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为什么要派太子镇守武昌

孙权为什么要派太子镇守武昌

孙权的长子孙登，在孙权当皇帝后被立为太子，但是，这个太子却没有守在京城，而是被派往军事重镇武昌。征战年代，君王一般是自己挂帅出征，太子留守都城，这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但孙权为什么要把太子派向军事重镇武昌呢？

孙登是孙权的长子，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被魏国皇帝曹丕封为吴王，同年，孙登被立为王太子。孙权为他选择安排老师，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人得以选入东宫，陪孙登研读诗书，外出跟着骑马射猎。孙登与诸葛恪、张休、顾谭等人关系比较融洽，有时同坐一辆车，有时共床而睡。太傅张温对孙权说：“大凡中庶子是与太子最亲密的职位，太子恳切求教他就要即时作答，应该选用才德杰出的人。”于是便任用陈表等人为中庶子。后来又因为中庶子礼节的约束，又让他们头戴裹巾陪坐。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立孙登为皇太子，命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这就是所谓的太子四友。谢景、范慎、刁玄、羊衜（音：dao）等人都为宾客，于是东宫便号称人才济济。

孙权迁都建业，征召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孙登镇守武昌，兼理官府中遗留的事务。孙登有时出外狩猎，本应走捷径近路，但他常常远避良田。不去践踏庄稼，到了需要休息时，也只选择空闲的场所，他就是这样不想烦扰百姓。他曾骑马出行，有一颗弹丸从他身旁飞过，左右待卫便去寻找发射弹丸的人。正巧有个人手持弹弓身带弹丸，随从们都认为发弹的就是这人，但这人不肯承认，随从便想捶打他。孙登不允许，派人找来刚才那颗弹丸，跟这人身上携带的弹丸比对后发现有所不同，就把这人放了。还有一次孙登丢失了盛水的金马盂，察觉出作案之人就是自己的手下人，孙登不忍心处罚，就把他叫来责备了一番，遣送他永远归家，并命令身边亲近人员不要张扬此事。后来他弟弟孙虑去世，孙权为此特地降低了自己的御膳标准和数量，孙登昼夜兼程，来到赖乡，亲自通报，孙权立刻召见他。孙登见孙权在悲伤哭泣，就劝说道：“孙虑一病不起，这是他的命呀。现在北方尚未统一，四海之内都在翘首仰慕，上天授命陛下，陛下却因对晚辈的追思，降低自己的御膳标准，超越了礼制，我私下里为此忧愁惶恐。”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为了他的缘故而增加了饮食。孙登住了十几天，孙权准备让他西行返回武昌，他恳切地为自己求情，认为长久离别未能早晚侍奉父母，身为人子的名分有了欠缺，又陈述陆逊忠诚勤勉，武昌方面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孙权就把他留了下来。嘉禾三年，孙权出征新城，让孙登留守建业，总管留守事务。赤乌四年（241年）五月，孙登病逝，年三十三岁。

孙权为什么要留下太子孙登镇守武昌呢？

主要就是迁都的需要。作为吴王，孙权的王府治所是在武昌（湖北鄂州，不是今日之武昌），因为战争的需要，这王都也有点儿前线指挥部的味道。到这一年，蜀国早已经进入了刘禅时期，魏国都已经进入了曹叡时期，王都作为前线军事指挥部已经作用不大，作为皇帝，都城必然是国家行政中心。综合比较，建业（现在的南京）显然要比武昌合适得多。但武昌毕竟是多年的行政中心，要想把各个指挥机关全部迁移走，绝对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又因为这一时期吴国的重要战事都在西部，大军留下，也必须要有重量级别的人物镇守。什么是重量级的人物？除了皇帝，那就只有太子了。

不是还有一个位高权重才能强的上大将军陆逊吗？孙权会不会是让他跟随陆逊学习军事呢？应该说肯定不是，不仅不是，而且留下太子孙登，更多的还是在监督陆逊。陆逊在夷陵之战打败刘备以后，长期驻守在夷陵，中间除了被调回来对敌曹休之外，基本上都是在西部驻军。孙权称皇帝，陆逊被封为上大将军、右都护，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辅助太子，总督军国。这样的一个权力，恐怕没有那个大臣能够限制的了。也就是说，除了皇帝，也就只有太子能够管得了了。为什么说不是来向他学习军事呢？因为对于一国皇帝来说，是不用亲自上战场的，即便是御驾亲征，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厮杀之事基本可以排除在外。太子是未来的皇帝，也是同样的道理。再看看孙权这个人，他从争战年代就不放心“前线司令”。赤壁之战这样严重的时刻，周瑜作为抗曹主将，他给派了个程普，形成了一个左右督。吕蒙要夺取江陵，他又想来这一手，想让宗室将军孙皎和吕蒙一起为左右部大都督，结果为吕蒙所拒。即便是这样，孙权还是给了孙皎一个后继督的位置。陆逊虽然为夷陵之战的大都督，但孙桓却是“与陆逊共击刘备”，颇有点儿与其他主将不一样的味道。

孙权这个人，后期事事都要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经常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但在迁都建业和让太子留守武昌这件事情上，还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