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空议论——读《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        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的名作，历来选王安石的散文，都会选入这一篇。的确，文章写得简洁凝练，逻辑严密，当然，最重要的是立意新颖。孟尝君能得士，自司马迁以来，便众口一词，毫无异议，而王安石却偏要说孟尝君得的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士。如果能得一个真正的士治理齐国，那么齐国早就繁荣昌盛，制服秦国，令其称臣，根本不在话下。末尾又补一刀：正是因为孟尝君门下多是鸡鸣狗盗之徒，所以真正的士耻与为伍，不屑来归附。

就文章而论，这是一篇好文章，这一点历来也是众口一词，毫无异议。但是，假如我们循着他的观点去追问，比如说：治理国家，真的有那么容易么？或者说，如果国君能够专力任用一位贤臣，是否国家就可以迅速大治呢？恐怕未必。前有诸葛亮，后有……后有谁呢？不须多举，就以王安石本人为例吧。我们如果以安石之矛，攻安石之盾，试着起安石于九泉之下，问他：宋神宗算不算得上得士？我想，以安石之自信，必定会回答：算得上。而实际上，宋神宗对王安石信任之专，任用之坚，在历代君臣的遇合之中，也是罕有其匹的。那么，在王安石的专力掌权、大行新法之下，北宋王朝是否迅速富强起来了呢？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历来褒贬不一，就以最乐观的评价，他即使解决了当时经济领域的某些困境，但同时也滋生了政治领域的许多问题，当时的社会即使没有因为新法变得更坏，至少也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至于“南面而制秦”——征服北方的辽朝令其臣服，就更加谈不上了。

近读《周作人自编文集》，读到《药堂杂文》中《流寇与女祸》一篇，里面引用到了陶拙存《求己录》中的一段话，我觉得说得很好，抄录于下：

纸上所谈经济，推行动多窒碍，世事愈出愈奇，人情愈变愈幻，伏处草庐，断不能通知时务，即阅历仕途，亦未必洞悉庶政，好事者侈陈议论，多未平心静气，兼权理势之当然，第见其易，不见其难，凡视事太易者非妄即迂，纵心术端正，亦难与共济。

我对王安石的新法，主要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北宋发展到神宗时期，许多社会问题已经愈演愈烈，不变不行。而且君臣上下，也都有着变法革新的意愿，只不过最终交由王安石去做而已。而王安石那种果于自信、坚决敢为的气魄，以及他的学术文章、道德人品，也都令我十分钦佩。新法中的许多条令，总体上也都可以算得上良法美意，只是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因为用人不当而出现了问题。对了，说到用人不当，又要牵扯到得士的问题。我们或许还得再问王安石一个问题：得士，真的有那么容易么？因为朝中大多数老成之士反对新法，对新法采取不合作的冷对抗，王安石只好架空他们的权力（司马光所谓“侵官”），而重新任用年轻躁进之徒，比如吕惠卿、蔡京（不幸地发现这两位都是我们福建人。），这也是导致新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个责任，不能由王安石一个人来承担，司马光等人过于意气用事，不肯齐心协力，最终导致了王安石急于用人如同为小人所蒙蔽。）

所以，得士本身不容易，即使得了真正的士，要治理整个国家，也并不容易。所谓“世事愈出愈奇，人情愈变愈幻”，激扬文字、纸上谈兵容易，真正置身事中，那就要折衷各方面的势力，权衡各方面的利弊，而且一人之智之力有限，很多时候还需要和衷共济，群策群力，才能真正把事情办成。这也只是就内政自治而言，如果要劳师动众，攻伐他国使之臣服，更需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武将，这就更远非一士所能办的了。

当然，很多时候，文章就如同辩论，重要的不在于结论，而在于辩论的艺术。文章观点的正确与否，有时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的气势和技巧。因此，从文章的角度来说，这篇《读孟尝君列传》是好文章，但就其观点而言，则明显经不起推敲了。我当然也深知此点，之所以还这样杀风景地去深究他的观点，是因为看到人们有时候往往容易将这两者混淆，因为觉得文章好，所以就认为观点也好。何况现实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以为只要掌握了某种理论，或者信奉了某种主义，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这些人，正如上引陶拙存的那段话里所说的：非妄即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