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将热血和生命献予川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怀念五外公童庸生烈士 ‖ 张继琳
将热血和生命
1922年10月，童庸生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受王右木先生的感化，于1922年2月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成立读书会固然好，但莫有一种真正做革命事业的团体，这精神终究不能结合来施行。所以想结合团体，就在今年夏勃然而兴了”。[1]
那年初夏，童庸生等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成员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杂志上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图一），读后，大家情绪激动，精神倍增。于是，童庸生、李硕勋、阳翰笙、雷兴政（女）、刘弄潮就邀约十几位同学到望江楼开会。会上大家踊跃发言，都认为有必要成立青年团组织，还决定了成立的日期。[2]
在成都高师至公堂举行的成立大会上，童庸生站在4张方桌拼接而成的主席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讲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他根据《团章》说明青年团的性质、作用，并鼓动大家积极参加。
当天成立的团组织，是四川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最早尝试。
会上一致推举童庸生、李硕勋、阳翰笙等为干事，并推荐童庸生、阳翰笙去向王右木请示、汇报。
在童庸生、阳翰笙去向王右木请示、汇报后的这一年8月，王右木去上海。受团中央委托，王右木返川时带着团中央的文件，回成都赓即着手正式建立社青团成都地方组织。
10月15日，在王右木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了，童庸生被选为书记。[1]
1923年，童庸生从成都高师毕业回到家乡重庆。一到重庆，便马不停蹄地投入重庆地方团组织的领导工作。此间，他一面按照团的宗旨开展活动，一面去函向团中央请示，在积极发展和训练新团员的同时，制定“向机活动，务以实力充分”“渐渐发展”的工作策略，得到团中央支持和批准，使重庆团的发展日渐走向正途。[4]
在童庸生作为重庆团地委实际负责人期间，他利用自己的教员身份，把“鼓吹”学生作为自己的直接任务。重庆团地委先后在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学校等建立了团支部。童庸生到涪陵后，又组建了涪陵团支部。此后在江北县、巴县永兴场（童庸生烈士的家乡）等地也建立起团的支部组织。[5]
重庆团地委和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相继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该地区已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4]
1924年，吴玉章和杨闇公在成都成立中国YC团。上海中共中央不承认该组织，但同意其团员按照中共党章、团章，可以个人加入中共党、团组织。
在YC团有人犹豫YC团的去向时，童庸生力促杨闇公到上海找党中央，服从党中央领导。
他对杨闇公“力说此次旅行的利益”，“冒雨来寓，促我们（指杨闇公等）速行”，并针对杨闇公赴上海的同行人的毛病，说“人们在社会中的历史，只有奋斗和战争，懦弱不前的常受天然的淘汰，决难生存于世。我们对于家庭，固当尽扶持之责，但全部的精神若只贯在这一点，那就未免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了”。杨闇公说：“真是此行的大功，全数要归在庸生身上。”[3]1924年6月10日，杨闇公乘船赴上海。
童庸生通过恽代英向党、团中央推荐了杨闇公。推荐信说，杨闇公“为人英华有为”“深通军事学”，是“川中有名社会主义者”，是“关系吾辈事业至巨”的“实力革命者”。他请中央“加意接洽”“细与讨论”。[6]
8月15日，杨闇公返渝，因中共中央没承认YC团，他为难以说服其他YC团成员而苦闷。返渝的第三天，他就“抱病往访童庸生”，见童庸生后，“觉有一种说不出的欢愉”。杨闇公又说：童庸生“极力向我说非合作不可”，他“是受了SY中局（指上海中央）的使命，来作调人的”，极力欲与YC合作。[3]
杨闇公这次返渝不久，童庸生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
1925年，童庸生在北京开国民促成会议时（图二），向赵世炎反映北京YC团的活动和吴玉章在京的情况。童庸生和赵世炎对吴玉章说：“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按照布尔塞维克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并且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同时已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高涨。”吴玉章听了非常兴奋，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认为中国青年共产党（YC团）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写信回去将它解散。接后，赵世炎和童庸生介绍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学生介绍校长入党，一时传为佳话（指童庸生介绍吴玉章入党）。
以杨闇公、童庸生为主要领导的重庆团地委在重庆地区的影响和声望日趋高涨，成为这一时期领导四川地区革命的核心力量。重庆团地委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做的大量开创性工作和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重庆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1925年7月和9月，杨闇公、童庸生代表重庆团地委两次写信给团中央，请求在渝成立党的组织。[5]
1926年1月，杨闇公、童庸生等作为四川代表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三）。会后，杨闇公、童庸生专程赶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团中央汇报在四川建立党组织的重要性和准备情况。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11]
图3：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合照（前排右四为吴玉章，第五排右四为杨闇公，第二排右二为童庸生）
1926年2月，杨闇公、童庸生从上海回到重庆。他们召集在重庆的中共党员在中法学校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闇公任书记。童庸生由团中央指定担任重庆团地委书记。[11]
1926年1月，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等人在广州提出了在四川采取某些军事运动的设想。[12]
1926年7月下旬，童庸生起草了重庆地委向党中央送出的《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及《四川军队调查表》的报告。[12]
在党中央明确指示应该“插入军中去做政治宣传，可以行确旧军队中培种新的力量的机会”“希望在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展一己的武力”后，根据对四川军事情况的准确分析和中共中央指示，9月上中旬，中共重庆地委组织部部长童庸生专程去上海，当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中共重庆地委关于泸顺起义的计划。[12]
童庸生作为党代表（有时又以国民党左派四川省部青年部长身份），到泸州、南充等地做争取川军起义的工作。
在合川，他住在起义将领黄慕颜家里。黄慕颜回忆，“一天夜里，庸生同志睡着了忽然唱起《国际歌》来。我想这个人做梦都在唱《国际歌》，即使不是共产党，也一定和共产党很有关系”。这位起义将领后来由童庸生和杨闇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3]
1955年，刘伯承在写给时任四川省委负责人李大章的信中说：“我于1926年在四川担任顺泸起义总指挥时，童庸生同志任党代表，这个同志是一个对革命忠诚，善于做宣传鼓动的好同志。”[14]
童庸生受中共党团组织之派，踏遍巴山蜀水时，是带着“对团体的热忱”，筚路蓝缕，全靠双脚，披荆棘、辟草莱，尽管“苦甚”“大病月余、生湿热疮”，尽管饥肠辘辘，“守着甑子一碗接着一碗地吃”，为的是用“热血”来换青年们的“赤心”。[3][6]
1926年4月15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在杨闇公主持的一次“赤裸裸的公开的批评”会上，大家在充分肯定童庸生对团体“诚实”“很努力”“热烈”的前提下，尖锐指出他性格作风上的弱点。这些弱点对于“披荆棘、辟草莱的猛士是无妨的，甚至是一笔财富；而对作核心领导的人物，则不能不是缺点。”[6]
1926年10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通讯》撰文评价：“四川现在负责的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三同学，均忠实有活动能力。”[4][6]
顺泸起义后，童庸生受党派遣赴苏学习，根据俄罗斯的档案记载，他于1931年夏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15]
我的五姑婆童毓英对我说：“抗战时期的一天，傍晚时，天色擦黑擦黑，罗世文来我家说，我五哥童庸生与他同行乘船由沪返川，船行至九江时，童庸生说他上岸买烟。船开了，童庸生没上船。”至此，童庸生没消息了。
194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认定童庸生为革命烈士。
童庸生烈士，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童庸生烈士，宜家桥的晚辈族人永远怀念您。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