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编者按：本文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转自“马克思主义中文文库”，在此鸣谢！

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撰写工人运动史看来还没到时候，也许还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不会还在进行战斗时就去撰写战争史，况且，当前的阶级斗争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的尖锐性正有增无减。但是，一个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战士，即使无暇深人、系统地研究自己的过去，也会不时地作一下回顾，看看已经赢得的阵地，从而获得新的力量和信心。要计算这些赢得的阵地，最好的办法是追寻我们的先驱的足迹，了解他们走过的道路。在这些先驱中，除卡尔·马克思外，当首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帮助现代无产阶级运动走向自觉，使它立足于科学基础之上。他近半个世纪投身这场运动，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各种重大理论活动。他的经历与我们党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的历史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比恩格斯的历史更具有教益和鼓舞作用，因为他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无产阶级在这段时间已学到如此多的东西，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与恩格斯的历史相联系的是工人政治组织的发展，从密谋俱乐部发展为宣传团体，再从宣传团体发展为政党；与它相联系的还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如果要详尽叙述这种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作用，自然会大大超出这篇为历书所写的文章的范围。况且我现在也不具备这样做的其他条件。不过，我想在下面这篇简单的生平纪略中对此作个简要的概述，想必这不是毫无意义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一位工厂主的儿子，1820年出生于巴门。他的故乡莱茵省是德国工业和政治最发达的地区。莱茵省一边接近英国，另一边接近法国，有莱茵河可通航，又有丰富的煤和其他矿产资源。这一切使莱茵省比德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出现了强有力的大工业和反封建的革命资产阶级，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初具特殊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在莱茵地区，小资产阶级不像在德国的其他地区那样占优势。

莱茵地区还是德国少数几个保持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由于这个地区在1815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一直受着法国革命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法国占领，大革命所确立的观念和法律，在恩格斯的青年时期在那里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当时，德国的哲学处于兴盛时期。18世纪的社会革命在各地相继发生，而且具有明显的特点．在英国是工业革命，在法国是政治革命，在德国由于种种特殊关系，仅仅是头脑中的革命，即哲学革命。同法国和英国相比，德国的物质上的革命进展较慢，也不很完善，而思想革命却很激进。

这种革命在黑格尔哲学中发展到最高峰。德国教授们鄙视黑格尔哲学，认为反动，为所有陈旧腐朽的东西作辩护。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2]那些仅仅看到当时陈旧腐朽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的教授们认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只有这些是合乎理性的，他们忘记了，新事物的萌芽的存在如同旧事物的残余的存在一样是现实的。

黑格尔哲学绝不是保守的，按其内在本质来说，它是革命的，但是这不是警察眼里的革命，而是哲学意义上的革命。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是关于现存事物不断变革的学说，是关于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和现存矛盾不断克服的学说。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也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

同亨利希·海涅、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一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受到黑格尔的巨大影响。由于恩格斯在经济学领域具有实践和理论方面的经验，他没有把黑格尔学说变为简单的辩证法游戏，变为从观念中推论出现实关系的方法，而是让它成为科学研究的手段，成为从现实关系出发理解观念的方法。恩格斯原先打算在大学里学习经济学，因此，他在巴门那所不大的实科中学毕业后（这个学校以直观方式教授物理学和化学，为他后来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打下了重要基础），进人了埃尔伯费尔德的文理中学。家庭关系和早年政治上的反对派立场使他痛恨官僚生涯，在中学毕业考试的前一年就弃学经商了。他先是在不来梅一家商行做见习生（从1838年起），后来去柏林当了一年志愿兵，接着从1842年至1844年在曼彻斯特他父亲人股的公司工作，在此期间，他坚持研究哲学。

在资本主义的祖国英国，恩格斯凭借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所具备的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就认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他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能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了解他们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历史前景。他对无产阶级的关注程度大为提高，很快就深人到当时还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尚未转向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中间。他勤奋地研究这两种运动，不过他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作为一个斗争的参加者。他成为宪章派[3]的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的撰稿人。

在返回德国时，他取道巴黎访问早就有通信往来的马克思，从此开始了对双方具有深远意义的友谊。他们的见解取得高度一致，很快就合作撰写了一部著作[4]，宣告了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

黑格尔学说，像整个德国哲学一样，是唯心主义的；这一学说认为，观念不是现实关系的反映，而是独立的存在，观念发展是物质发展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但摈弃了黑格尔哲学的教条主义的上层建筑。他们用唯物主义代替了唯心主义。他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人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5]

这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前面提到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该书1844年在巴黎写成，184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该书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内容涉及历史和哲学方面这与马克思当时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关。经济学领域很少涉及。但是，该书已经明确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不久，他们的著作就越来越多地涉及经济学；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日益深入。恩格斯则把他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写成一部著作，即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最近出版了英文译本[6]，这表明它在今大仍具有重大意义。

恩格斯在此之前曾发表过经济学方面的短篇文章。这里首先应当提到1844年在马克思和卢格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这篇文章很重要，因为它第一次试图用政治经济学来论证社会主义。当时，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很肤浅（例如，关于李嘉图只引用了麦克库洛赫的简单化的解释）。因此，书中除了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后来同马克思一道成为它的创始人）的一些萌芽，也还存在某些错误。而这些萌芽同恩格斯在英国所看到的那些社会主义形式还有相似之处，因而暂时还没有凸显出来。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则完全不同了。恩格斯已经批判地对待宪章运动 NOTEREF_Ref52095087 \f \h 3和欧文主义[7]，要求双方联合起来，进而形成一个整体：因为工人运动应当成为给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力量，社会主义应当成为工人运动的既定目标。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欧文主义，一般说来，不关心工人运动、罢工、工会和政治活动。同样，工人运动、宪章运动也完全没有超出现存的雇佣制度的范围。对大多数宪章派来说，充分的结社自由、选举权、正常工作日、特别是小农土地所有制，都不是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武器，而只是改善现存制度，减轻群众苦难的手段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

“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因此，它甚至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派的立场上来……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法国共产主义以英国方式的再现，将会在最近发生，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实现了这一点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第285、286页）”[8]

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构成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结合的必要性第一次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作了明确的表述。应当说，这部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开端。这部著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年后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的基础大致相同（虽然还不是完全自觉的），这就是马克思最先明确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过，《宣言》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表述得更为明确。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文版附录中说：

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9]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无论就它对工人运动和空想主义的观点而言，还是就已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而言，都是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这种描述并不像许多劝人行善的书籍那样仅仅罗列工人阶级的一些苦难，是阐释了决定着工人阶级状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趋势。[10]

恩格斯不像当时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在贫困中仅仅看到贫困，而是看到了贫困中所蕴含的高级社会形态的萌芽。我们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难以想象24岁的恩格斯写这部著作在当时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那时人们对工人阶级的苦难不是矢口否认，就是哀声悲叹，唯独没有把他们的苦难当做历史发展的环节来研究。

当前，在社会政治研究领域，有些装腔作势、贪图名利的著作家和大学教员不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先驱的著作，而是依据警察局的报告来研究社会主义。这些人在《状况》中除了关于英国不久必将爆发革命的预言，找不到任何可以直接为他们利用的东西，于是扬扬得意地宣称，这一预言并未实现。这些先生们忘记了，自1844年以来，英国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从1846年废除谷物保护关税制[11]开始，随后是1847年实行妇女和儿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12]，从此，在英国，政府一再向工人阶级让步，工人阶级实质上已经达到了宪章运动的目标，赢得了决定性的政治权力。诚然，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实现，这是因为出现了谁也预料不到的情况：主要是1848年发生了巴黎的六月战斗[13]，同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金矿吸引了大洋彼岸英国的一些不满分子，一时削弱了工人运动的力量。

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实现，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著作中的许多预言都实现了。

我们的著作家们对《状况》的另一方面谈得很少，而恰好是这方面对德国国民经济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德国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成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作了阐述。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功绩，是它大量记述了某些地区的某些工人阶层的状况，例如图恩、施纳佩尔-阿恩特、布拉夫、萨克斯、辛格尔、赫克纳等人的记述。这些记述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们闸述了典型的重要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把互不联系的细节学究式地堆积在一起，就此而言，这些记述都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工人阶级状况》为基础的。不过，只有少数人，如萨克斯，才有勇气或诚意承认这一点。[14]

现代德国经济“科学”，只有靠剽窃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同到又辱骂他们，或者如它声称的，“驳倒'他们，才能生存下去。谁在背地里剽窃他们的越多，谁的叫骂声就越高。

我们对《状况》谈得比较详细些，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是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另一方面，它在书店销售一空，我们的多数同志无法读到。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就不再详细叙述了，因为这些著作容易看到，大多数读者想必已经了解它们，而另一部分读者则会在看过本文后进一步去熟悉它们。况且，这些著作中的观点，与他在《状况》中首先提出的、后来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首次系统而透彻地加以阐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工人阶级状况》是作者从曼彻斯特回巴门之后写的。但是，恩格斯很快就觉得，凭他当时的观点，他已不适合待在盛行虔诚主义的巴门，待在笃信而十分保守的家庭环境里。于是他暂时放弃经商，去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因普鲁士政府的要求被驱逐出法国后[15]，也旅居在那里。从此，他们两人积极开始了共同工作，很快就确定了行动的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要根据这个基础建立新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又要让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运动立足于这个基础，使它成为自觉的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具有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并相互促进的鲜明特点。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这时已经具有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成为他们毕生奋斗的目标，从这时起，他们按照计划为此倾注了全部精力。

对当时的德国哲学即青年黑格尔派的各个分支进行清算，是他们首要的科学任务。他们共同撰写了一部著作[16]，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施蒂纳、费尔巴哈、鲍威尔），当时没有出版。恩格斯写道：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人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掌握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马克思是民主协会副主席），以及《改革报》（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消息）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政治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17]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国际性的“正义者同盟”[18]的联系是最为重要的，正义者同盟就是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9]，后者即是国际[20]的前身。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正义者同盟只能是一个秘密同盟——尽管当时有一些公开的工人团体，例如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21]——，它是由巴黎的德国革命者（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建立的，在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发展极为迅速，很快就在英国和瑞士建立了支部。1839年以后，伦敦成为同盟的中心，不久比利时和德国也建立了同盟的支部。它从巴黎德国流亡者的协会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团体。

同盟不仅范围越来越扩大，而且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同盟的领导人对粗糙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越来越感到不满；魏特林的宗派共产主义[22]也很快失去活力。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影响日益增强，他们的新观点已经人人皆知。

杰出的同盟盟员、钟表匠莫尔，是恩格斯1843年在伦敦认识的，1847年春天他到布鲁塞尔拜访了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后，又去拜访了恩格斯。莫尔代表他的同志们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人同盟，表示愿意摈弃同盟的密谋性质，接受新的理论观点。他们两人接受了邀请。180年夏，在伦敦召开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是巴黎成员的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盟不仅接受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新的名称，而且成为一个全新的组织。同盟从密谋团体变成宣传团体。

同年11月底和12月初，同盟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完成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对同盟的改组，消除了最后的分歧和怀疑，一致通过了新的原则，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宣言。[23]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开始了他们生命中的一个新的时期。他们匆忙赶到巴黎，然后去德国，在科隆主持《新莱茵报》这份日报的工作。

恩格斯这段时期的历史就是《新莱茵报》的历史。但要叙述该报的历史，就等于叙述1848年革命及其余波的历史。这当然不大可能。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命中的任何其他时期大概都没有像在这段时期那样明显地表现出他们行动的特点（关于这种特点，前面已经论及）：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既是学者又是政治家，既是战士又是批判家。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坚定地进行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彻底地摒弃任何幻想。

也许从来没有任何运动像1848年的运动那样充斥着各种幻想，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非常不成熟的德国，当然德意志的奥地利也算在内。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都以为，随着反动政府的垮台，天堂将会降临尘世。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政府的垮台仅仅是革命斗争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产阶级所取得的自由只是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展开伟大的阶级斗争奠定了基础；自由带来的不是社会和平，而是新的社会斗争。

人们常说，1848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如果说当时真有什么东西遭到毁灭，那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些幻想、这些幻想掩盖了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使人们以为工人、工厂主、手工业者是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兄弟。但是，他们只是在反对专制统治制度方面是共同的；革命暴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时也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无能。

小资产阶级是1848年运动的灵魂，运动的失败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失败。1848年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破产。无产阶级到处支持小资产阶级，最后，却到处被小资产阶级出卖。

当时工人阶级太年轻，太不成熟，也太分散，不可能完全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无论在哪里进行政治斗争，都遭到失败。

资产阶级的愿望并没有因革命而破灭。反动派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愿望。（大陆上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分清了敌友，第一次认识到同资产阶级的对立，认识到小资产阶级不可靠。无产阶级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有了阶级觉悟、自我意识。自二月革命[24]以来，无产阶级开始成为一个自觉地进行斗争的阶级，特别是在德国。

小资产阶级是在一切方面，在经济、政治、道义上都遭到失败的唯一阶级，它因革命的失败遭到真正的毁灭。

所有这一切，在斗争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今天，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在1848年，看清这一点的报纸只有《新莱茵报》，看清这一点的人只有《新莱茵报》的撰稿人。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用空洞的辞藻助长群众的幻想，而是以无情的批判消灭这些幻想。他们尖刻地嘲弄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饶舌家们，嘲弄反动派及其帮凶利希诺夫斯基之流。但是，他们决不用自己的批判使人们丧失勇气、踟蹰不前。相反，没有哪家报纸像《新莱茵报》那样坚决要求采取行动，要求趁敌人还没喘过气来，采取果断迅速的行动，无情地推翻旧制度的一切残余势力。

然而，《新莱茵报》敌不过当时的形势。反动派获得了胜利。莱茵省的部分地区，贝格-马克工业区的主要城市埃尔伯费尔德、杜塞尔多夫、索林根等地，于1849年5月举行起义，反抗步步紧逼的反动势力。恩格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从科隆赶到埃尔伯费尔德，但是他只看到起义很快失败，工人到处被资产阶级抛弃和出卖。

这也决定了《新莱茵报》的命运。5月19日，该报遭到查封[25]，马克思遭到驱逐。由于参加莱茵地区起义而遭到追捕的恩格斯，这时也不得不离开科隆，他是从埃尔伯费尔德回到这里并在这里藏身的。马克思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那里正在酝酿对于德国革命也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的决定。[26]恩格斯前往普法尔茨（在普法尔茨和巴登都暴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27]），参加了志愿部队，任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28]他参加过三次战斗和穆尔格河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13000名缺乏有力指挥、纪律松弛的革命士兵要对付6万多普鲁士军队和帝国军队，尽管这样，后者也只能通过破坏符腾堡的中立，从背后袭击才获得胜利。这样也就决定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命运，这样的命运从一开始几乎就是毋庸置疑的。起义的灵魂是德意志南部的民主派，几乎全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一切可笑而又可悲的特征在这次起义中暴露无遗。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如果不是普鲁士军队作战无能，起义会比实际上失败得更快。

恩格斯在谈到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说：

“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唯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在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失败了。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彻底地毁了它。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不称职的、无知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29]……对指挥官是这样，对士兵也应照此办理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描述[30]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唯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数上六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比我们少六倍。

然而，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这幕喜剧却落得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没有一个人发抖。[31]”（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于卡尔·马克思编辑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第3期第80页）[32]

1849年7月11日，在运动彻底失败后，恩格斯随战败的队伍最后进人瑞士境内。他在瑞士停留了几个月。在这期间，马克思到达伦敦。我们知道，他是受革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去巴黎的，那里民主主义者准备举行不仅决定法国民主派，而且决定德国民主派命运的起义。恩格斯在上述引文中所指的1849年6月13日的这次起义没有成功。因此，马克思在巴黎的处境得不到保障。他面临的抉择是：或者隐退到布列塔尼，或者干脆离开法国。他于是去了伦敦。

由于在瑞士无法按照意愿进行活动，恩格斯前往英国。但是，路经法国非常危险（法国政府有时把前往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直接经勒阿弗尔送往美国），因此恩格斯取道热那亚，乘帆船经直布罗陀赴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多数领导人，以及大多数1848年德国的“大人物'[33]，1849年秋云集伦敦。他们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以便重新开始宣传活动。革命的激情尚未冷却，看来还要准备新的革命起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准备工作与大多数民主派流亡者所理解的准备工作完全不同！这些流亡者把解决他们刚刚遭到失败的任务看做儿戏，他们越不接触祖国的现实，他们的幻想就越渺茫，声明也就越浮夸。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沉着冷静、不遗余力地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利用宣传和批判对德国施加影响，同时也努力阐发他们自己的思想。

他们当时的批判活动和科学活动的成果，反映在他们1850年出版的，以在科隆被查封的《新莱茵报》的名字命名的月刊[34]中。这份月刊是在汉堡出版的。马克思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评述1848年和1849的年法国运动的历史的文章[35]，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的基础。恩格斯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我们在前面引述过其中一处文字，在他的另一些文章中，还应当提到《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当然，这篇文章现在只有历史意义了，因为其中所提到的那些前提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读了这篇文章，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从那时起经历了怎样一场工业革命。[36]

有人相信革命只需要适当的善良愿望，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有人以为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意制造革命，总之，当时在英国的绝大多数革命流亡者就是这样想的，他们代表着反对欧洲反动派的激进资产阶级，他们全都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失掉了读者，不得不停刊。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发生分裂，同盟在德国的一些最有活动能力的成员，由于施梯伯的阴谋而被长年监禁。[37]尽快起义的希望破灭了，社会主义宣传也一度遭到同样的命运。

政治活动不得不停止一段时期。1850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述活动在德国都遭到封堵；民主派和政府都鄙弃他们。出版商不愿出版他们的著作，报纸不接受他们的稿件。马克思回到英国博物馆重新研究经济学说史，准备写他的巨著《资本论》。同时，他还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他担任该报欧洲编辑实际上有20年左右。1850年，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重新在他父亲人股的棉纺织厂供职；1864年，他本人也成为股东，直到1869年，他才终于摆脱商业。有些女工也许是从“欧门-恩格斯”公司的线轴上才知道他的名字，而不了解他为工人阶级做出的业绩。

20年当中，两位朋友除了短暂的相聚，一直分处两地，但是他们思想上的交流并未因此而中断。他们几乎每天通信，就政治、经济、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交换意见。这些通信保留了下来。这些通信发表以后，将成为理解1850-1870在年这段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一面经商，一面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他首先研究战争历史和军事科学。1849年的运动使他深感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并且他作为一年制志愿兵在炮兵中服役过一段时期，具有这方面的实践基础。其次，他着手研究自然科学和他一向喜爱的比较语言学。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他匿名发表了一本军事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一方面驳斥了奥地利所主张的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的理论，另一方面驳斥了拥护“小德意志'[38]的普鲁士自由派，他们只顾欢呼奥地利的失败，却没有看到波拿巴是共同敌人。战后，他发表了第二本内容相似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在普鲁士军事冲突期间（1865年），他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抨击了自由派和进步党人的矛盾和不彻底性，指出只有工人政党才能真正解决军事问题和其他一切重大问题。在普法战争期间，他为伦敦《派尔-麦尔新闻》撰写了一系列军事评论文章，并且早在8月25日就正确地预言了色当战役[39]（9月2日）和法军的覆灭[40]。

如果说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分工，那么在恩格斯迁居伦敦（1870年）之后，分工就成为大大促进他们创作的一种独特形式。马克思继续在科学领域系统地制订并阐述同恩格斯共同发现的理论，而恩格斯的任务是：一方面，如有值得一驳的反对者出现，他就在论战中捍卫他们的理论；另一方面，他借助这一理论来探讨当代的重大问题，研究无产阶级对这些问题应持的态度。当然，这种工作领域方面的划分不是死板的；他们经常共同创作，不断交换意见。

恩格斯在很多地方谈到他本人是如何看待同马克思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关系的。他在《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第二版序言（第10页）中写道：

“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41]

可以说，上面谈到的这种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马克思的研究集中于主要著作《资本论》，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大量篇幅较小的文章中。但是，它也造成这样的结果：人们抱怨马克思的著作难懂．许多人宁愿读解释《资本论》的书而不读原著；恩格斯则被看成是通俗叙述的能手，一切有思想的无产者都读他的著作，许多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通过他的著作来认识并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

这里还要简单地说一句。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一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并非慈善事业而是科学，要理解社会主义，仅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得要有一定的知识，就立即满腔热情去攻读《资本论》，接着会在价值理论上碰到困难，然后就弃而不读。如果他们先从恩格斯的小册子人手，认真学习探讨之后再去啃《资本论》，那效果就会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时事问题的，虽然已经事过境迁，但并没有失去意义。有些时事文章出色地描绘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价值的，特别是由于目前的状况和当时有相似之处。例如，《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目前所起的作用也许比恩格斯当年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该文（1876年）并出版单行本时还要大。[42]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这本小册子阐述了无政府主义者1873年在西班牙举行的暴动。这本小册子我们奥地利人尤其要牢记在心。

恩格斯写的其他一些时事文章，大部分是论战性的。但是，论战只不过是促使他正面阐述自己各方而理论的契机。

因此，这些文章并没有过时，从这些文章目前需要不断重印这一事实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恩格斯批驳小资产阶级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的论战性著作《论住宅向题》就是如此，奥地利的老同志们应该还记得这篇著作。这本小册子最早于1872年作为一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接着又出了单行本，如今由苏黎世人民书店重新出版并加了一篇评述德国工业新发展的序言，使读过第一版的人也觉得第二版具有重要意义。

1875年出版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也是由《人民国家报》收成专集的。这是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特卡乔夫的论战性著作，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研究了俄国的状况和制度，并阐明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尤其重要的是，恩格斯谈到了俄国的劳动组合（原始合作社）和公社所有制，以及这些制度对社会主义的意义。遗憾的是，这本小册子至今没有再版，虽然第一版早就售罄。

两年后，恩格斯出版了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这是发生在反社会党人法[43]颁布前一年的事。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有人甚至预言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社会民主党多数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子即将到来，并且冥思苦想如何用最简便而又稳妥的办法来实现它。社会民主党是冉冉升起的太阳，向它投奔过来的不只是无产阶级，还有一批有产阶级中的不得志者，不受资产阶级赏识而希望从工人那里得到承认的怀才不遇的天才、反对种牛痘的人、自然疗法医士、各种各样的文人和谢夫莱之流。困难的是如何把这些人同资产阶级分子中那些真正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关心而不仅仅是出于对资产阶级的怨恨而加人我们队伍的人加以区别。我们的一些同志，特别是青年和缺乏经验的人很愿意接纳这些归顺者，以为既然教授和博士也靠近社会民主党，那么胜利真的也就不远了。

但是，教授先生们和博士先生们根本没有打算同资产阶级断绝来往。他们固然想通过社会民主党发挥作用，但同时还想通过社会民主党得到资产阶级的承认。因此，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让社会民主党变得体面排场，去除它的无产阶级性质。

必须阻止那些坚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物以这样的方式影响社会民主党。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欧根·杜林无疑是这批沙龙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最有天赋的一个，此人颇有才华。他如果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多作些自我批评，少沾染些德国文人惯有的恶习即自大狂，那还是能够做些事情的。然而杜林先生认为，天才使他不必认真研究他以哲学家精神谈到过的那些关系。他不是那种凡夫俗子，而且要比谢夫莱更勇敢。他在柏林很有影响，特别是对党内的一些比较年轻的成员。这样的对手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一些有经验的同志都请求恩格斯，希望他亲自出来反击杜林，指出他的哲学空洞无物，同时明确地强调我们的运动的性质。

这部通常简称为《反杜林论》（全名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著作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本书去年由苏黎世的人民书店出了第二版。在此之前，其中几章，除了论战部分，曾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过独立的小册子。

写作《反杜林论》的背景早已被人遗忘了。不仅杜林先生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已经消失，而且一大批学院式的和柏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也都被反社会党人法除掉了，这至少有一点倒是好的，它说明我们的运动在什么地方能够获得可靠的支持。尽管情况已经改变，但是这本书仍然没有失去其意义。杜林的学问是多方面的：他的著作有关于数学和力学的，有关于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有关于法学的，也有关于古代史等方面的。恩格斯跟随着他论及所有这些领域。恩格斯的学问也像杜林一样，是多方面的，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不仅知识面广，而且基础坚实，这一点目前只有专门的学者才能做到，并且这样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现代科学受到现代生产方式特点的感染，也越来越推崇迅疾、快速生产的原则。现代科学的产品同现代工业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它们都价廉而质劣[44]。但这并不是说，质劣的产品，特别是时髦商品，就根本赚不到大钱了。

正因为杜林先生的学问看来是多方面的，所以《反杜林论》才成为一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观点阐明全部现代科学中最重要问题的著作。《反杜林论》同《资本论》一样，已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

在介绍恩格斯的著述活动时，我们几乎未提他的政治实践活动。现在再来说说这方面的事。

在遭受1848年和1849年的打击之后，欧洲大陆上的工人运动几乎完全停顿，60年代初又在各地活跃起来，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比利时、英国，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阶级也行动起来了。把所有这些分散而杂乱的行动变为统一的、目标明确的自觉运动，是1864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NOTEREF _Ref52140420 \f \h 20的任务。这个协会的目的是在各国无产者中进行组织和宣传，而绝不像有些人常说的那样进行阴谋活动。由于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力，办会的思想领导责任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他的身上。当然，恩格斯也参加了协会。不过，他是在摆脱商业事务并迁居伦敦（1870年）以后，才全力以赴地投人协会的工作。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普法战争引起的那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已经开始了。“国际'的力量面临极大的挑战，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1870年发生了一次革命，这次革命在暴力方面足以与以往的任何革命相比。需要付出像普法战争那么大牺牲的革命大概也是少有的。这次革命不限于德国和法国，其他一些国家也借此机会撕毁誓约，取消原先的所有权。这与“野蛮”的共产主义者无关，而是“秩序和法律”的捍卫者干的。维克多一一艾曼努埃尔占领了罗马[45]，俄国沙皇[46]宣布，他签署的承认黑海中立化的黑海公约对他已经失去了约束力。[47]

在胜利者及其同伴那里，革命来自上层，在失败者那里，当然来自下层。在法国废除了帝制，保皇党的国民议会在签订和约以后，企图再次出卖共和国，这时，巴黎人奋起拯救受到威胁的自由。1848年的老戏重新上演：小资产阶级把工人推上火线，在斗争中又害怕自己的同盟者，遏制他们的力量。但是1871年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1848年和1849年那样了，它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成熟。巴黎的这场斗争拖延得越久，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肩上接过来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无产阶级也就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革命运动的动力和支柱。“国际”在巴黎的成员都是巴黎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坚定的分子。尽管发动公社起义[48]的不是“国际”，但是斗争烈火一经点燃，公社的领导权，至少经济方面的领导权，已经转到“国际'手中。有人把发动公社起义的责任推到“国际”身上，“国际”也决不否认，而是宣布支持巴黎公社起义。这简直太过分了。“国际”早就使“头脑健全者”畏惧和憎恶，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在大陆上几到处都受到迫害。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工人随即退出了“国际”。在英国，社会主义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英国工人在政治上还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附庸。因此，当“国际”由于宣布支持公社而使自己“声誉扫地”时，他们就退出了“国际'。

此外，“国际”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缺乏理解。这个斗争必定是政治斗争，斗争的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当时那些厌恶旧政党的勾当的社会主义者，并不主张通过工人阶级同旧社会的斗争来建立新社会，而是主张避开旧社会，在不受它腐蚀影响的地方另外建立新社会。因此，他们鼓吹放弃一切政治行动，放弃一切阶级斗争，指望通过个别进步人士的零散的“行动宣传”，使人民群众相信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由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是热爱和平的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不可避免的矛盾只是一种不幸，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希望用开导资本家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方法来消除这个矛盾，因而他们当中个别人采用的那些“行动宣传'的手段都是无害的，例如，建立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移民区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填平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政治的工人运动之间的人为的鸿沟，从而为将来改造社会准备了一支当之无愧的、足以完成这一使命的力量，这支力量就是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无产阶级。他们诉诸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不是个别人的努力；他们诉诸遭受死亡威胁的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必然性，而不是人类之友的善良愿望。至于小范围内分散的尝试，他们宣布：社会的改造只能是各国有觉悟的无产者的共同一致行动的结果，未来的新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从零散的自发的合作社、移民区或共同体中产生，只有把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各民族联合起来，掌握生产资料并有计划地组织劳动，才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

这个观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表述过，它也是“国际'的主导思想。

看来，旧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时代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的纲领的工人政党正在各地建立。1848年革命粉碎了一切有思想的工人的错觉，他们本来以为存在于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仅仅是误解。阶级斗争已在欧洲全面展开。和平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多大地盘了，政治行动问题对工人阶级来说已经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

可是，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似乎又重新出现，这主要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一些工人阶级刚刚开始有所行动的经济落后国家，或者像在巴黎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还占优势的地区，或者像在比利时这样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国家，最后，就是像在俄国这样的还谈不上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国家。但是，这种新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可能是和平的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一目了然。因此，有人不再看得上由个别人建立移民区和合作社来进行“行动宣传”，转而主张由个别人实行密谋和暴动来进行“行动宣传”。这个要用这种方式使旧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蒲鲁东社会主义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并创造了现代无政府主义的人，就是巴枯宁。

他在“国际”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必须进行抵制，否则葬送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从事的事业，社会主义就可能从所有旧政党为之发抖的政治力量变成内部不团结的密谋派系，统治阶级就能从容地让警察像对付骗子那样来对付他们。于是，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导致了“国际”的分裂和解散。

恩格斯作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他1871年担任比利时和西班牙通讯书记，后来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通讯书记），积极参加了所有这些斗争。我要说的只能到此为止。要详尽地叙述恩格斯在“国际'的活动，那不仅会远远超出这篇概述的篇幅，而且还得先研究那些目前尚未发表的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通信。

“国际”解散后，恩格斯和马克思都不再直接参与党的实际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对于社会主义在科学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并没有失掉意义。

纠纷和迫害虽然加速了“国际”的解散，但是并没有完全毁掉“国际”。“国际'解散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的目标已经达到：各地的工人运动已经充分开展，全体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已经牢固形成，专门为此建立一个协会来保持正式联系反而成为束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一再获胜，已经有望影响立法。事业发展到这一步，党的活动就应当主要取决于所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特点，而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主要侧重于宣传原则了。

运动越来越具有民族性质，这并不是说，运动忽视了国际团结，而是说，运动所波及的民族和国家的特点会对运动本身产生更大的影响。

由于社会主义的成就，“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也像昔日的“正义者同盟” NOTEREF_Ref52141014 \f \h 18那样己经是多余的了。但是，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继续存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也还是这种团结的体现者，虽然谁也没叫他们这样做。

马克思和恩格斯居住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伦敦，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杰出党员保持经常的联系，能统观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各政党的关系；他们拥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这一切使他们特别善于在各种党派的发展中把主要的东西同次要的、靠不住的东西区别开来，阐明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在面临各种迫切问题时应该采取的立场。他们的各种声明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难怪世界各国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在危急时刻总是愿意向伦敦的这两位老将请教，而他们也从不拒绝。他们开诚布公地直陈自己的看法，但从不想强加于人。任何一个无产者，任何一个认真对待无产者的事业的人，只要向他们请教，都不会徒劳无获。他们是欧洲和美洲的全体战斗无产阶级的顾问。他们用不同的文字撰写的小册子、大量文章和书信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1883年起，这一艰巨而重大的责任落到恩格斯一个人的肩上，同时，他还要完成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工作。此外，恩格斯还要继续担负同马克思分工时承担的任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当前的问题，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免遭攻击和歪曲。在担负所有这些任务的同时，恩格斯还要继续他早已着手的、特别是在历史方面的研究，并且及时关注几乎全部人类知识领域中的各种成就。

恩格斯把完成马克思的遗愿当做首要任务。他首先着手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根据作者留下的提示对该卷作了修订、增补并加了注释。这一版于1883年底出版。

1884年夏，恩格斯发表了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实现了马克思的夙愿：向公众介绍摩尔根的科学研究并进而扩展他的研究。摩尔根在研究史前时期时，同样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的唯物史观。以前行会科学抹杀马克思，现在又力图抹杀摩尔根。因此，应当不让摩尔根遭到湮没，应当对摩尔根的研究在历史问题上的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将他的研究纳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范畴，把人类的史前史和后来的历史融合到统一的发展过程中。这本146页的小册子的意义就在于此。

一年以后，阐述资本流通过程的《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第一卷研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循环的各种形式。所谓循环就是资本家出卖生产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用所得收人（除去他所消费的部分）再次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重新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三卷可望在1888年问世，该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价值转化为价格，剩余价值分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各个组成部分。

恩格斯在完成马克思遗愿的同时，还积极为报刊撰稿——如果这样的字眼还可以用来谈论恩格斯那论述精辟、深思熟虑的力作的话。恩格斯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斯图加特《新时代》、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伦敦《公益》等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就是他在这方面活动的成果。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要对他的著作的新版本和英文、意大利文、法文、丹麦文等译本进行校订、注释，并为之撰写序言。此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校订由赛米尔·穆尔和爱德华·艾威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该书于1887年出版。[49]

我们当中有多少年轻人哪怕只是在身体上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负荷？

的确，我们的老将尽管已经67岁，却依然朝气蓬勃。在他那里丝毫看不到老年人的郁郁寡欢，也丝毫没有老年人喜欢称颂过去而贬低当代的妒忌心。他比任何人都更乐意肯定年轻人的成就，更能宽容他们的错误。当然，在遇到狂妄自大和追名逐利的人时，他就不再顾及礼貌，同样，他也毫不客气地对待那些爱出风头的无能之辈，他们自认为肩负着拯救人类的使命，争抢自己无力胜任的工作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继而又振振有词地用善意为一切愚蠢行为辩护。

恩格斯充分看重当代，却不贬低过去。他不像那些几乎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人一样，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在谈及他的社会主义导师时比任何人都更为尊重，并在《反杜林论》中为他们竖立了一座光辉的纪念碑。

恩格斯始终注意让自己摆脱幻想，他也善于做到这一点，现在更是如此，因为他已积累了半个世纪的经验，在这期间世界发生的改变比以往几个世纪都要大。这些经验使他成为一个冷静和从容的观察者；还有，最近几年的整个发展似乎让恩格斯确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国家中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也许还有许多艰难的障碍要去克服，但是，当前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历史发展动力十分强劲，不难克服这些障碍。恩格斯指出，对我们来说再好不过的是：形势继续朝着当前的方向发展，这样我们的胜利也就指日可待。最糟糕的情况则是：贸然行动，这样做既可能猛地一下把我们推向前方，也可能让我们大步倒退，可能会发生某些事件，使还不够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经受严峻考验，或者使人民改变主意。这样的事件也许就是煽动民族仇恨、破坏国际团结的战争。

我们当然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引发或推迟这种激烈事件。一旦发生，就要设法让它有利于我们的事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党要避免采取冒险政策，即企图通过暴力行动打破发展的必然性，或者同样糟糕的是，通过外交伎俩规避发展的必然性。恩格斯对我说过，“我们己经学会了等待，你们也必须学会等候你们的时机。”但是，恩格斯认为这种等待不是袖手旁观，不是张嘴等着烤熟的鸽子自动飞到嘴里，而是在不懈工作（宣传和组织工作）中等待。我们要镇定、果敢，相信我们的美好事业，不受挑衅，不惧恫吓，不懈努力，使无产阶级大众更加紧密一致地团结起来，使他们保持自觉和清醒。同时，我们还要坚持进行自我教育，不仅要教育别人，自己也要学习，要学习许许多多的东西。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等待，那就不会等得太久，我们将善于恰当地利用每一时机，无需过多的牺牲就能掌握局面——并且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样一来，现代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当中至少有一位将有幸亲眼目睹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这一胜利他现在已用心灵的眼睛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