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来勤丨庙后头
我的故乡西王村，也叫白家堡子，位于西安东北郊的灞渭三角洲上。村西头大队部保管室西边、饲养室北边有块地空地叫“庙后头”，距我家也就不到一百米，在我的记忆中根本没有庙，也没有人告诉我庙的名字。我只知道这块地在“大门道”的西北边，南面是一个干涸了的城濠，时常会有人将死猫烂狗的尸体或碳渣之类的垃圾杂物倾倒其畔。城濠东西两边各有一排整整齐齐的钻天杨护卫，白杨树下、城濠之中和城濠北边芳草茵茵，以马鞭草、扒藜子、香胡子居多，也夹杂着些白蒿、臭蒿、车前子、金刚刚之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是孩提时节的我的乐园。
庙后头这块地的东边住有两户人家。
靠东的是白文俊家，他是一位上过黄埔军校、当过国军军需官的汉子，其父是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第一任会长白毓庚（字秋郂），家有良田千亩，曾经富甲一方，因后世不善守成而家道中落。白文俊因厌恶内战，经人点拨后弃武从教，在家道中落时置办田产，最终落了个“小土地出租”，他的两个哥哥都被评为“贫农”。他平时话不多，但句句生动形象令人无法反驳，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厉害，说是钉子就是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雷厉风行；他‘5·16’指示一发，各地乱象如同拉‘红白痢’的尻门子吃了一颗痢特灵——立止！”他家是三间庵间房后带伙房，土夯的围墙带小门楼，院中几棵腰身笔直、皮泛青光的白杨树和他的身板一样挺拔，从远处就能看得见。而令我记忆尤深的是他家大门上每年春节时的对联与众不同，因别人家的对联大多是行书或楷书，他家却是自己写的隶书，工工整整，如白文俊那一只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与漆黑的大门、火红的春联相映衬，格外的显眼且庄重。
靠西的一家姓汤，年幼的我对他们子女把父亲不称“大”、不叫“爸”、不呼“爹”而喊“伯”大为不解。这家人显然比较寒酸，仅仅三间厦房带一间伙房，一家五口（夫妻俩外带两女一儿）将就着住在其中，连个像模像样的院墙都垒不起，只是胡乱用破瓦片、烂土坯甚至碳渣滓堆个院墙，院落只有东邻的白文俊家一半大小，随便安个栅栏门了结。如此以来自然很少有贼光顾，估计贼们都怕来了坏自己的名声和手艺——何况那时盗贼本身就很少，人们几乎都是夜不闭户。
别看我人小，若论班辈，我与两家大我四五十岁的男主人都是平辈。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两家“鸡犬之声”相和，可就是往来不多。汤家的彩珍嫂子家里缺盐少米没面时，宁肯舍近求远的跑到相隔五六家的我家来借，也不愿向隔壁的秀兰嫂子、解放前就是教书的知识女性张口。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统一规划庄基地，这汤家人还与我家成了邻居，甚至在分自留地是，听说我家与他家又是地畔连界，汤家主人丁卯哥还专门到我家对我父亲说：“叔啊，咱两家的地现在是邻邦了，好得很，我就爱跟你这样的实在人打交道！”
这丁卯哥在我儿时的眼里还是很有好感的，他个头不高，精神矍铄，戴一副无色的石头眼镜，每见到儿时的我总要亲切的逗弄一番。他先是问我：“来来子，豆芽菜长了没？”这是我小时的一段趣事。因我父亲从小在新筑镇学相公、后在区防洪委员会灶上当大师傅，是村里有名的厨师，他经常为村中过红白喜事的人家义务帮忙主厨，在当时豆芽菜是村里红白喜事的必备菜肴，年幼的我经常跟在父亲身边踅摸吃喝，不管谁家过什么事，我总以为是“结婚”呢，所以村里的大人们见了我都喜欢开玩笑地问：“来来子，做啥来了？”我也就毫不犹豫地回答：“结婚呢。”有人路上见了问我：“来来子，啥时结婚呢？”我也随口就说：“豆芽菜长了纠结呢。”丁卯哥问过此话后，必然还要和我进行下一项活动：顶牛。即两人脑袋相向、额头相抵如两牛相抵状，以比试谁的劲头大。每每这时候，我虽被顶的头皮发酸脑袋发麻仍倔强不肯服输，他总是笑呵呵地让我一把，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还用粗糙的大手摸摸我的小脸蛋儿，夸我劲大！
丁卯哥与彩珍嫂子夫妻感情很好却绝爱吵架，说两人吵了一辈子架一点儿也不过分。他们的吵架就像吃饭喝水，平常至极，若一日不吵，肯定是一方不在家或身体不舒服。这是他家后来成了我家邻居后我的切身体会。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人家不是闹意见闹矛盾，只是处理事情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而已，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们村里人护群，好打抱不平。丁卯哥的大女儿芳芳嫁给南坡顶一户人家，起初女婿有点小毛病，经常借故殴打芳芳，搞得夫妻失和芳芳便回娘家住了好长时间不回婆家，彩珍嫂子也向本家户族及村人大吐苦水。芳芳的丈夫后来到了村里央求她回家过日子，村人得知后立马赶来将其夫团团围定，欲拳脚相加狠狠教训一番，谁知彩珍嫂子却悄悄将领头闹事的人拉到一边，告诉人家说：“不敢下手太重，吓唬吓唬就行了，都是年轻人，叫回去好好过活。”让义愤填膺的村人哭笑不得。后在村人的批评教育下，芳芳的丈夫同意并写下保证书，表示“愿与芳芳好好过活”，才取得丁卯哥及家人的谅解，“夫妻双方把家还”，美满的日子至今四十多年矣。
丁卯哥门前的空地上有不大不小的几棵柿子树和槐树，也有榆树，和他家的人一样，个子都不大，与我家庄园的郁郁葱葱的树木相比，都长得不甚精神。在他家西边和北边，才是真实意义上的庙后头。茵茵芳草中，遗落着不知年代的石羊石马、石鼓石础和断垣残壁，各种野花也招来蝶舞蜂喧。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在那里玩“过家家，当亲亲”的游戏。草丛中有一种名叫“扁担”昆虫很好玩，也是蚂蚱的一种，不过头较蚂蚱细小，身体为草绿色而非土黄色，更好玩的是它憨态可掬不咬人，我们便大胆地拔下它的屁股后腹、毫不心慈手软的套在其头上，它便没有了方向感，不向前走、不往后退，却在原地打起转转，我们兴高采烈地称之为“推磨子”。在没有任何玩具可资娱乐的年代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其做法残忍，反而感到好玩儿，这也许会让如今的小朋友觉得不可思议。
由于当时关于“狼吃娃”的传说不绝于耳，加上我们也确实在庙后头的草丛中发现过夹杂羊蹄甲猪毛之类泛着白色的粪便，大人们说那是“狼屎”，加上大人们讲述狼会学娃哭、狼会咬着猪耳朵用尾巴赶猪走以及临村的小孩被狼咬掉脚趾头的传闻，因而加大了我们对狼的恐惧感，虽然那时候我从未见过狼，但听大人们讲狼是“铁颡铜尻子，麻秆腿、豆腐腰、扫帚尾巴”。有一天早上出门欲往庙后头玩耍，忽然发现有浪形动物潜伏在草丛中，我吓得立马头发根根直竖，赶紧躲在家门背后，半天都不敢出大气，生怕狼未见气味后扑过来将我叼走。过了好大一会不见动静，我大着胆子走出几步，喊了几嗓子为自己壮胆，那狼根本不理我；我又扔出几块碎瓦子石子儿，狼依然纹丝不动。大概是只死狼，我想着便悄悄走近瞧瞧，定睛一看，嘿，什么呀，原来是一块石头，我被自己的眼睛蒙骗了，自己下了自己一场。
后来听老人们说了不少关于“庙后头”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说庙是世世代代保佑村寨的老爷庙，即关帝庙，雕梁画栋，有求必应。民国初年，我村某绅士倡导捐资兴学，动员村民拆除庙宇，用其木料在新筑镇上盖起了西安东北郊、灞渭三角洲上第一座新式小学堂，即如今的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中心小学的前身，在解放前成为中共地下党活动的“红窝子”。建校兴学的善举义行固然功在千秋，而毁庙捣神的惊世骇俗行径不懂科学的蚕妇村氓们嘴上虽不能明说，心里总觉得有些气儿不顺，尤其在村人遭遇不顺心的变故时常常会产生某种联想，不由自主地来到庙后头转一圈，向神灵诉说一下心中的忧烦。据说“文革”前村上曾有人提议重建老爷庙一保佑村堡的风水，其结果自然也只能是弱弱地私下说说而已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谁也敢做主，没给提此意见的人“上纲上线”已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因此只留下一个徒有虚名的“庙后头”在村头。
作 者 简 介
白来勤，西安人，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金融作家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首批（2017-2019）入选人员，出版有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及社科专著多部。作品多次获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小说学会及省级以上文化学术组织的奖励，多篇散文作品入选一些省市的高考、中考试卷或模拟试卷和教辅资料、特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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