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聪 | 工程哲学：回顾与展望

工程哲学：回顾与展望

李伯聪（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1年第1期

“研究笔谈：中国技术哲学创新之路”专栏

一

中国的工程哲学研究走过了一段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1992年，经殷登祥联系，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学会首任主席）和斯蒂芬·卡特克里夫（Stephen Cutcliffe，曾任美国STS学会主席）来华参加由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中国科学院大学）举办的“中美STS讲习会”。会议的两个重头戏是卡特克里夫关于“STS和技术史”、米切姆关于“技术哲学”的长篇报告。这次讲习会对推动中国的STS研究具有关键意义。1994年，我去美国理海大学访学，与米切姆有了进一步的接触。米切姆把他新出版的《通过技术思考》赠送给我，我浏览后认为这是代表技术哲学领域最高水平的著作。米切姆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其中“关于技术哲学存在两个传统（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观点更是意蕴深刻。

1995年，《Techne》（美国技术哲学协会的电子刊物）刊发了一组关于“技术哲学20年”的文章，主旨是回顾与展望，多位技术哲学大家参与研讨。学者们对于技术哲学成就的总结毋庸赘言，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皮特（Joseph Peter）、唐·伊德（Don Ihde）、弗里德里希·拉普（Friedrich Rapp）不约而同地认为技术哲学仍然处于哲学的“边缘”位置，技术哲学家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例如，皮特特意谈到了他任技术哲学学会（SPT）副主席时经历的一件事。当他向技术史学会的一位显赫人物建议与SPT一起召开学术会议时，那人的回答竟然是：“不！那些SPT的人憎恨技术，并且他们对技术一无所知。我们（技术史家）要与他们说些什么呢？”这显然是一件耐人寻味的轶事，但本文不能对其潜台词有更多分析了。

20世纪哲学界的头等大事是语言学转向，自此，语言分析成为哲学研究的流行方法，其中所涉及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也渗透到了工程哲学领域。例如，有人把“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翻译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我们知道，engineering有两个不同的义项：工程学和工程实践（活动），两者虽有联系但绝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汉语来说，“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工程（主要指工程实践）的技术哲学”含义迥然不同，我认为应该翻译为后者。当然，这又绝不意味着“工程的技术哲学”不研究工程学中的哲学问题。

更复杂的是“技术（technology）”一词的含义和所指。弗里德里希·德绍尔（F. Dessauer，德国技术哲学家）明确指出技术的核心是发明，许多中国学人也持有此论，比如夏保华便认为应把英国工程师德克斯（Henry Dircks）的《发明哲学》（初版时间比卡普的《技术哲学纲要》早十年）视为技术哲学开端的标志之一。在我看来，对于发明和技术的关系，既要承认没有发明就没有技术，也要看到技术有比发明更广的含义，特别是在汉语中，“技术”的“术”字强调了“技术”常常是指方法和途径。由于英语中technology又用于指人工物，于是人工物就成为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的“共同对象”。

英语和汉语中的“科学”“技术”“工程”都是多义词。以往许多人都倾向于把三者混为一谈，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承认三者有联系并不妨碍承认三者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从理论上看，分别以科学、技术、工程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就可以形成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这三个“并列”的“兄弟学科”。米切姆曾经追踪技术哲学的历史，指出从1877年到1927年，先后由卡普（Ernst Kapp）、恩格迈尔（Peter K. Engelmeier）、席梅尔（E. Zschmmer）、德绍尔撰写了四本以“技术哲学”为书名的著作，技术哲学也逐渐获得了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可谓工程哲学形成的酝酿期。1991年，美国出版了《非学术科学和工程的批判思考》（“技术研究丛书”第4卷），该论文集成为当时欧美学者对工程哲学“对立态度”的集中反映。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卡特克里夫和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他们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希望此书能够促进对工程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古德曼在1990年已经发表《哲学、工程与西方文化》等文章论述了工程哲学的重要性，他甚至预言“工程哲学应该是科学哲学的范式，而不是相反”。有趣的是，卡特克里夫和古德曼却又邀请保罗·杜尔滨（Paul Durbin）主编《非学术科学和工程的批判思考》，后者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表示“不赞成”研究工程哲学。这个矛盾现象正是工程哲学“正式出场”前的“正常状态”。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在欧美形成的，然后传入中国。可是，21世纪初工程哲学“正式形成”时，中国科技哲学界没有再度落伍，连续出版了数本以“工程哲学”为书名的著作。2003年中国在西安交通大学、2006年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各自召开了工程哲学的首次国内会议，2007年又在荷兰召开了工程哲学国际会议。这意味着工程哲学在21世纪初在中国和欧美同时、同步形成。在工程哲学创建之初，中国和欧美的学术交流不多，后来才发生了较大改观。

二

那么，应该怎样认识工程哲学的性质、特点和意义呢？工程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本体论高度（而非仅从工程学角度）认识工程。在20世纪的欧美和中国，广泛流行的观点是把工程解释为“科学的应用”，其实质是把工程看作科学的“派生物”，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工程派生论”观点。

本体论是一个意见纷纭的领域。中国工程师和哲学家在研究工程本体论时，立足工程实践并参考张岱年、李泽厚和西方学者对本体论的认识，提出“工程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强调这才是与“工程派生论”迥然不同的“工程本体论”观点，并倡导必须从工程本体论高度分析和认识有关工程的各种微观、中观和宏观问题。工程本体论由于突出了工程活动是发展生产力的活动而不同于某些哲学家主张的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由于突出了工程活动是以人为本的活动而不同于神学本体论。工程本体论的内容深刻而丰富，不能对其作教条化、简单化的理解。

从工程本体论出发考察“工程方法”，可以看出“工程方法”在本性上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科学方法”则是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这是两个不同的方法论体系。工程活动中也要使用科学方法，但工程活动运用的基本方法是“工程方法”。工程方法论绝不是科学方法论的派生物。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追求真理和以真理为标准，在真理面前没有妥协的余地。可是，对于工程方法论来说，工程方法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并且以生产力为标准，其中协调和权衡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工程方法是软件、硬件、斡件的统一。工程方法论是工程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从工程本体论出发考察“工程知识”，可以看出“工程知识”在许多方面均不同于“科学知识”。前者是以人工物为对象的知识系统，后者是以天然物为对象的知识系统。尽管两者存有密切联系，但绝不能认为工程知识是科学知识的“派生知识”，不能以科学知识论的研究取代对工程知识论的研究。另外，就基本分类标准而言，科学知识是按照科学学科、工程知识是按照工程行业进行分类的，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三

在开创工程哲学的过程中，中国和欧美的工程界和哲学界都开始逐步改变长期存在的“工程界不关心哲学、哲学界不关心工程”的固有传统，逐步树立“工程界学习和研究哲学，提高工程界的哲学觉悟”与“哲学界学习和研究工程，提高哲学界的工程觉悟”的新传统。

在工程哲学开创过程中，中国、美国、英国三国的工程院都及时关注了工程哲学在本国兴起的趋势和意义，并且给予了不同方式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已经成为组织中国工程师和哲学家合作研究工程哲学的强大引擎。

中国工程院自2004年起“连续立项”研究工程哲学，先后出版了《工程哲学》《工程演化论》《工程方法论》和《工程知识论》。通过持续研究，中国工程师和哲学家提出并阐释了一个包括“五论（工程技术科学三元论、工程本体论、工程方法论、工程知识论、工程演化论）”且以工程本体论为核心的工程哲学理论体系框架。虽然它还有许多不成熟和有待继续发展之处，但它无疑已经成为在“工程哲学广袤处女地”上进行学术垦荒的前进基地。

应该强调的是，就工程哲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而言，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学术公器，无国家分野或族群分野可言，一如陆九渊所说“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亦如章学诚所说的“立言为公”。可是，就研究者的思想指导、理论创见、信息基础、学术进路、学术成就和学术风格而言，不同的学者又会具有自身特色，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派，显示出学派特色，对本学科的发展发挥某些特殊作用。从这方面看，可以认为工程哲学领域形成了一个中国学派。“工程哲学中国学派”对工程哲学这个新学科在国内外的兴起发出了“中国声音”，作出了“中国贡献”。

德绍尔指出，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之后，应该还有第四个批判——技术制造批判。某种意义上，工程哲学的开创就是要实现德绍尔的这个深邃预见。

工程哲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既要汲取和借鉴20世纪语言哲学的成就，又要依循工程哲学的对象特征、内在本性和发展环境以突破语言哲学的藩篱。例如，在语言学转向潮流中，语用哲学成为热点之一，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更提出了“以言行事”理论。由于工程活动是物质性的发展生产力的活动而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工程哲学就必须突破语用哲学、“以言行事”理论的藩篱，否则它就要沦落为“以言构造海市蜃楼”的理论。另外，中国哲学一向有“言者所以在意”“筌者所以在鱼”“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说，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也提出“在登上高处之后必须把梯子扔掉”。如果把语言比喻为看世界的“眼镜”，那么语言哲学则强调了人类看世界时离不开语言这个“眼镜”。可是，“对眼镜的研究”不等于“对世界的研究”。因此，在21世纪哲学界需要实现一场“转出语言”和“转向工程（实践）”的“再转向”。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应该在这一“新转向”中努力从哲学的“边缘”走向“哲学的中心区域”。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工程哲学显然属于改变世界的哲学，它今后要走的路还很宽、很长。2020年，米切姆出版了带有回顾性和总结性的新书《迈向工程哲学的步伐》，中国学者也要不懈精进，创生新论，开辟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