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愿有岁月可回首，这一生，太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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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突然想写的一个题目（我用手机便笺记下自己想写的东西，然后这个便笺就无比长，长到自己都懒得去看了），然后看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正在办梁思永先生的纪念展，趁着展期还在，就赶紧鞭策自己写出来。

如果没有大家对于林徽因的“津津乐道”，恐怕很少人会知道梁思成；如果不是梁启超有三个院士儿子令很多父母“垂涎三尺”，恐怕很少人回去注意梁思永。

△ 梁思礼（1924.8.24-2016.4.14），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

本号写过沈从文、也写过梁思成林徽因，写来满是无奈。这一代学者在战火纷争中求学，只求可以为这个满目苍夷的国家带来一丝新的契机，但是又在自己最好的年华里开始学术又匆忙夭折，这一百年的中国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机。他们何其无奈，将岁月徒劳地消耗在战争和斗争中，他们的著作往往在死后过年才得以发表，不知道是他们走得太快，还是这一百年里被耽误了太多……

△ 梁思永

而梁思永，他和林徽因同岁，却竟然比我们印象中的林徽因还要早逝一年，过世时只有50岁，这本应是一个学者学术研究高峰的开始。

很多人不太熟悉梁思永，他是我国第一位受过专门考古学学习的考古学家，由于他一生短暂，所以就先简单梳理了个时间表▼

1904 出生

1923 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主攻东亚考古

1927 短暂回国，于清华国学院担任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审察

1930 完成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并使用了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1930 同年，回国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9月赴冬被参与田野调查和挖掘工作

1931 与表妹李福曼成婚，婚后3月即参与安阳小屯、城子崖等地发掘工作，创造性提出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奠基了中国考古地层学

△ 1931年，梁思永主持山东城子崖发掘

（城子崖是中国“龙山文化”的最早发现地）

1932 患烈性肋膜炎，卧病2年

1934 出版其主要编纂的发掘报告《城子崖》，这是第一部由中国考古机构组织挖掘并由中国考古学者编写的田野发掘报告

1934 同年秋天赴安阳主持第10-12次殷墟发掘，澄清殷墟发掘的混乱局面，倡导科学规范发掘

△ 1935年，傅斯年与梁思永（右二）在河南殷墟

1937 抗日战争爆发，发掘被迫中断，带领史语所共同流亡，辗转至李庄

1941 患肺结核，被迫放下流亡过程中仍然坚持的工作，缠绵病榻，不能起床

1945 抗战胜利，在重庆做了截去树根肋骨的大手术，左肺萎缩，第二年去北京修养

1948 被评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 梁思永带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时留影

1950 担任新中国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实际全面领导所内工作

1954 4月2日，病逝

这就是梁思永极其简单却也无比贡献的一生，他三十岁不到就开始多病缠身，心肺都十分不好，仍然坚持田野考察。他出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时候，已经无法外出发掘了，却依然尽心尽力建构这个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学科。

这段人生写来，其实和林徽因很相似，而史语所在流亡过程中也一直与营造学社在一起，很难想象当年迟了一步来到李庄的梁思成，看着妻子与弟弟双双卧病时的悲怆。现实的世界是连连的炮火，而故纸堆里的年轻学者也是一样病弱（史语所流亡的时候还带着大量的资料、文物、简牍等）。

△ 病榻上的林徽因

所以我当初写梁林的时候就一直强调一对学者伉俪是如何的幸运且难得啊！梁思永就只有一个人，他的妻子虽然与他青梅竹马、并且感情甚笃却终究难以为他分担学术上的风和雨。

梁思永和李福曼只有一个女儿梁柏有，后来李福曼也一直在考古研究所资料室工作，经历过我们所熟悉的那些风波，在旁人的眼里这个旧时大小姐出身的女性，着装合体，谈吐有礼，即便在最不堪的岁月里依然可以坚守道德底线，是那种外柔内刚的有原则的好人，晚年与女儿过着平静的生活，据说也很长寿。

△ 梁柏有

梁思永过世的时候梁柏有还在读大学，在她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频繁出差不在身边的形象，也鲜少交流。她的童年就是在李庄度过的，大人们印记中的窘迫和无奈在孩子看来依然是无忧无虑的，年幼的她不知道父亲的身体状况。然而梁思永最年富力强的年纪被战争耽误，同样的宿命也在女儿身上重演，这是另一场十年的浩劫。

△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

时代的巨轮之下，任你是多么天纵奇才的英豪，也不过是蝼蚁而已。

梁思永是在父亲梁启超的推荐下选择考古学与人类学的。之前我在《》一文聊到过，虽然盗墓挖宝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考古学却非常年轻，可以说当时梁启超给他选了一门冷僻到哥哥梁思成都要写信询问父亲的专业，而梁启超如此回答：“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麼事。若沒了李、杜，試問歷史減色多少呢？”（姚宋是唐代宰相）曾经投身过政治的梁启超是如此冷静而有远见地意识到，这天下争来争去都不过是史家笔下多了几则悲欢离合的故事，惟有专业与学问才是一个民族真正值得去钻研而保存的。

△ 1935年，梁思永与梁思成兄弟在殷墟某大墓的墓道上

而梁思永虽然生命短暂，却异常努力地完成了父亲的嘱托，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无一不在他生前就已经奠定或预见了，他令著名的殷墟发掘不再是简单的挖宝，而是真正成为了一场学术旅程。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后来的新中国留下来许许多多灿若繁星的考古学者。

△ 五十年代初,梁思永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中与同事们合影留念

什么是考古？是别人只能看到瓦片，而你可以看到瓦罐；是别人只能看砾石，而你可以看到古城；是别人只能看到风吹过土地，而你看到曾有竹木在数千年里在这里化为尘土……

△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九日，殷墟西北岡第二次發掘，1004號大墓，梁思永、李濟檢視牛鼎、鹿鼎清理情形

△ 1935年，中国第一份“採取古物执照”，申请人是蔡元培、领队是梁思永，还写了发掘的起迄时间及地点

被誉为中国考古之父的李济（1896-1979）曾在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现代考古西阴村发掘归来的茶话会上就说，自己只是半路出家搞考古（李济学的是人类学），而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是当时还在哈佛的梁思永。这句话音落下的3年后，中国考古学终于等来了梁思永，那时的中国是如何的幸运啊！

安特生、李济是考古学的敲门人，梁思永是那个拿着钥匙匆忙赶来开门的人。

△ 1931年，李济（左二）和梁思永（右一）

△ 左起傅斯年、梁思永、李济、李方桂

可惜在二十多年后，李济选择渡海而去，一同离开的有史语所及梁思永留在史语所的大量手稿，这些手稿直至梁思永逝世都未能整理出版。

“

（殷墟）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

——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写给给李济的信

”

1954年梁思永的死讯传到台湾，震惊了史语所的人，分别似乎还是昨天啊！故人壮志未酬，吾辈惟有奋力后继而已。于是梁思永的弟子高去寻便担负起这项重任，他放弃了自己的学术，将余生全部都投注在这批考古学经典报告《侯家庄》里，直至逝世仍未全部完成。（侯家庄为殷墟遗址所在地）

△ 1936年，南京史语所前的合影，后排左二是梁思成，后排右一是高去寻

△ 高去寻（1910-1991）

△ 梁思永

有人建议他找一些年轻学者来帮助，但他却说年轻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做这件事只是在还债，替我自己，也替史语所还债。”（本段引用自出处《科技日报》）

被时代冲散的人们啊，愿你们重聚于学术的殿堂。回到殷墟发掘的那些年，战火未起，风华正茂，一个古老而崭新的世界等待你们去开拓。愿岁月再无战争、分离和浩劫……

△ 民國二十四春，殷墟第十一次發掘，殷墟發掘團同仁於冠帶巷26號休憩時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