却还是这么一句话——尽管人生坎坷波折，但有很多美好，仍值得期盼等待。

2018年，我应邀给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川味传奇》当艺术顾问，与摄制组一道，在天府四川各地进行田园及美食调查，获得大量的鲜活素材，写成川味美食系列小说一百余篇，在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和转载，引起一定的反响。2020年11月，由文化发版社集辑出版《川味人间》专辑，共选录川味系列小说53篇，自绘行图40幅。在市场上反响良好。目前，第二辑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

以上便是我这几十年的文学简历。文学在我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和地位。虽然，我没有取得与自己的热爱相匹配的文学成就，但文学使我的人生，变得充实而幸福，让我有充足的理由，说出：我度过了足够好的大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