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超市，做了场梦 | 专访疫情歌舞片《额温枪女孩》导演郭容非 / 四六文摘

她在超市，做了场梦 | 专访疫情歌舞片

《额温枪女孩》导演郭容非

采访：冯琛琦

编辑：张劳动

10月18日，凹凸镜DOC联合刺鱼书店和荟读空间以“我记二零二零”为主题的疫情短片展映，其中，郭容非导演的《额温枪女孩》用歌舞片的形式，对疫情进行了另外一种“记录”。我们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而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表达。

凹凸镜DOC专访了《额温枪女孩》的导演郭容非，她从影片创作延伸开，讲述了在纽约求学的那段日子，以及作为一名导演，如何在疫情的时候用创作去回应这样一个全球灾难。生活中问题很多，也许可以用影像解答。她掌握了一项与自己对话的方式。

凹凸镜DOC：疫情期间箭厂团队成员都是在家里办公吗？

郭容非：5月中旬我才出工。之前都是在家办公。

凹凸镜DOC：大家的工作状态如何？

郭容非：当时我们在想要不出一点Vlog。后来我就想出一个用网络上的土味视频剪辑出的《一个来自疫地的邀请》，之后又出了一个关于武汉解封的片子，也是用了别人的素材，当时大家都觉得要不我们就都用这种远程的方式，算是无奈之举吧。你得保证箭厂每周有片子上。

《一个来自疫地的邀请》海报

凹凸镜DOC：那个时候很多人的状态是焦虑，看不进去书，你当时会有这个感觉吗？

郭容非：会，我也经历了那个时期，二月份真的是最焦虑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尤其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困在武汉，这件事情对我冲击也很大，因为朋友能让我第一时间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

当时就单纯地很想出去拍摄，因为一般情况下每个月我都会出去拍一次，疫情打破了本来的节奏，我又一个人在北京隔离，那会儿其实很丧，所以我第一个片子《一个来自疫地的邀请》其实是一个很丧的情绪。到后面慢慢熟悉了生活节奏，五六月份的时候开始复工了，那个时候又进入到一种另一种糟糕的情绪，因为我二月到四月天天在家里看电影、看书，已经形成了新的节奏习惯了，现在一切都要恢复正常，可到哪去拍摄又不像以前那么方便，得各种健康码又隔离什么的，就又陷入到了一种焦虑中。

那会儿你就会发现跟面对第一次的疫情的那种心态不一样了，第一次的疫情只有恐怖本身，未来是一片未知，但是恐怖在某种情况下是裹着一种浪漫在里面的，就有点末世感的美。但是到五六月份，那个东西就没有了，你变得很理性了。我觉得可以通过一种戏谑的方式去讲当中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有了《请回答2020》。

《请回答2020》海报

凹凸镜DOC：我感觉你应对焦虑的办法好像就是行动。

郭容非：我一直还是行动力比较快的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我的性格——只要一拖之后就不会再有了，我必须要马上干起来。

凹凸镜DOC：你拍摄疫情主题的片子我觉得都挺给大家抚慰的，也会觉得不是那种很丧的。你是最开始就想给大家传递这种鼓鼓气、just dance（只是跳舞）的这种感觉？

郭容非：疫情期间，这一切都是一场混乱。当时觉得，不如幻想下40年后的人，那时候的人们看到现在我们这样会怎么想。于是就转换了一种思维去想这件事情，所以有了《请回答2020》那个片子里，人们头上戴着一个塑料袋在打麻将什么的。在疫情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明天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但人们还能用一种幽默去化解它。所以不是我刻意去抚慰，而是这些素材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吧。

我们所面对的疫情，是人类要共同面对的，这个东西又那么的无法去对抗，显得生命非常脆弱。这个时候其实挺需要一些幽默，一些超现实的东西，或者换种方式去思考它，去跟它共存。

而《额温枪女孩》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我会觉得我想通过一个极其反差的东西去表达内心的无奈。现实生活中大家不会在街上跳舞，疫情之下，每个人都保持这种社交距离，就更不可能跳舞了。那我想，不如就唱歌跳舞的形式来讲一个故事。

《额温枪女孩》剧照

凹凸镜DOC：你在映后说的那部关于SARS的片子还在做吗？

郭容非：对，我还在写那个剧本，是部剧情长片，也不知道能不能做。

凹凸镜DOC：你会觉得有一个时空的互文那种感觉吗？

郭容非：有的。SARS发生在我的青春期。现在我身上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也是青春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青春期遇到的一些成长当中的困惑，跟我现在即将30岁的那种困惑和焦虑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

在一个疫情下，我才突然间意识到我有这些困惑，且困惑缠绕了我这么长的时间。SARS期间我得到了很大的关注（被怀疑是感染者），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你在青春期是多么渴望被关注；同样也是在新冠疫情时期，你沉淀下来，你去思考你自己的无论是事业也好还是之后的发展什么，也是一个机会让你去认识你自己是谁，我觉得这是一个互文的东西。

为什么是疫情？其实我也没有想很清楚，大家面临的困难是看不到的，不像战争，你知道战火在哪里。疫情是在空气中你看不到的，你也不知道你面对的到底是什么。这种恐惧就有可能会被浪漫化，因为你知道你在恐惧，但你不知道恐惧的那个东西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在你身边。每个人还戴着口罩、保持距离，增加了人与人、人和世界、人与未来的那种神秘感。因此就有那样的一种幻觉产生。这也就是《额温枪女孩》所说的故事。

《额温枪女孩》剧照

凹凸镜DOC：面对疫情，用这种娱乐或者是浪漫化的形式去解构，会不会担心被别人说不够严肃？

郭容非：我当时没有想过《额温枪女孩》会不会被认为是娱乐化。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浪漫化的东西，但一切都是一场梦境的破灭。而这场梦境因为什么发生？我觉得疫情就是缘起，疫情中的那份孤独、恐惧。

片子拍到一半的时候，爆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新闻，突然间觉得我这个片子可能因为“外卖小哥”这件事情又多了一层意义。外卖小哥在超市里产生幻想，但是到最后一切幻想落空。片尾他一个人在走廊里面的那一段，其实就是很眷恋着那份幻觉，还希望在幻觉中多呆一会儿的那种悲凉。因为，走出走廊以后又是一个现实世界，又是新闻报道里的那种系统中的东西，又要不得不为各种的订单忙碌。我觉得片子其实是可以有一些社会意义在的。

回想了一下，我在疫情期间见过的最多的人就是外卖小哥，因为我每天都得点外卖，就好像疫情时期，陪伴你physical（有形的）的人物是外卖小哥。

《额温枪女孩》导演工作照

凹凸镜DOC：我觉得你的直觉很准。你有什么特别偏好的题材或者是人物类型吗？因为有的导演他就很关注这种人类学跟社会学这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偏好？

郭容非：偏好的题材我现在还在找，我希望能够做一些故事是解决我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我关注的可能还是自己的困惑。

但你要提炼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关于一些家庭或者是女性的东西，但不是刻意说我是一个女导演，我要去做女性题材，而是本质上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包括我做《额温枪女孩》也同样。疫情期间，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好好逛超市，在超市里面逛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产生某种幻觉在里面的。因为第一次发现，你还挺渴望能够每周有一个schedule（日程安排），跟你的家人一起去逛个超市。那一瞬间你发现你好像需要这东西，因为疫情期间没有人陪伴你，但是这一切其实是环境给你的，是疫情这个情况给你的一个幻觉。

但是归根到底，你回到自己家里面，你会发现你还是要面对你眼前最实际的一些问题。所以就会就想如果我是一个外卖小哥，我可能打个盹，在一个梦境里实现了这个想法，但是醒来以后还是要去送下一单。

《额温枪女孩》工作照

凹凸镜DOC：对于马上要三十这个事这个问题焦虑吗？

郭容非：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觉得自己作为好歹是“独立女性“吧，你根本不需要去焦虑这种事情。但是疫情期间，突然间意识到你跟以前的生活习惯变得不一样了，你是真正意义上的感到某种孤独，它又不免地跟你的性别所带来的一些困境有关。

我现在提到快三十了，也不是在难过什么，就觉得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真的要到一个而立的阶段。这跟以前不一样，现在你突然觉得好像你需要沉下来去思考，你未来的创作也好，感情也好，家庭也好。没有人去迫使我做这件事，我家人也没有催我，但你发现到这个阶段你思考的东西不一样了。

凹凸镜DOC：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身体上、生理上的，比如精力也跟不上了，不能跟以前一样那么熬大夜了。

郭容非：会，就以前不会考虑这些，现在熬夜完全不行，我之前拍了一个冻卵题材的片子，就是完全在讨论这个问题，可能那个片子对我影响挺大的。

《额温枪女孩》剧照

凹凸镜DOC：是不是纽约大学那段学习经历其实对你影响更深，包括你在国外经过很专业的训练，回来之后对你的创作有没有什么一些根本性的帮助？

郭容非：我觉得在纽约大学那边，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不一定会比从国内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要多太多，大家教的概念都是一样的，其实是你跟同学之间学到的特别多。

我们班同学都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来自什么国家的都有，所以你接触到的东西就更广了。还有我的毕业作品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毕业以后，你再也不会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好地、一个人去做一条自己的片子，不用考虑金钱，把它做好就行。

那个作品也入围了一些影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可能在国外学习的时候会更注重你的作品，（老师）也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让你知道你的作品是一定要在一个国际的舞台上让人看到。这个观念，对你职业生涯肯定是特别好的。

纽约这个地方也非常特别，它的文艺气息非常强。在离毕业大概还有一年的时候，我每天中午要去学校的剪辑室剪片子，下午三四点钟，我就去学校附近的电影院，看个文艺片或者纪录片也好，在七八点钟再回到剪辑室，再工作，一直剪到凌晨两三点，然后坐着纽约很脏的地铁回家。那一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也会参加一些影展活动。比起那种学术上的东西，城市对你的熏陶其实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