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燦爛的宋朝文明 趙國清
光輝燦爛的宋朝文明
廣東佛山 趙國清
一代宗師陳寅恪曾非常中肯地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
宋人筆記《蓼花洲閑錄》中，有這樣的一則記載：
宋神宗時，陝西方面對西夏用兵失利，有人舉報主管運糧的漕官失職。憤怒之下，神宗親書御批，命令中書處斬此人。轉日，宰相蔡確率群臣上朝。宋神宗問：“昨日御批斬人，今已行否？”蔡確回答：“臣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宋神宗聞言不悅：“又有何疑？”蔡確回答：“祖宗以來，未曾殺士人，臣等不欲陛下開此先例。”神宗皇帝沉吟半晌，說：“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遠惡地。”時任門下侍郎的章惇當廷接言：“如此，不如殺掉此人。”宋神宗感到奇怪，問：“卿何出此言？”章惇回言：“士可殺不可辱！”一句話，激得神宗皇帝勃然大怒，聲色俱厲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龍顏雷霆之下，當朝的宰相、群臣不僅沒有在“天威”下震懾惶恐，傲然頂嘴的章惇反而不鹹不淡地回了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才好呢。”宋神宗默然。
這樣的場景，只是大宋王朝三百多年間一個小小的片斷和插曲，但它包含著無盡的寓意。
首先，民主初開。大宋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開明的王朝。即使身為口含天憲的帝王，也並非能夠為所欲為、肆無忌憚。民主，是社會文明的基石。
其次，人無完人。時為門下侍郎後為宰輔的章惇，日後被史臣赫然烈入《奸臣傳》，此人黨同伐異，“老奸擅國”。同時，他又是大文豪蘇東坡最好的朋友之一，它證明歷史人物的立體多面性：“壞人”不一定全壞，“好人”也不一定全好。我們為人處世，應當以史為鑒。
當然，時人言起宋朝，自然首先會想起“靖康之恥”的奇辱和“崖山之役”的慘敗。相較大漢盛唐、朱明滿清，兩宋的領土小得可憐，北宋最盛時也只有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別是趙匡胤開國以來“興文偃武”的國策，使得宋朝長期陷於“防禦”的狼狽境地，積弱至亡，甚至上演兩次同樣的悲劇。其實，在我們撫膺歎息之時，大多數人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自晚唐以來，中原王朝的崩潰所導致的大分裂，致使北中國一直戰亂頻頻。沙陀人石敬塘，更是把燕雲十六州獻奉給契丹人，深深植下國土丟失的滔天大禍。而後，契丹、黨項、女真、蒙古諸族相繼登上歷史舞臺，刀光閃閃，血肉翻飛。從現在的眼光看，殘殺、爭鬥自然成了波瀾壯闊的“民族大融合”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就當時來講，宋代前所未有的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當在中華歷史之最。
連年不斷的戰爭所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二次亡國的痛苦過程，使得宋代人民辛勤創造出的財富一而再地化為烏有。最駭人聽聞的是，戰爭消耗了大量的人口，黎民百姓不少死於非命。十三世紀初，金朝佔據的北中國有五千多萬人口，南宋所占的南中國有六千多萬人口。蒙古號角吹響後，經過七、八十年間的殺伐，至南宋滅亡時，江南及中原地區的人口竟然從原來的一億多變成只剩下不到六千萬，這還有賴於元臣耶律楚材的一句勸說，蒙古大汗才沒有施行把北中國“漢人”殺盡以其地盡作牧場的政策。由此可見，文明，尤其是刀鋒之上的文明，是何等的脆弱！
古代中華文明自身的發展，總是依據“盛極而衰”的規律脈動，宋王朝也避免不了這種刻骨的悲劇。它的文化水準在當時來講太先進，文明程度太讓人過於陶醉其中，即使囿於一隅，士大夫頭腦中仍覺得自己所居之地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自戀至極的宋朝中國人（當然他們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級而自戀），像極了一個酒足飯飽、事業有成而又身體虛弱的中年男人，他太關注自身精神層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記體內的衰落和“高度發展”所引致的遲鈍。最讓人恐懼的是，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野蠻人垂涎于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逐水草而居之余，他們如同窺視獵物的群狼，秣馬勵兵，隨時會蹴然一躍，撲向這些定居的、文明的、軟弱的好鄰居。野蠻毀滅文明，於野蠻人而言，是一種收穫和成長；於文明人而言，卻是萬劫不復的、可悲的停滯和後退。
暫時忘卻那些宿命般的悲劇歷史，回顧宋朝三百餘年的文明成就，確實讓我們對偉大的宋朝有駭然驚歎之感。遙想先輩，他們發展高度文明的能力一次又一次被摧毀，國家一次一次遭受慘烈的災難，但華夏人民充滿激情的創造力、勇往直前的理智力以及百折不撓的意志力，皆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物質遺產和精神遺產。
昔日的繁華，早已成為深埋於地下的廢墟；從前的風華，也早已化為過眼雲煙的夢幻。但是，我們卻無法否認那個燦爛時代的不朽與光榮。
往事越千年，我們仍能嗅到那三個多世紀汴梁與臨安傳來的梅花香氣，還能依稀聽聞眾多詩人詞家那一歎三疊的華麗詠歎。火炬傾翻，反而燃得更亮！偉大的宋朝並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它崩潰的瞬間，也如流星隕落一般，照亮了野蠻的黑暗，驅散了內心的恐懼，足以啟發後人的心智。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中，宋朝，偉大的宋朝，已成為永恆。
為此，我們需要重新回顧一下那個與野蠻為鄰的偉大時代的方方面面，籍此把記憶的碎片粘合起來，重組三百多年間我們不屈不撓的先輩所取得的巨大文化成就。
思想方面，隨著佛老在中原的失勢，宋朝科舉制相比前唐更加注重公平競爭。在《宋史》中入傳的近兩千人中，平民和庶族出身的人士竟然高達近百分之六十。言論寬鬆，議論自由，是那個時代的大趨勢。同時，宋朝經學，即兩漢以來的對儒家典籍的闡釋之學，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把章句訓詁改為義理闡發。由此，性理之學蔚然大現，北宋有王安石新學、周敦頤濂學、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南宋有朱熹閩學、陸九淵心學、葉遷事功學等等。雖然宋儒理學在日後逐漸發展成為國人的思想桎梏，但就當時來講，正是對兩漢經學和盛唐佛學的推陳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種嶄新的、以儒學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諸子學說的新儒學體系----理学，成為了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
文學方面，宋詞一洗晚唐浮豔之風，或豪放，或婉約，大放異彩，其中以歐陽修、蘇軾、李清照、辛棄疾、陳亮為代表；宋詩也不可小覷，其多於用典的濃郁書卷氣，使得中華文化精髓悠然躍於紙上，尤以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劉克莊昂然執其牛耳，悲沉激蕩，膾炙人口。“宋代四大書集”：《太平御覽》一千卷，《太平廣記》五百卷；《文苑英華》一千卷，《冊府元龜》一千卷。使中華文化的歷代精華，得以保存和傳誦，流傳至今。
藝術方面，由於宋朝諸帝皆留意文翰，貴族士大夫亦步亦趨，繪畫、書法方面人才濟濟，甚至徽宗皇帝本人就是一個真正的大畫家、大書法家（北宋連銅錢上的鑄字原體也由皇帝親自書寫）。拋開細膩華貴的“院體畫家”不講，蘇軾、米蒂、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祟尚的“士夫畫”，使豪爽、性靈的“尚意”審美意境貫穿以後數個朝代，長盛不衰。在這種藝術風氣影響下，宋代在制瓷、建築、雕塑、舞蹈、工藝美術等多個領域，皆達致登峰造極的地步。
科技方面，國人一向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其中竟有三項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因此，培根在《新工具書》中這樣寫道：“這三種東西曾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與這三種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能產生更大的力量影響。”自然，在農業、數學、天文、航海、地理、醫學等方面的發明和創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讓，沈括的一部《夢溪筆談》，不經意間已記述了數項獨佔鰲頭的“新科技”。
政治方面，宋太祖進一步以皇權為中心加強中央統治集權，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權。而後，宋朝又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舉考試、官員銓選以及監察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最開明的時代。因此，南北兩宋三百多年，先前與其後各個王朝屢見不鮮的妖女之禍、宦佞之禍、外戚之禍、藩鎮之禍、權臣篡逆之禍、流賊覆國之禍，在宋代基本杜絕。即使在皇權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認天下“道理最大”，而並非口口聲聲“朕即國家”。朝廷官員能夠以“祖宗家法”的名義限制皇權，大體可按規矩依程式辦事。宰相可把皇帝的“御批”攢至數十封一並退還不辦（杜衍與宋孝宗），最終，皇帝不僅不惱，反誇獎對方“卿等如此守法極好”。這種君臣溫情，在漢唐明清那些所謂的大一統、大有為君王的統治期間是全然看不見的。
經濟方面，兩宋更是那個年代最先進的商業社會，其多種經濟模式均在世界意義上開一代風氣之先。特別是城市的發展，“屋宇雄壯”，“駭人聞見”，使得經濟活動“每一交易，卻輒千萬”。瓦子、勾欄，熙熙攘攘，娛樂、休閒通宵達旦，市民生活水準在當時世界絕對是首屈一指。而且，中國首創的紙幣交子、會子均在宋代出現並發展定型，這種革命性的貨幣形式比歐洲要提前六個多世紀。同時，一反前代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宋代商人不僅經濟地位得到提高，甚至可以入仕為官，極大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士大夫還得出“商人眾則入稅多”的嶄新價值觀。
至於英雄豪傑，兩宋王朝更是層出不窮，撼人心魄—－楊業、寇准、狄青、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韓世忠、岳飛、虞允文、辛棄疾、孟珙、李庭芝、姜才、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以及崖山几十万以身殉国的壮士等等等等，這些忠臣義士，耿耿精忠，求仁得仁，求義得義，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不以生死貧富移其意，才節兩全，代表了我們民族至高至偉的精神境界。他們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一心為國，或感激赴義，或慷慨就死，或臨難不屈，或捐軀殉國，功雖或有不成，名卻彪炳千秋！
“寧留國土死，不出國門生！”崖海二十多萬將士的忠貞氣概，時空長存！
當然，在歷數了宋王朝的輝煌成就之後，我們不得不回到沉重而不能回避的話題，即兩宋驚人相似的二次滅亡。
“本朝（宋朝）懲五季（五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失，中原陸沉，庸悔何及！”文天祥之語，觸及的正是宋初矯枉過正的“抑武”國策。當然，王朝滅亡的原因多種多樣，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某個領袖人物的死亡甚至會改變整個歷史進程，比如四川釣魚城上飛擲而下的、那塊擊中蒙哥汗的石塊，它就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軌道。除卻天時、地利以外，人是歷史行為最關鍵的因素。正是人為的懈怠，文怡武嬉，不思進取，才最終導致兩宋國家的滅亡。南宋亡國三要素，兵弱、苟安、忘戰。正如王應麟分析的那樣，皆源自當國士大夫的無恥。特別令人慨歎的，大敵當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種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態，讓人切齒扼腕。
宋金隆興和議後，雙方和平狀態，保持了大約有四十年之久。為此，金世宗獲得“小堯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當時後世腐儒贊為“仁恕”之主。然而大儒王夫之對此很有洞見：“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宴廢不忘者興複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金世宗）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議）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始以息民為名。貿貿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
細究歷史，可以得出驚人的發現：宋金二國，相踵亡于蒙古，其實最早的禍因正是兆于二國當時的和平“善舉”。
金世宗史稱為明主，但他心中所想，肯定認為自己能為眾人推立為帝已屬天幸，所以，他對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實出於無奈。至於他“息禍養民”一說，只是腐儒和馬屁精的諛詞。“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野蠻民族只要喘定了開始想向“文明”邁進，他就會忘掉身邊又會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蠻民族蠢蠢欲動，“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禍，亙百餘年而不息！”由此，我們從歷史的經驗中深刻認識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一旦金戈鐵馬的女真人習慣了風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聲就肯定由遠而近，金朝、南宋，就會在血火之中化為文明的碎片。
確實，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南宋對金國不搞姑息議和那套投降伎倆，不斷深入進擊，派軍隊攻伐中原，這樣的話，不僅可以練兵鼓舞士氣，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後起少數民族聞名驚惕，對宋朝心存畏懼之心。反過來講，宋金爭鬥不歇，金國一方也會持志不懈，日習于戰，不會逐漸消淪其昔日的勇武好鬥初志。宋金持戰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強佔據優勢，能夠每年都乘秋高馬肥之際逼臨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亡”。歷史中可以得見的是，金兀術昔日南侵最大的“結果”，就是使南宋湧現了岳飛、韓世忠這樣的方面忠勇大將，福兮禍兮，實相倚比。因此，于金國而言，恰似當年南北朝時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銳氣，通好南朝，安宴於洛陽享天下之際，六鎮之禍正由此肇始。彬彬文治，最後的結果是拓跋氏赤族無遺之禍。在血與火的時代，在危機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個國家“乍然一息”。什麼“以兩國人民和平意願出發”，什麼“一衣帶水、自古友好鄰邦”，什麼什麼“以自我建設為主”，長久已往，忘兵忘戰，國民肯定會溺于安樂享受，一切突然之禍，正是種於“緣飾文雅”之時。
可悲的是，歷史告訴我們：我們为什么不汲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
時下不少歷史書籍，皆以“恢宏”的煽情修辭或對歷史晦澀的“解構”當成賣點，各顯身手，紛紛以政治、經濟、文化、氣候等方面的“專業”刃面“切入”歷史研究。可惜，這些“大部頭”著作往往忽略了歷史細節的描述，而一些作者的偏见和功底，又使這些“大歷史”敍述錯謬百出，或張冠李載，或造事生非，或把传奇演義當成歷史真實，误导国人。
此外，歷史“剖析者”們在鋪陳華麗語句大談特談歷史的“規律”時，他們往往故意忽略偶然性在歷史進程中所起到的戲劇性、決定性的作用：四川釣魚城中王堅所率宋朝守軍扔下的一塊石頭，如果離蒙哥汗的身體偏上十釐米，不僅僅是中國歷史，全部世界歷史都將被重寫！所以，在學者們以佶屈聱牙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等因素試圖重新詮釋歷史的時候，那些真正對歷史產生決定性意義的個人和事件，卻被不善於注意歷史細節的學者們有選擇性的“遺忘”了。
我们应该仔細鉤沉历史，把已被“格式化”的歷史文字，轉化為鮮活的、生動的、甚至是“現場的”！以此警示国人，恢復我們民族弘偉的、不朽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