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藏晋唐写经三部

晋人写经卷

晋唐写经

一九四六年，黄宾虹居北平，经反复推敲考量，写下《拟设历代图画美术馆意见书》一文。黄宾虹将展览设以法书名画为限，又细分品类，其言：

敦煌发见经卷，晋、魏、隋、唐，不乏真迹，中外周知。公私收藏，向多精品。元时叔季，诸大名家，云蒸霞蔚，尤称卓绝。晚近妙墨，亦宜兼收。品第古今，区分派别，观摩集益，俾有遵循。

黄宾虹特别点出敦煌经卷、晋唐墨迹，不仅因其年代久远而弥足珍贵，更因黄宾虹于此感悟到笔墨之法，认识到文字蜕变原委，进而意识到古物国粹之于中华文明闪耀世界的特殊意义。

（一）担夫争道

尊撰记敦煌获经始末及审定时代文字，如蒙赐览一读，尤快。

昨由国光社寄奉《美术丛书》全帙百廿本，又旧藏谢宾连《季汉书》全部。此书前十年购进六十元，近可百元，意偿经卷百元尾欠。

由上述黄宾虹致许承尧书信可知，黄宾虹多与其交流对敦煌遗物的研究。又曾于许承尧处购得一经卷，因财力有限，尾款以《美术丛书》和旧藏《季汉书》相抵。许承尧（一八七四—一九四六），安徽歙县人，少时与黄宾虹同受业于汪宗沂。许承尧曾于甘肃任职，一九二四年返歙时，带回购藏经卷数百件，并从中选取书艺极佳者及有纪年者四十件，庋藏于家中楼上，榜曰“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在浙博藏黄宾虹捐赠古书法作品中，有一晋人写经卷，便钤有许氏私印“歙许芚父游陇所得”朱文印。由此可知该卷乃许氏旧藏，后归黄宾虹所有。

一九二九年，有人致信请教学书之法，黄宾虹复信言：“前十余年，敦煌所发见晋、魏人真迹写经颇多，可悟书法变迁之大因。”对于晋人写经之妙、书法有何种变迁，黄宾虹在与书友陈柱信中有详细阐述：

书法中所称担夫争道，争中有让，即画中之布白法；争而后有气，气愈足则让处皆是力。晋宋画已有如虫啮木、自然成文之妙。晋、魏人写经，最得斯旨。唐人有意让匀，即为失之。宋至苏、米，明争暗让，古法犹存。清代书家，知之已鲜，画更无论。

黄宾虹还用了火车联轴在铁轨上行进的景象来解释此论点。远观时，车行甚缓，缓而不滞，近看时则风驰电掣，迅速却不浮动，圆转自如，虽动而静。且轨道四通八达，经纬错综，却不相倾轧。作书便如行车，若徐若疾，往来如织。如此争让、布白、气力运转自如，自然成文，无意于佳乃佳，便是晋人写经胜于后世之处。

唐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经卷

（二）墨法万象

一九三一年元旦，黄宾虹以其所藏《隋唐写经》参加中国书版展览会，可惜具体展出的是何种写经已不得而知。今查黄宾虹旧藏有唐人经卷两件，一为《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卷尾有王仁堪题：“中弢久爱此卷。辛卯三月将赴润州，持此留别。忍盦王仁堪题记。”且钤有齐缝印“杨守敬印”白文印。一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钤“木斋审定”朱文印、“黄宾虹”朱文印。除上述两件外，在浙博藏另一唐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后，有黄宾虹晚年观款：“己丑古歙黄宾虹观于武林，时年八十有六。”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间，黄宾虹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院讲学时，曾借唐人写经论用墨之法：

昔唐人写经之墨色无变化，乃以画家之用墨法应用于书法，常以浓墨蘸水，以笔调之，使其墨色活泼，饱笔书于纸上，初虽多沈墨团，但熟视之，则边缘虽行润出，其笔迹毕现，力透纸背，而墨能收敛，故甚古厚。虽存多年，望之犹似新作者。

黄宾虹认为好的墨色古厚且活，乃是以画法入书法，浓墨蘸水、饱笔书之。今观黄宾虹书法刚健婀娜之姿，朴厚生涩之气，显然得于此法。

黄宾虹又将此笔酣墨饱之作书法与宋元墨法、唐以前浓墨法、唐人淡墨法、破墨法等作一对比，以详其意：

古法用墨作画，当如作书，笔酣墨饱，庶可淋漓尽致，浓如点漆。宋、元旧画，较之明清，墨色深处，异常黝黑。六朝、唐人写经，纸上墨色，与近不同。唐人以前，画用浓墨法，王维、李成始创渲淡，以分峰峦林木之明暗远近，因有淡墨法。浓者纯浓，淡者纯淡，色素单简，恒不适观。于是以淡破浓，以浓破淡，浓淡之间，各自分明，互相融合，名破墨法。

黄宾虹对唐人写经的评价十分客观，认为从艺术角度看，此类经卷并不名贵。原因在于：“书家有笔法无墨法，谓之奴书。唐人写经，多经生所作，故不名贵。古人善书者必善画，以画之墨法通于书法。”

黄宾虹常讲书画同源、以书入画，然而由黄宾虹对唐人写经的评价可知，作书时，只讲笔法并不够，同样需以画之墨法入书法。黄宾虹心中的宋、元、明人法书逸品、神品，胜在“用浓墨，下笔时必含水，含水乃润，乃活”。而经生书与嘉、道后“院体”书，只是外面停匀，全是做成，不言笔墨，失于自然。因此，黄宾虹又极推崇王铎、石涛等人书法，以其善用墨，兴会淋漓，富有天趣，与工匠描摹不同，非不能工，不屑工也。

唐三娘子祭叔文、尼灵皈遗嘱（传）合轴

（三）残片足珍

黄宾虹深感古物罕见，遂尽力为国人搜罗观瞻，免为海外博物馆攫去。但能力甚微，常常遇心喜之物却力不能致：

古物藏，时流市肆，赏心惬目，尚为它省所不及。此次玺印奇字获十数纽。宋、元、明人书画，力不能致，亦得寓目，良堪自喜。惟以有限之输入，供无厌之诛求，尤足自笑。

黄宾虹曾介绍石谷风购得一批敦煌旧藏晋唐文书和写经墨迹。据黄宾虹考证，此批文书和写经残片年代上限为西晋，下限至宋初。石谷风以时序编排成册，黄宾虹题签曰：“晋魏隋唐残墨。”石谷风回忆：“宾老说，完整的贵，买不起，这些残片也足珍贵，建议购之。”在黄宾虹的收藏中，也有类似残片，如写经残片、敦煌零什。

“力不能致”是黄宾虹收藏行为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也符合其当年的经济状况与收藏经历，并因此形成了黄宾虹特有的收藏品结构，即以乡贤遗墨、扇面尺牍小品居多，而名家巨迹则很少。

（四）文字考释

一九四八年，夏承焘于黄宾虹处观其收藏敦煌出唐人书遗嘱一叶，夏承焘于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黄宾虹对此件文字的考释：

“遗言”书作“惟言”，宾老跋引《诗》“其鱼惟惟”，《齐诗》“惟”作“遗”为证。“瓯”“人”二字同音“无”，宾老谓粤语亦同音。

夏承焘那日所见，即是黄宾虹收藏之《三娘子祭叔文、尼灵皈遗嘱合轴》。由黄宾虹题跋可知，此件乃胡霜盦于一九四四年春赠于黄宾虹。

据余欣《浙敦065文书伪卷考——兼论敦煌文献的辨伪问题》一文考证，黄宾虹收藏之作系据《沙州文录补》中S·2199录文伪造。对于这件友人赠送的墨迹，黄宾虹的关注点并不在真伪，也没有像收藏其他经卷一样钤上自己的名章，而是在一旁写下了考释性的跋文。

黄宾虹致许承尧书信中提及其收藏古物的目的：“仆近拟致力于搜辑东周金文，以经史子类为证，下及碑志写经别体字，以考其原委之变蜕。”于黄宾虹而言，晋唐写经的价值，不仅在于笔墨艺术，更有助于体悟书法变迁，其中又以考证文字变蜕为重。

张大千论黄宾虹所长，曰：“识字第一，画第二。”识字对于黄宾虹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从黄宾虹在成都女附中讲演古代文化中找到答案。黄宾虹在演讲中倡导时人应对我国秦汉以上古物尤为注意：

如河南出土之龟甲，敦煌发见之经卷，一一考释，引起吾国人士咸知读古书者，非识古文字与明古物不可。于是细心研究，始知东汉学说、西汉学说犹有未尽。

黄宾虹认为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古国，古物甚富，为欧美人士所羡慕。研究国学、发扬国光，才能在西学东渐中始终树立民族自信。　

　

黄宾虹鉴藏晋、唐写经，仅是其两千件藏品的冰山一角，然而却极具典型性与代表性。黄宾虹的收藏心态、对笔墨的品评体悟，对赝本的价值理解，无处不流露着一个书画家、学人对于古物的珍视。如其所言：“修养途径必赖多见名大家真迹。今言古物胜于古书，考古学发明，文化更有实据。”

黄宾虹不是纯粹的鉴定家，“鉴赏”对黄宾虹而言，更多的是“赏”。面对一件藏品，黄宾虹首要关注的并非印章、款识、题跋、著录等可以鉴定真伪的旁证元素，而是作品本身的笔墨、文字，以书画的内部规律来感悟、证实书画的本质。

黄宾虹幼年居浙江金华，见家藏古今名迹，即心喜之。晨夕展对，悟其笔意。弱冠返歙，为睹黄山世族旧藏，不惜远道跋涉。游学南京、扬州，蓄法书名画三百轴，明代楮墨弋获尤多，行箧往来，携以自随。及至清末，黄宾虹旅食沪上，睹欧美人广搜唐宋古画，自言“得以甄别选录，临摹章法”。又设“宙合斋”，购置元人逸品，参悟笔墨。后观故宫名画以万记，采各家所长，出以己意，又历数年。可知其艺术创作与鉴藏活动相伴相生。

凭借其开阔的眼界、深厚的学问根基及独到的艺术品位，黄宾虹收藏了数以千计的古物。将鉴藏活动放入黄宾虹的艺术成长史中，以毕生过眼、收藏为基础，于其理论著述、书画创作中体察其鉴藏理念、收藏取向、审美好尚、品评标准，从而追寻其艺术与鉴藏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潜藏的精神追求，是颇有意义的。

黄宾虹收藏的古代法书墨迹有晋唐妙品，而以明清两朝为重，凡二百余件（组），涉书家数百人。就藏品形制而言，以扇面、尺牍为主，高头大轴不足半数。这其中又有成体系的专题收藏，如晋唐写经、遗民墨迹、乡贤手札与金石书家作品等。在历代法书中，黄宾虹体悟“担夫争道”“留”字诀、文字蜕嬗、书法变迁之大因；在临习所藏中，得笔酣墨饱、刚健婀娜、和厚之气；在欣赏品鉴中，证实其以画之墨法入书、以书法溢而为画、碑帖并重等理念。黄宾虹又借其所藏，充实其学识，涵养其心性，倡存学救世，彰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