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坚：闲侃旧时表格若干栏目之说明

作者：王力坚

一位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台湾当地朋友，曾来问我有关中国旧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表格中一些栏目的含意，当时我赶着要去上课，匆匆解释了一番，看他离去时那疑疑惑惑的样子，我不免歉疚，心想有时间得将这些问题理个清楚。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篇文章。

(一)家庭成分∕个人成分

这是旧时表格首要的一个栏目。这关乎填表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会深刻地影响填表人的一生。“成分”好，填表人上学、工作、参军、提干样样顺利，反之，则处处倒霉，简直是六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门阀制度的现代版。当时所谓成分好坏的排列大致若此：

首先是工人、贫下中农（最好祖宗八代赤贫），然后是军人、城市贫民，再然后是革命干部，再然后是工商业者或小贩以及农村的中农、富裕中农之类——这已经是处于危险边缘的成分了，平时可当作中间力量团结团结，一不小心便会被踢到“敌方”去；接下去，则是“质变”的档次——即“敌方”的阵营，这包括“传统”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以及文革中“崛起”的“走资派”、“黑帮”、“牛鬼蛇神”等。当然，这跟六朝门阀制度相比，在名称上是一种“换了人间”的倒置，但实质却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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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填表时，看我老爸是文化馆干部，便理所当然填上“革命干部”，但被退回来要求重新填。纳闷！回家问老爸。老爸沉默半晌，改为“自由职业”。更纳闷！啥叫“自由职业”？再看老爸似乎是常常不用上班，总闷头在家看看书写写东西，蛮“自由”的。

很久后才得知，原来老爸曾被评为“中右”，虽不至于下放、劳改，却是“内控使用”，于是得以在家“自由”。我二伯父正直且耿直，直接就“右派”了，从县中学下放到乡村中学当老师。上大学后，学会一个蛮符合老爸当时状况的名词：投闲置散。但终究不知道啥叫“自由职业”？

父亲（右）与二伯父

要注意所谓“成分”是分“家庭成分”（亦称“家庭出身”）与“个人成分”两种，有时候，这两种成分是合二为一的，如农村一老地主，其家庭成分及其个人成分都无疑是“地主”；有时候，二者却有不同，老地主如果有个正在学校读书的小孩，那他小孩的家庭成分依然是“地主”，但小孩个人成分却可填“学生”。

事实上，当时所有在校或曾在校的年轻人（及儿童）的个人成分皆为“学生”（我还真不知道没读过书的小孩∕年轻人的个人成分是什么）。表面看来，很平等，其实，这个人成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你的家庭成分（所谓“阶级烙印”）。如“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和“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日后的前程便可大不一样。据我猜测，这“家庭成分”是根据解放前若干年家庭经济状况而定（其结果却是政治价值为取向）。

(二)社会关系

按照“维基百科”解释：“社会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诸方面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它包含亲属关系和人际关系。”其实，那时候表格所要填写的“社会关系”只局限于填表人的“亲属关系”，所谓“祖宗八代”便属此类。这是当时表格中很值得着力发挥的一个栏目，尤其是自己家庭成分没有优势的填表人，便靠在这栏发挥创意来给自己添点光彩了。

比如，文革前填表，尽管我们家跟二伯父一家来往最密切，但在“社会关系”一栏，被列入政治“另册”的二伯父的资料填写最简略，更多篇幅去详尽填写二姑夫与三姑父——都是正儿八经的“革命干部”，一为南下干部，一为军事院校教员。文革开始后，这二位姑父也都先后被“打倒”了，于是，我“社会关系”一栏，都很公平地一律简略填写了。

我“社会关系”一栏，还有一个很致命的隐患——海外关系。我爷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率领全家从印尼回返广西老家，散居海外的亲属不在少数，“海外关系”的烙印便深深烙在我表格的“社会关系”栏目中。我们老家是侨乡，文革前，这个“海外关系”还不太被当回事儿，文革期间就不同了，尤其我们下乡当知青，要争取机会上调回城，这往往是“致命的隐患”。至少我就多次因此“隐患”失去机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水电学校（中专）招生，一次是铁道养护工招工，都说是“机要部门”，有“海外关系”的人，政治上不安全，被列入“不宜录用”名单。文革后，“海外关系”一度吃香了，至少不被另眼看待了。不过近来似乎有了异样动态。朋友传来一份表格（见下），看起来，可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三)政治面貌

这也是旧时表格的一个重要栏目，以此表明填表人的政治身份。一般可分为如下几类：

(1)“党员”，即“中共党员”的简称。如果是民主党派(如九三学社之类)的党员，是不可僭称“党员”的。这是最令人高山仰止的面貌，如果你能在表格上标上这个“面貌”，那可是“蓬筚生辉”了。当然，这也得看你在现实中的政治际遇如何，如果被“打倒”了，虽是“党员”，也生不起辉来，甚至还有可能让你空置此栏目。

(2)“团员”，即“共青团员”的简称。这是政治价值仅次于“党员”的面貌，那时期要入团也不容易，不像现在似乎一呼隆都在团组织了是吧？所以，当时一般年轻人都以此面貌为荣耀。相反，不是团员，意味着政治上落后，上学、就业都会增加难度，可视为“政审”（政治审查）最基本的护身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党团员”是那时代的精神贵族标识。

(3)“群众”∕“无”，是党团员之外的颇具广泛性的面貌。所谓“群众”，意谓芸芸众生，但“群众”是个集体名词，说某人是“一个群众”，总是别扭，语法上更不通；于是便另一个通用的面貌“无”，意谓你小子什么都不是。这是让人最尊严不起来的面貌，“无”面貌——没脸没皮了，还有什么好尊严的？民主党派人士？一般上说是不敢自立一个档次的，还是归类于“群众”，到后期才似乎敢以“民主人士”之称号示人，虽政治价值不高，但也属於可珍惜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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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对了，忘了这码事，咦——还真不知道“黑五类”的政治面貌是什么咧！“群众”都“无”面貌了，“黑五类”又是什么？

(四)何时参加革命工作

这是最让人搞不懂得栏目，倘若顾名思义，往往掉入自作多情的陷阱。如我当年就曾经在这一栏填上“1966年”，那是我小学四年级文革开始时，我第一次“拿起笔作刀枪”积极投入文革，很自然认为是参加革命工作了。

我一位小学同学填的时间更早——“1955年”，那是他满月时，当他老妈抱他这个大胖小子出来向左邻右舍炫耀，恰逢地委领导下来视察，看他小子挺逗，抱过去逗玩了一阵，记者拍了照，上了地区党报，于是我那小学同学就认定他那时就开始革命工作了。这当然都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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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何时参加革命工作”的栏目，是让你填何时正式就业而已，跟你自己理解的“革命”无关。之所以用“革命”的字眼，大致由于当时认为不管什么职业都是“干革命”吧。于是，没有领工资的份儿，你就别嚷嚷“参加革命工作”了。所以啊，那时当知青的我们，在这一栏只能填上“无”，这令人心里最不平衡了，明明是响应革命号召广阔天地练红心战天斗地献青春，到头来还不算革命工作！后来听说，当知青也算工龄了，但对我已经没有意义——我已经出国了。

(五)文化程度

这一栏就是要求填写你在学校读书读到什么程度，就那个时期来说，由高到低的排列大抵是：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盲，让人一眼就了解了你属于那个文化层次的人。看起来只是一个程序性的栏目，但在招工、招生时，这个栏目就至关重要了。尤其是对我来说，这可是关乎我一生命运走向的一个大关口，甚至可以说是鬼门关。

当年我下乡插队时，跟五位高中毕业生同一小组，三男生三女生，两年后，其他俩男生获推荐去读大学与中专了，我与三位女生获推荐去应征县氮肥厂招工，三位女生毫无悬念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我则毫无悬念落选了——说是就看我表格“某栏目”一眼，就决定我的命运了。我知道就是因为我表格“文化程度”一栏填的是“小学”。再二年后，我之所以能被招工到广西合山电厂，是获公社干部授意在此栏目“斗胆”填上“初中”。

文革后恢复高考，允许采用“同等学力”报考，这对我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于是光明正大以“同等学力”参考高考，从此改变了命运。

(六)爱好∕特长

所谓“爱好”、“特长”，都是一回事，这跟我们现在所说的“Hobby”略有不同，专指填表人在文艺和体育方面的才能，现代年轻人所喜欢的购物、旅游、集邮、卡拉OK之类是不获入选的。当时我小妹曾填过“旅游”，一直给人当笑柄。这个栏目现在还有吧？还受重视吗？当年这可是深受各方重视的栏目啊！尤其是知青要上调工厂，这可是竞争的重要项目，尤其在其他方面条件同等时，这“爱好”、“特长”就成为突破口了。

于是，当年知青在招工填表时，为了彰显自己的“特长”，刚知道球是圆的，就敢敢在这一栏举一反三地填上“篮球”、“排球”、“足球”；没摸过乐器也敢敢填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当然也有露馅的，如我一个朋友，在“二胡”前后，就填了“一胡”、“三胡”。

而我能离开农村，除了“伪造学历”，也还是依靠在这方面冒险闯关成功的：当着工厂招工人员的面，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大侃什么“边锋”、“三步上篮”之类前一晚死背下来的术语，听招工人员说次日在公社招待所球场来场“友谊赛”，小腿顿时抽筋，幸好次日终日细雨霏霏，“友谊赛”取消，才使我能顺利进入合山电厂。

大概是为了圆谎而产生的“补课”心理吧，进厂后我倒是异常积极参与篮球运动，只不过在很长时间内每当我“三步上篮”就被吹“走步”，后来才知道我是被理论先行所误导，总是先跑三步才起跳投篮，直到上了大学后，我才真正学会打篮球，并先后进了系队(本科)和校队(研究生)，总算将这个“爱好”、“特长”拿了下来。也从此养成打球运动的好习惯，年纪大后，就从篮球转为乒乓球，无论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是台湾中央大学，我都是教工乒乓球队成员。

大学研究生篮球队：后排左二为作者

【作者简介】王力坚，原籍广西博白，国籍新加坡，文革中有多年知青经历。广州暨南大学学士与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逾10年，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台湾元智大学中语系兼任教授，以及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广西大学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