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卫卫：朝臣备——《李训墓志》所见遣唐使名字的书写问题
内容摘要：2019年末《大唐故李府君（训）墓志铭》的公布一度成为热点，学界对“日本国朝臣备”是否吉备真备一事各执己见，往复撰文进行了论辩。本文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出发，依据中日两国史料，从日本遣唐使采用汉名的发展过程，来论证吉备真备自称朝臣备的可能性，以及他为《李训墓志》书丹的原因。
关键词：李训墓志；遣唐使；吉备真备；朝臣备
唐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流光溢彩，其中唐长安到日本奈良这段所谓的东端海上丝绸之路更有“书籍之路”的美誉。迄今来看，有关日唐之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已经不胜枚举，日本正仓院更是传存了许多来自唐王朝的珍宝实物，但我国境内因为战火繁复、保护环境不良等多种原因，由唐代传存至今的实物十分难得一见。虽然近年来国内的出土资料中有不少属于唐时期，但也鲜少能看到直接和日本相关的事物。是以在《井真成墓志》问世十余年之后，明确记为“日本国朝臣备”所书《大唐故李府君（训）墓志铭》（下文简称《李训墓志》）的出现，再次引起了中日学界的瞩目和讨论。
2019年12月25日，文物出版社和望野博物馆在北京共同主办了《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新书发布会暨学术成果公告会，李训墓志籍此正式公布于众[1]。该书登载了《李训墓志》志石照片、具体尺寸及录文，并将录文分为14条，和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李训之妻王氏墓志《唐故鸿胪寺丞李府君（训）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2]，以及河洛藏拓李训之姐《大唐前恒州司功参军萧君妻李氏墓志铭并序》[3]相联系，对《李训墓志》进行了逐句释读，涉及到墓主李训的生平、家世、任职、社交等多方面的内容，并重新挖掘了一些唐高宗到唐玄宗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对书法史等日唐文化交流情况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最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在经过与《唐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4]、《赠尚衣奉御井君（真成）墓志之铭》[5]、《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6]等中国出土文献及其他存世文献，及《续日本纪》等日本存世中古史料进行对比之后，认为李训墓志结尾署名为“日本国朝臣备”的“朝臣备”，为日本奈良时代的高官吉备真备在唐朝留学期间所使用的名字。
《李训墓志》的公布吸引了大量学人的关注，并迅速引起了一阵讨论热潮。多位学者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形式发表了专文或短评，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一家即在两个月之内发表了八篇文章[7]，其他网络媒体也有散见刊文[8]。当然对于这样的非正规考古出土品，也有个别疑伪的说法，但主流的文章是基于肯定意见的对志文内容的讨论。与此同时，日本的唐代史研究会也第一时间专门召开了以《李训墓志》为中心的学术研讨会，日期就选在了中国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9]。与会报告者及报告题目如下[10]：
气贺泽保规（明治大学）：《新発見〈李训墓志〉の紹介とその歴史的意味》
桥本荣一（东京学艺大学）：《中国書法史よりみた〈李训墓志〉の書》
河内春人（关东学院大学）：《李訓墓誌と吉備真備》
在《新発見<李訓墓誌>の紹介とその歴史的意味》中，气贺泽保规从四个方面对《李训墓志》的相关情况做了详尽的介绍，即遇见新出《李训墓志》、《李训墓志》的公布过程、《李训墓志》的内容介绍及理解、对部分中国学者所谓“赝品说”的介绍和逐条评判。作为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气贺泽保规是特别前往深圳望野博物馆考察过原石的学者，他的说法值得关注。
不同于气贺泽保规在内容方面的梳理，桥本荣一《中国書法史よりみた〈李训墓志〉の書》是从书法史的角度出发，以字形的比较为中心，对《李训墓志》做出了细致的探讨。他首先分别解释了字体、字形、书体的区别，解说了字形、字体、书体、书风之间的关联，在列举各种传世书法作品以为例证的同时，逐一对照解说字体异同并不影响书体异同的问题，还列举出数例书体无法确定的字形字例、多种书体混杂的文字字例等情况，再联系这一原则，将《李训墓志》和《雁塔圣教序》、《孔子庙堂碑》的字形进行对比，说明它们字形上的相似性，并具体以“心”字为例，认为从用笔方面来说，《李训墓志》和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存在风格相似之处，而唐代褚遂良的书法是非常盛行的。在完成了与外部书法作品的平行对比之后，桥本又从墓志本身出发，列举志文中反复出现的“鸿胪”二字左侧偏旁的书写所存在的字形不同的形象，认为《李训墓志》存在字形书写不稳定的特性，同时又列举了《李训墓志》和魏碑在字形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和颜真卿之书在字形上的相似性，最后认为此墓志书法综合前人各家之风，是书作上品，因此这是因为书法功力卓越而受邀书丹墓志铭的可能性很大，可以说是从书法的角度肯定了《李训墓志》的真伪与价值。
河内春人《李訓墓誌と吉備真備》分为三方面进行了论述，即“日本国朝臣备”的称呼与历次遣唐使姓名记载的比较，吉备真备及其父母家人在日本史料中所见之信息，唐开元二十二年遣唐使的在唐情况。河内春人梳理了大宝、灵龟、天平、天平胜宝、天平宝字、宝龟第一次、宝龟第二次、延历、承和等年间共计九次遣唐使活动中有据可依的使者姓名情况，整理出以“朝臣”为姓的701年朝臣真人·朝臣大父、716年朝臣仲满、732年朝臣名代·朝臣广城等信息，认为以“朝臣”命名者多见于8世纪前半，而8世纪后则有775年小野朝臣石根，简称“朝揖宁”这样以单字“朝”命名者。河内还指出，藤原朝臣清河改名藤原何清、阿倍仲麻吕改名朝衡，都是玄宗时期的事情，推测这可能与玄宗即位前曾和日本僧人辩正以围棋论交的友好关系有关。根据以上梳理，河内认为从署名上来说，李训墓志完成于开元二十二年，与上述情况相符合，不过简称单字“备”因为是孤证，还略有踌躇。在日本史料所见吉备真备信息部分，河内梳理了吉备真备父母的相关信息，并排出其有史可查的十余条经历年表，介绍了从下道朝臣真吉备到吉备朝臣真备的姓名变迁，梳理了其求学及取得的成就等情况。第三部分对唐朝当时形势的解说中，河内首先介绍了当时日本方面天平遣唐使经由苏州入朝唐廷的往返时间等具体情况，然后解说了井真成、朋古满等当时在唐日本人的动向，最后解说了吉备真备所随行的返日使团以及吉备真备本人在抵达日本后的活动等情况。
唐代史研究会举办的这次报告会出席者众多，以漥添庆文、石见清裕、丸山裕美子、森公章等中国史、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名家为首的数十名中日学者汇聚一堂，足见日本学界对此方墓志的重视和关注。
从日本方面的反响来看，除了这次专门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人员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相关专家的关注和诸多媒体的发声[11]。《朝日新闻》刊布“日本国朝臣备书”七字《李训墓志》截图，引用气贺泽保规的话称：“这无疑可以看作是真备所书写的墓志，是中日关系史十分贵重的史料。”认为这是首次发现日本人为中国人书写墓志的例证，是体现着古代东亚关系实际情况的贵重史料[12]。《日本经济新闻》刊文称，《李训墓志》的发现不仅是为今天提供了一窥吉备真备书法的机会，还体现着当时日本赴唐留学生的留学生活的一个侧面，是十分贵重的史料[13]。《产经新闻》以《或为遣唐使吉备真备笔迹——中国发现的墓志》为题刊发了报道，文中引用气贺泽保规的话称：“很可能是真品，从中可以了解吉备真备留学中所习得的教养。”[14]还有引用日本史专家、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馆长东野治之的话，认为“有可能是在鸿胪寺求学的真备曾受到李训的关照，故此在接到他的讣告之后，与李训素有因缘的真备才会执笔书丹”，而且“虽然不清楚真备在唐朝所获得的实际成就的详细情况，但可以知道，唐人对其评价之高已经达到他可以受邀为人书写墓志的地步”。此外，《夕刊读卖新闻》、《产经抄》等其他多家纸媒也都做了相关报道。
综上所述，《李训墓志》一时之间在中日学界均备受瞩目。大致来说，大家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1）《李训墓志》中的“朝臣备”是否为日本奈良时期名臣吉备真备？（2）《李训墓志》所见“日本国”国号的形成与使用；（3）《李训墓志》所见书法相关问题。在每一个问题的相关领域，都有多位学者先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二、吉备真备自名朝臣备的可能性及其时代背景
在对《李训墓志》的诸多讨论中，最为热烈的当属“朝臣备”是否为吉备朝臣真备的问题。一种意见是大力肯定，认为朝臣备确为吉备真备；另一种意见则相对有所保留，认为此朝臣备未必就是彼吉备真备。持否定意见者大多是对吉备真备的“朝臣备”的署名方式存疑。对此笔者认为，河内春人关于遣唐使姓名在史籍中记载情况的梳理结果值得重视。河内认为，“朝臣”的使用情况集中于8世纪前半，可证734年所作《李训墓志》中使用“朝臣”的做法是顺理成章的，只是因为单字“备”是孤例，所以颇费踌躇。
日本遣唐使在唐期间所用姓名的取名规则虽然并不明显，但如果扩大时段，联系小野妹子、朝衡等日本使者在中国史籍中姓名记载的变化，亦可以一窥日本当时逐次提高、进阶式学习唐文化知识的发展经过，而这一姓名记载变化的特点，也正好可以印证当时日本仰慕唐文化、学习唐文化、掌握唐文化为己用的变化过程。
要观察遣唐使署名变化的情况，东野治之的日本遣唐使派遣分为三个时期的观点可以参考。东野认为，日本派遣遣唐使的第一个时期是到7世纪末，即当时的倭国与唐朝对立直到战败停止派遣使节；第二个时期是从大宝二年（702）重启遣使行动，持续到8世纪末期，这期间唐日双方建立了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较多，日本通过遣唐使和留学生进口了大量的唐文化，直接促成了日本唐风文化的形成；第三个时期是紧随其后的9世纪前半期，唐朝社会政治动乱，日本派出的短期留学人员增加，使节派遣间隔拉长，政府之间的交流陷入断绝，而民间交流逐渐增加，日本逐渐从接受唐文化变成了输入唐朝物品，最终过渡到了更加重视日本自身特色的国风文化时期[15]。
假如将上述河内春人对遣唐使人名记载变化的考察和东野治之这一阶段划分的分析进行结合，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为宏观的日本人在唐朝用名变化情况的整体印象。纵观日本遣使到大陆的史料，中日双方同时记载下来使者姓名的事例有限，只是隐约可以看到三个阶段的变化，即A、8世纪之前的音译型；B、8世纪末为止的简化创新型；C、9世纪以来的本名化。
A、8世纪之前的音译型
这一时期，中国史籍对日本赴中原使者的姓名记载主要是采取直接音译的形式，如：
1、《三国志》卷三〇《东夷传·倭人》魏景初三年（239）十二月魏帝诏书报倭女王：“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16]
2、《三国志》卷三〇《东夷传·倭人》正始四年（243），倭女王卑弥呼又遣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緜衣、帛布、丹木、短弓矢。[17]
3、《日本书纪》卷二二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大业三年）七月条：“大礼遣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同书次年四月条又记载了当时“唐国号妹子臣曰苏因高”。[18]
上述材料中涉及的日本派出的外交使者姓名，如“难升米”、“都市牛利”、“伊声耆”、“掖邪狗”、“苏因高”，应该都是音译。例如“苏因高”，饭田武乡早已指出这是“小妹子”即“小野臣妹子”的对音。其推测的依据是，日本姓名制度是“氏+姓+名”的组合，小野臣妹子的名字应该是“氏-小野”、“姓-臣”、“名-妹子”，其中“姓-臣”这一部分被省略掉，取“氏-小野”中的“小”为姓，与“名-妹子”相组合，“小”的日语发音为“そ-so”，汉语对音可作“苏”；“妹子”的日语发音为“いもこ-imoko”，汉语对音可作“因高”，所以“苏因高”就是“小妹子”的对音[19]。石晓军在此基础上认为，隋朝称呼小野妹子为“苏因高”有很大可能是来自于小野妹子的自称[20]。这一推测无疑有一定道理，不过笔者也有一点小补充，作为小野臣妹子在隋期间使用的名字，很可能不是隋朝单方面或者小野妹子一己之力促成的，当是隋朝方面（外交人员？）与小野妹子合力确定的结果，毕竟小野妹子汉化程度尚且不高，而所以选择以氏的简化“小”一个字再加上“名-妹子”而成为“苏因高”的做法，应该是双方沟通交流的结果。这样直接以对音来记录对方姓名的情况，充分体现了双方交流尚浅的特点。说明在交往伊始，双方的互相了解还比较少，日本方面只是照本宣科的告知己方有氏、姓、名的实际情况，而隋朝方面也同样照本宣科的给他们找个与日语发音近似的汉字组成名字了事。这一状况持续了整个隋代，炀帝时期也一样，仍然以对音的方式来记录日本人的名字，如《隋书》卷八一《倭国传》记：“大业三年（607），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21]“多利思北孤”也是音译。
应该说，这一时期大陆对日本列岛姓名的了解和处理，总体上还是处于对日本人的氏、姓、名三要素的组成情况不太清楚或者说是不知如何处理的阶段。
B、8世纪末为止的简化创新型（唐风日隆期）
1、《旧唐书·日本国传》：“长安三年（703），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22]同一内容在《新唐书·日本国传》中的表述为：“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宝，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唐尚书也。”[23]
这里出现的“朝臣真人”、“朝臣真人粟田”、“粟田”，都是指粟田朝臣真人，他就是大宝二年（702）日本重启遣唐使派遣行动时的大使，在这之前，日本刚经历了7世纪后半期的内政改革，颁布了《大宝律令》，标志着至少其贵族阶层部分人的汉化水平已经入门。
2、《旧唐书·日本国传》：“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24]《新唐书·日本国传》：“开元初。粟田复朝，（中略）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25]
这里的“朝臣仲满”、“朝衡”就是阿倍仲麻吕、晁衡，是跟随717年遣唐使一起来唐的。山本直治郎认为“朝”当来自于“朝臣”，“衡”则来自于“仲”，进而推测或也可能是“朝臣阿衡”之略，即取自殷商名臣阿衡之意，反映了阿倍仲麻吕的慕华思想。总而言之，是阿倍仲麻吕到唐朝时自己改了名字[26]。如果按照此说，那么将其看作是当时在唐日本人的儒家文化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似乎也不为过，而且这样贴切的根据慕华思想自己改名的行为，也只能是在具有了一定的儒家文化知识基础之后，才有能力进行。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唐朝在给朝衡授官时赐的姓[27]，河内春人也认为阿倍仲麻吕当时在唐朝的地位还不够高，他自己随便改名的可能性极低，他改名很可能是在即将担任唐朝官职时，由唐朝给他“赐姓朝氏，名衡，字仲满”[28]；石晓军还在此基础上联系唐朝给“蕃将”尤其是“入朝蕃将”赐姓赐名的背景肯定了这一推论。但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大宝二年入唐的“许势朝臣祖父”改名“朝臣大父”[29]，保留了“朝臣”双字的复姓，那么朝衡为什么不是仿效这样的先例，而是赐了单字“朝”姓呢？这里很可能也取舍了晁衡个人的一些主观倾向和意见。众所周知，“朝臣”在日本的人名中属于“姓”，可以世袭，代表的是朝廷所给与“氏（日本古代一种氏族共同体）”的首领“氏上”的一种政治地位，也许正因为这样，姓就比氏更受人重视，因此当这些日本使者在到达中国后，在简化姓名适应唐朝文化的过程中很多都是保留了“姓＋名”的组成，如朝臣真人、朝臣大父、真人莫问、朝臣仲满、真人广成、朝臣名代、朝臣广城，等等。这一由日本人在唐朝用作姓氏的复姓，如诸葛简化为“葛”，贺拔简化为“贺”一般，后来再简化为单字“朝”，如朝衡，也就完成了其外来胡姓彻底华化的过程。
3、天宝十一年（752）入唐的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朝臣清河”，被唐朝授予“特进”并改名为“藤原河清”，事见《日本纪略》所载“唐改河清”，以及《续日本纪》引唐肃宗敕：“内史宣敕曰，特进秘书监藤原河清”。[30]
这里藤原朝臣清河虽然被肃宗敕赐新名，但也是日本的“氏”再加“名”，同时取汉文美意，定为“藤原河清”。
4、日本宝龟八年（777），日本再派使者小野朝臣石根、小野朝臣末足赴唐，《唐会要》记载其名分别为“朝楫宁”、“和聪达”[31]。
从小野朝臣石根到朝楫宁，从小野朝臣末足到和聪达，所改名字十分有唐风意蕴，修改幅度之大，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创新重拟的行为。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唐日双方对对方的姓名组成应该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解，尤其日本方面，遣唐使者们在努力调整其在唐所使用的姓名，先是简化为主，后来一度开始重新另拟，应当是为了寻求更好的为唐人所接受。
C、9世纪初以来的本名化
1、《朝野群载》卷二〇所载《高阶真人远成告身》：
日本国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镇西府大监高阶真人远成
右可中大夫试太子中允，余如故。
敕：日本国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镇西府大监高阶真人远成等，奉其军长之命，移我会同之礼。越溟波而万里，献方物于三际。所宜颁奖，并赐班荣。可依前件。
元和元年（806）正月廿八日 中书令
高阶真人远成作为日本遣唐使判官赴唐是在贞元二十年（804），在这份他于唐宪宗元和元年获得的告身中，明确记载了是授予“日本国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镇西府大监高阶真人远成”唐朝官职“中大夫试太子中允”，完整包括了“氏·姓·名”在内的“高阶·真人·远成”这三个组成部分。
2、日本承和五年（838）派出、次年（唐开成四年，839）抵达唐廷的遣唐使团大使为藤原朝臣常嗣，《唐会要》记其名为“薛原朝常嗣”[33]。虽然不能肯定的说这是书写时的误漏，但至少可以说基本是参照使用了其日本原名。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在日本逐渐掌握唐文化的同时，唐政府也在频繁的对日交流中，逐渐能相对娴熟的处理日本人名字的称呼问题了。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改名模式趋于固定，以日本原有姓名为基干，采取氏+名的方式作为在唐行用名字的日本使者有所增多。
上述名字变化的这三个阶段与东野治之所论日本遣唐使的三阶段颇有相通之处，体现着日本在向外界表述自身姓名时对汉文化吸收消化的不同做法，即完全照搬对音，区分氏·姓·名但仍不知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姓·字·号这一名称系统的关系，相对稳定的使用日本的氏对应中国的姓和个别汉化水平高者完全取用汉名。
由此可见，《李训墓志》的“朝臣备”的题名或许也没有那么的突兀。王仲殊先生早就指出，吉备真备的日本姓名包括氏、姓、名三部分，全称原为“下道朝臣真备”，后因圣武天皇赐氏姓“吉备朝臣”，而称“吉备朝臣真备”，只说姓名，则是“朝臣真备”[34]。之所以称为“朝臣备”，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朝臣真备自己以“朝臣”为姓，以“备”作名，符合唐人惯以三字为名的做法。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记：“安禄山，营州杂种胡也。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荦山神，应而生焉。其母以为神，遂命名'轧荦山’焉。开元初，……禄山年十余岁，贞节与其兄孝节相携而至，遂与禄山及思顺并为兄弟。乃冒姓安氏，名'禄山’焉。”[35]进入唐朝后，如果叫“安轧荦山”，就很不地道，所以改作“安禄山”，虽然“禄山”和“轧荦山”都是粟特语roχšan的音译，但三个字的名字，就很像普通的汉人了。另一种可能是临时省略了“真”字，因为唐人将名字里的一个字省略掉，是常见的做法。如敦煌文书P.3899v《唐开元十四年敦煌县征马社钱案卷》中有一道悬泉府发给敦煌县的牒，第179行有“敦煌县：得折冲都尉药思庄等牒称”，后面第186行的署名就只写“折冲都尉庄”[36]。这种在署名的地方用简称方式，在文书中常见。《李训墓志》最后朝臣备题名的地方，虽然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写下一个“真”字，但习惯性地省略名字里的一个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正如同今天欧美国家的汉学家有人会费心取一个比较中国化的名字一样，千年前的吉备真备在自己留学的国度生活了十七年，而且大多时间是跟随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老师学习四门学，可以推测他的朋友圈应当是以国子监同学老师这样的唐朝文人雅士居多。这一点从他回国后在日本留下的史料记录中也可以推知。如《续日本纪》记载了吉备真备返回日本后，敬献天皇“《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37]；《扶桑略记》同条也记录了此事，虽然具体条目有所出入：“《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乐书要录》十卷，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并种种书迹、要物等，不能具载”[38]，但吉备真备“凡所传学，三史五经、名刑算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刻、汉音书道、秘术杂占一十三道，夫所受业，涉穷众艺”，其博学多识，定然无误。因为他学习了汉音，所以在唐期间的沟通交流不用局限于笔谈，大大拓展了可以交流的自由度，也有利于交流的深入，他对乐律、书道的精通，有利于他与文士拥有共同语言，培养长期的良好关系，至于进献物品中还有弓、箭，意味着吉备真备能文能武的可能性很高，应该说他很好的体现了当时唐朝鼎盛时期的气质和风韵，虽然无官无凭，但因为有才学而倍得开放包容的大唐士人的赏识，从而有机会师从多家，学艺精湛，在唐期间生活期间与精英阶层接触较多，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是以在临回国之际，以自己受到唐人赏识的书法技艺，为曾经关照自己的故友李训书丹墓志，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虽然没有更多的具体事迹可以佐证，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在长期的耳濡目染和勤奋刻苦之下，吉备真备的汉文化水准应该已经十分不俗，是以他能得到李训周围其他唐人的赏识，以一介无官无职的白身东夷之身，获得了为大唐鸿胪寺丞书丹墓志的机会，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吉备真备在唐期间当是和周围的文人雅士们长期结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想象的到，交往的过程中行用一个更唐风的名字，有利于体现他学识渊博的一面，或者换言之，这也可以看做以吉备真备、朝衡为代表的日本留学生们留学唐朝、努力吸收唐朝文化知识，谋求在唐期间融入唐朝生活的一种方式。
那么回到墓志本身，为何《李训墓志》会由吉备真备书丹？吉备真备和李训的关系如何？王瑞来认为由善书的吉备真备来书写他长期学习所在地的鸿胪寺本处去世长官的墓志“也属至极当然”[39]，气贺泽保规也推测李训和吉备真备的关系或许是因为李训的职务在鸿胪寺的缘故[40]。这些观点确实是一种可能。不过笔者也有另外一种补充推论，即吉备真备很可能是以李训友人的身份书丹的。理由有三：
第一点是李训、褚思光、吉备真备的共性、交集点及相互关系。李训任职鸿胪寺，“观古能文，不以耀世，故士友重之”；褚思光任职秘书省，开元七年曾文辞雅丽科及第[41]；吉备真备无职无衔，身份是学习成绩优秀的日本留学生，涉穷众艺，善书能文。可见，三人的一大共同点就是很容易以文会友。若再联系墓志前后文来看，褚思光对李训“士友重之，而时人不测”和“以有道之时，当用人之代，骥足方骋，龙泉在割，岂不伟与”的这些表述，都隐约透露出了一种以文会友般的赏识与期许的口吻。
第二点是李训的去世地点。学者早有研究，洛阳感德乡圣善寺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感德乡多胡人聚集[42]，圣善寺则在西安、洛阳各有一座，是中宗为武则天而设[43]，其中洛阳圣善寺的地理位置靠近胡人聚集地，又是文人墨客经常出入的胜场，利于文化传播，后来的白居易与圣善寺关系最为密切[44]。李训在这样一个地点去世，首先说明他生前应该是暂住此地，也就是说他跟从玄宗从西安到洛阳后的办公地点设在了圣善寺，这样地点上距离感德乡胡人较近，处理事务也方便；其次在此有更多与文人墨客们交往交流的机会，在秘书丞褚思光之外，也无形中促进了李训与吉备真备之间的私人情谊。
第三点是墓志文中后人亲族的缺席以及丧葬用时之短。考虑到墓志志文丝毫未曾提及李训的子嗣和夫人等亲属闻李训死讯哀伤、举丧等情况，也未曾提及他是否获得政府殓葬出资和帮助等身后的哀荣，故此或许可以大胆推断，李训的丧葬事宜应该并非是李训的家人所主持，这其中也包括邀请褚思光撰文和吉备真备书丹。李训去世之时时年52岁，按照其夫人墓志所载卒于天宝八载、时年65岁来计算，李训去世之时其夫人当为50岁，古人早婚，正常来说，李训去世之时他夫人王氏墓志铭中所提及的三个儿子应该都已经成年了才对，这么来看，李训去世五天即匆匆下葬，且未提及家人，很可能是与当时的粮荒等社会背景有关，根本等不到李训家人前来主办丧事，而李训所担任的鸿胪寺丞本身官位不高，仅为从六品上，也并未达到能让国家派专员来主持丧事的级别，再加上玄宗带百官从西安就食洛阳也刚抵达时间不长，粮荒尚未得解，阴历六月的洛阳天气炎热，尸身难以长时间保存，而洛阳往返西安通知李训家属来举办丧事也很可能遇到了麻烦，同时粮荒也意味着留守西安的李训的家人们未必有能力及时赶赴洛阳举丧。墓志文中也说了是“权殡”，在这样类似逃荒行为的特殊社会情况之下，因为不是正式的埋葬，又非自己的后人主持殡殓，所以时间上极为匆忙，五天即已经入土为安。
总之，结合墓志文中评价李训“士友重之，而时人不测”这样非常像出自“士友”之口的陈述，和墓志铭中侧重表述李训“观古能文”、“言而有章”的突出特点，以及李训去世的地点和埋葬的时间，笔者认为最终李训的殡殓事务由他“观古能文”所结交到的“士友”代为操持的可能性更高。这也就能很好的解释为何是善文辞的秘书丞褚思光撰文、善书的吉备真备书丹，因为他们平时志趣相投，拥有共同的交游朋友圈，所以在此李训遇难之时，他们共同为自己的文友尽上了最后一份心力。
小 结
总的来说，虽然日本遣唐使在唐期间所用姓名的取名规则并没有泾渭分明的一定之规，但许多细节处还是可以一窥其逐步变化发展的状况的。《李训墓志》“朝臣备”的出现，正是日本遣唐使们习用唐文化的进阶阶段，符合历史上遣唐使行用唐名的发展规律和进展程度。最为明显的例证是朝衡的改名情况。阿倍朝臣仲麻吕和吉备朝臣真备是同期留学唐朝的留学生，他们的日本“姓”都是“朝臣”，他们在唐学习期间也都改了名字。阿倍仲麻吕改唐名经历了有史料可以作证的“朝臣仲满”到“朝臣衡”，再到“朝（晁）衡”的变化过程，循序渐进地更改方式逐步体现出日本入唐求学者们所存在的汉化程度日渐加深的实际情况和逐级进阶的唐文化习得过程。而与他同时入唐的吉备朝臣真备，在把日本名字“下道朝臣真吉备”、“下道朝臣真备”改成唐名“朝臣备”的过程中，虽然也有可能是没有取过其他过渡性的唐名，一步到位地取了“朝臣备”这个名字，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他和阿倍仲麻吕一样，或许也曾经使用过“朝臣真备”之类过渡性的唐名，只是今天已经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总之，即使相比朝衡来说，吉备真备的改名在发展阶段上有所跳跃（也许也不如朝衡彻底，比如再继续改成只有两个字的名字），但无疑《李训墓志》署名中的“朝臣备”也同样是日本赴唐求学者们唐风化过程中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吉备真备和李训不仅有公务上的隶属管理关系，也有喜文弄墨这一共同爱好方面的交往，所以在李训亡故之后，吉备真备为其墓志执笔书丹，让我们在日本国内已经不存他的书迹的今天，有幸窥其一斑，了解他在唐朝求学期间的生活状况和交游轨迹。
（本文原刊《文献》2020年第3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两京书写文化在敦煌、奈良的流布与传承”(项目编号：19BZS1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在资料调查及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8M640153）和北京市博士后国际交流培养派出项目（编号：2019PC-12）的资助。
[1]据称，《李训墓志》原石出自洛阳，2014年初入藏望野博物馆，2019年正式公布于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阎焰《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此前学界偶有相关消息，如毛阳光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前言中，明确记载了《唐鸿胪寺丞李训墓志》的存在，但一直未见公诸于众。
[2]刘莲芳：《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考释》，《碑林集刊》第10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134-136页。
[3]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4]叶国良：《唐岱墓志考释八则》，《台大中文学报》1995年第7期，第51-76页。
[5]贾麦明：《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2-14页。
[6]王连龙：《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7期，第123-129页。
[7]《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9年12月29日第一篇为王小燕的报道：《中日关系史添新史料：遣唐使吉备真备真迹及其研究成果公布》，另外七篇为研究：王瑞来：《〈李训墓志〉书写者“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2019年12月29日；王瑞来：《“朝臣”解》，2020年01月02日；阎焰：《我为什么认为〈李训墓志〉中的“朝臣备”就是吉备真备？》，2020年01月02日；梁晓弈：《日本史古代假文物：从吉备真备之母“杨贵氏墓志”说起》，2020年01月04日；石晓军：《也说〈李训墓志〉中的朝臣》，2020年01月08日；阎焰：《就〈李训墓志〉中“朝臣备”之名的思索》，2020年01月13日；石晓军：《略说隋唐史籍中的日本人姓名表记》，2020年01月23日。
[8]例如，浙江大学历史系出土文献读书班就连发了三期《<李训墓志>研读纪要》，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分析，对李训家族成员等问题进行了考证，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EJlmp0cW9Ulsf0b-QeotoQ等。
[9]见2020年1月21日“研究者情報交換会のお知らせ（唐代史研究会より）”条，http://shinkanshi.com/html/09news.html。
[10]下文对三位报告人发言内容的介绍来自笔者会场旁听所得以及现场所获报告提纲。
[11]这一消息还在第一时间登上了日本每年一度的“讲书始”皇室课堂，详见日本宫内厅所刊布的东野治之2020年1月14日在皇宫为当今日本皇室授课的讲稿《遣唐使に見る日本の対外交流》：https://www.kunaicho.go.jp/culture/kosyo/kosho-r02.html#ko-01。
[12]《朝日新闻》2019年12月26日第14版“社会”，第27页。
[13]《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12月27日第12版“社会”，第38页。
[14]《产经新闻》2019年12月27日第13版“社会”，第20页。
[15]东野治之对此多有表述，其最新也就最明了的阐述见东野治之2020年1月“讲书始”之仪上的讲稿。https://www.kunaicho.go.jp/culture/kosyo/kosho-r02.html#ko-01。
[16]《三国志》卷三〇《东夷传·倭人》魏景初三年条。
[17]《三国志》卷三〇《东夷传·倭人》魏正始四年条。
[18]《日本书纪》卷二二推古天皇十五年七月条及同书同卷推古天皇十六年四月条。按，因《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故书中也有将隋朝称之为“唐”或者“唐国”的现象。
[19]饭田武乡《日本书纪通释》卷五三，明治书院，1927年，第2970、2974页。
[20]石晓军：《略说隋唐史籍中的日本人姓名表记》，《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年01月23日。
[21]《隋书》卷八一《倭国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27页。
[22]《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日本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0页。
[23]《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传·日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6512页。
[24]《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日本国》，第5341页。
[25]《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传·日本》，第6512页。
[26]山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传研究——朝衡传考》手泽补丁本，勉诚出版社，2006年，第183-184页。
[27]茂在寅男、西岛定生等编：《遣唐使研究と史料》，东海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279页；前文所见石晓军：《略说隋唐史籍中的日本人姓名表记》。
[28]河内春人：《東アジア交流史のなかの遣唐使》，汲古书院，2013年，第167-168页。
[29]《元和姓纂》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第559页。
[30]《日本纪略》延历二十二年三月丁巳条；《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五年八月甲子条。
[31]《唐会要》卷九九倭国条，中华书局，1960年，第1770页。
[32]《朝野群载》卷二〇“异国赐本朝刃位记”条，近藤瓶城编：《史籍集览》卷一八，近藤出版部，1902年，370页。
[33]《唐会要》卷九九倭国条，第1770页。
[34]王仲殊：《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考古》2006年第6期，第61页。
[35]《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36]卢向前《马社研究——伯三八九几背面马社文书介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
[37]《续日本纪》卷一二天平七年四月辛亥条，国史大系《日本後紀·扶桑略記》，第197页。
[38]《扶桑略记》卷六天平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条，国史大系《日本後紀·扶桑略記》，第558页。
[39]王瑞来：《〈李训墓志〉书写者“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9年12月29日。
[40]见唐代史研究会2020年1月25日学术报告会气贺泽氏报告提纲。
[41]《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条，第1388页。
[42]张乃翥：《洛阳景教经幢与唐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第98-106页；张乃翥：《“感德乡”景教社团与隋唐东都人文地理之因缘——以新出土唐元琰、刘谈经墓志纪事为缘起》，《石河子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73-85页。
[43]史红帅：《唐两京圣善寺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