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旱魃为虐——白描《天下第一渠》连载之【中篇】第十二章（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旱魃为虐
文/白描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书名：《天下第一渠》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20号
作者：白描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初秋的一个正午，西安骡马市。
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北口接东门大街，南抵东木头市街，长三百六十多米，宽三十多米，是西安城内进行骡马交易的一个著名街市。骡马市起源于唐，得名于明。由于明朝实行“以茶易马”的戍边制夷政策，陕西商人以关中为中心，奔走于西北、西南，输茶于陇青，贩盐于淮川，运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号称“陕西商帮”。陕西商帮还有另外一项重要业务，便是骡马交易。每年有数万匹骡马从西北新疆、青海和北方口外蒙古买来，经西安骡马市中转，然后出潼关，贩卖到河南、山东一带。骡马市与粮食市、木头市、羊市、枋板市、瓷器市、鞭子市、竹笆市等，是西安城内最为活跃的交易市场。
这一天，骡马市人潮涌动，男男女女摩肩接踵。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但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他们等待着看一场热闹。这场热闹与骡马交易无关，平日里的交易已停止，市场上没有一匹骡马，人们等待观看的是一场行刑——有人要被砍脑袋了。
被砍脑袋的是三个男人，他们被捆绑在骡马市街道旁的拴马桩上，罪名是“食人”。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季开始，陕西遭逢一场持续干旱。两年前的春季，老天下了一场雨，从那以后陕西绝大部分地面滴雨未降。旱情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899年陕西省人口数为八百四十多万，有超过二百万人死于饥荒。市场上粮食极少，价格飞涨。据前来陕调查灾情的美国记者弗朗西斯·亨利·尼克尔斯调查，一蒲式耳（英制容量及重量单位，约等于36.37升）小麦的价格从四百文钱涨至六千文钱，馒头一百二十文钱一个，是平时价格的十倍。农民对荒芜的农田已然绝望，于是开始拥入西安城，导致城里人数超过三十万。陕西当局担心城内会发生哄抢等事件，将想入城的农民封堵在城外，这些逃难的农民被迫在野外的坡梁上挖洞栖身，靠吃草根树皮维持生命。据当时统计，在城四郊有十三万人死于饥饿，在灾民聚集最多的三个月时间里，每天早晨，陕西总督派人要收殓六百多具尸体，掩埋在附近的田野里。饥民的大量死亡引起了痢疾和霍乱，西安城内许多居民虽然能幸免被饿死，到头来却死于传染病。
粮食越来越少，不久以后，西安郊区就发现有人肉出售。开始时，这种交易还在暗中进行，但没过多长时间，用饿殍制成的肉丸在大街公开售卖。据尼克尔斯记载，这种人肉丸子以相当于每磅四美分的价格出售。当时人肉交易规模相当大，致使陕西巡抚端方有些发慌，开始禁止这种人肉交易。
让端方发慌的不仅是民间的饥荒，更重要的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即将降临陕西——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出逃的慈禧和光绪帝经直隶、山西，正在往陕西赶。慈禧选择西安作为避难之地，是因为觉得陕西更安全。西安的地理特征和防御工程可算是帝王的梦中老家，当时西安有个满族人居住的城中城，建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尽管清代其他不少城市也建有满族人居住的城中城，但是西安满城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区，还是建筑意义上的坚固城池。虽然陕西正在闹灾，但慈禧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端方正在为接驾做着各方面准备，如果西安迎接老佛爷和光绪帝的是“人相食”的局面，将成何体统？端方急了，于是抓了三个卖人肉丸子的刁民，他要杀一儆百。
三个囚犯先是被押在囚车上，在西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游街示众，之后被拉到骡马市刑场，现在只等午时三刻问斩了。
监斩官早已坐在骡马市南端与木头市交叉口的监斩台上，四周是持刀肃立的兵丁，兵丁身后是围观的人群。这监斩官不是别人，正是陕西巡抚端方。巡抚亲自监斩，可见今日行刑的重要程度。本来清廷判决死刑有一套程序：各省须把拟执行死刑的犯人的案卷报送刑部，秋八月，刑部会同大理寺等，对地方判决集中审核，提出意见，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但这次端方果决地抛开了这一套程序，他要来个先斩后奏或者斩而不奏。
▲如今的西安骡马市（王毅 摄）
时辰已到，兵丁从拴马桩上解下三个死囚，他们早就瘫软，站不起身。这三人看来也是穷苦人，身穿缀着补丁露着破洞的衣裳，身材瘦削，面如死灰。兵士连拖带拽，把他们弄到端方面前，让他们跪在地上。要不是背后有人提押着并揪住辫子，他们早就烂泥一样瘫在地上了。端方大声喝问他们姓甚名谁，算是履行验明正身的程序。三人魂飞魄散，哪还能回答上来。端方挥了挥手，三人便被押解到十多步外的街中心，刽子手手起刀落，三颗脑袋滚落在地。
站在前面围观的人，随着鲜血的喷溅，惊慌地向后退去，但随即又被后方的人群推拥至前面。有人向身首分离的犯人的尸体吐口水，有人从地上捡起石子瓦块，投向三具尸体。出售人肉丸子，为天理人伦所不容，遭到人们痛恨是自然而然的。
砍了三个人的头，经此威慑，西安买卖人肉丸子的风气才被刹住。
十多天之后，慈禧和光绪帝驾临西安。
太后和皇帝的到来既令灾难中的陕西人恐慌，也让他们生出希望。恐慌是因为这意味着多出了一万张嘴，要靠即将用尽的粮食来供养，这无异于从他们口中夺食；生出希望是觉得既然皇帝和太后来到陕西，官方必然会在陕西大力赈灾。事实上慈禧太后也真的给陕西带来了救济。慈禧甫一到达，全国各省纷纷向陕西捐来银两，从东部和南方省份调集的粮食也漕运抵达陕西。这些粮食除满足朝廷随员的供应外，一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同时在西安城内设粥局，放舍饭，救济那些饥肠辘辘的市民。
粥局设在尉迟宫。这是一条窄窄的小巷，每人每日一瓢小米稀饭。偌大的西安城内，仅此一处，因而每天前来抢舍饭的人很多，将狭窄的小巷挤得水泄不通。饥民常为一瓢稀粥，在争先恐后的拥挤和人声鼎沸的吵闹声中，花去大半天时间。设立粥局，也为一些黑心主管官吏带来贪污机会，他们不光克扣粮食，而且为了节省燃料以中饱私囊，竟将石灰掺入锅中，表面看见锅中冒泡，实际锅并未烧开。结果害得许多饥民喝粥后上吐下泻，严重者则胃肠溃疡，导致穿孔，有人在疼痛难忍和脱水状态中竟一命呜呼。
驻跸西安的慈禧很快发现，全国各地对陕西的赈济，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以她对官员的了解，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一天接见大臣，她左手拿着十两银子，右手拿着一吊铜钱，对满堂官员说：“这是个谜，我要你们来猜这是一个什么谜。”官员们表示猜不出。慈禧没有说话，环顾堂下许久，把银子在面前晃了晃，说：“这是给陕西百姓的救济金。”说罢把左手的银子与右手的铜钱交换，伸出拿铜钱的手，说：“这叫什么？倒手。就这么一倒手，十两银子变成了一吊铜钱，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众官员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吱声。慈禧说：“我来陕西之前，听说端方砍了三个人的头，砍得好！我也要砍三个人的头，不过他们不是卖人肉，而是吃人肉的。他们私吞赈灾银两，这不是吃人肉是什么？”
慈禧说到做到，陕西三个知名官员被查出有侵吞救灾款项的行为，随即掉了脑袋。
我的案头，摆放着弗朗西斯·亨利·尼克尔斯所著的出版于1902年的《穿越神秘的陕西》一书。尼克尔斯（Francis Henry Nichols，1869—1904年），中文名为纳柯苏，美国记者、探险家、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01年10月，作为《基督教先驱报》的记者，被派往西安“查赈”，调查起于1898年至1901年的陕西灾情。1901年1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从上海发回的题为《陕西饥荒》的报道，称“陕省发生饥荒，据闻约5000000人饿以待毙”。2月14日又刊载《陕西饥民呼吁求救》，称“陕西巡抚代表灾区4000000百姓请求赈济”。《纽约太阳报》驻北京记者钱伯林在1901年1月27日的信件中也向美国国内报道了陕西骇人灾情，说“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于饥饿”，“人们开始吃人肉。父母杀掉子女以免眼睁睁地看其饿死，妇女和儿童被卖为奴”。尽管这些报道有夸大不实之处，但陕西发生严重灾荒的情况却逐渐为美国民众所了解。
▲美国记者弗朗西斯·亨利·尼克尔斯（王晓斌 提供）
作为美国国内影响最大的一份宗教周刊，纽约《基督教先驱报》在积极报道灾情的同时，也开始筹划赈灾行动，担当起为陕西、山西等灾区募款的组织工作。
在发出筹募赈款的倡议后，《基督教先驱报》又刊发了一系列有关灾区的信件、报道，大大增强了为灾区募捐的说服力。4月25日，《基督教先驱报》刊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紧急赈济山陕灾区的信件。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也向该报发去报道，转述了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告知他的陕西等地饥民吃草、树叶乃至树皮的惨状，康格同时还向《基督教先驱报》赈灾基金捐款。4月29日，《基督教先驱报》刊登国务卿约翰·海伊代表麦金莱总统感谢该报为陕西募捐的信件，麦金莱总统和约翰·海伊国务卿分别向赈灾基金捐赠一百美元。
短短时间内，美国形成了以《基督教先驱报》为纽带，以纽约为中心，涵盖全美各地各个社会阶层的募捐网络，广泛筹集资金，形成了一项具有相当民众基础的社会慈善活动。
与此同时，为更多了解陕西等地灾情，监督赈款分发、核查赈灾效果，《基督教先驱报》主编克洛普齐决定派遣记者尼克尔斯作为特派代表，前往陕西“查赈”，并向美国国内报道灾情和赈济详情。
1901年10月，尼克尔斯自天津入境。10月16日抵达北京，在庆亲王以及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帮助下，找到一名姓王的翻译兼向导和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厨师，三人自北京启程，前往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
1901年11月14日，尼克尔斯抵达西安，随即开始在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敦崇礼组织的赈灾执行团体和地方官员的帮助下，在西安周边和渭北三原等地调查饥荒起因、饥民饿毙、儿童买卖、物价飞涨、疾疫流行等各方面情况。他穿行在大街小巷、田野乡间，与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交流访谈，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信息和数据，并不断发给《纽约时报》《基督教先驱报》等报刊予以报道，使西方民众真正了解到陕西饥荒以及美国赈灾款散放的真实情况，对于美国民众的后续捐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饥荒的起因，尼克尔斯在实地考察后指出，首先是因为旱灾。自1898年春季至1901年5月，整整三年时间，陕西省七十二个县中有六十三个县滴雨未降，渭河、泾河和所有小支流都干涸枯竭，庄稼绝收，民间存粮耗尽，遂导致大饥荒发生。其次特定地质地理条件也使灾害加重。黄土高原地区土壤蓄水能力差，降雨稍少，庄稼就难成活。而陕西又地处西北内陆，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运输方式落后，使救灾工作很难有效地开展。尼克尔斯记录了西安飞涨的粮价，描述了饥民变卖家具、农具、房产以换取粮食，最后甚至出卖子女，人贩子向外地倒卖儿童的情况。
尼克尔斯从西安前往三原考察。三原本是引泾灌区，但在书中看不到任何关于泾渠的描写，两千多年来的渠系工程似乎在这块土地上不曾存在。尼克尔斯写道：“乡村显现出人口曾经颇为稠密的迹象。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就会有一座村庄从林木稀疏的发白的荒野中冒出来，这片荒野向北、东、西三个方向延伸而去，就如同浩瀚无垠的海洋。广袤的平原寂静无声。在年头久远、坑洼不平的道路上，我们没有遇见一个旅行者。田野里也看不到农民。在一些村庄，成群的大人和孩子处于半饿毙状态，他们是已经毁灭了的村庄里仅有的幸存者。平原之所以悄无声息，是因为村民们都死了。几乎看不到一栋带屋顶的房子。中国人房屋屋顶搭盖的茅草总是可以在城市中找到现成的市场，被出售作为燃料，在希望之火熄灭之前，饥饿待毙的村民最后能想到的，就是卖掉作为栖身之所的房屋。……在饥荒之前，三原是一座有着五万人口的富庶城镇。当我前往考察的时候，其人口已经减少到不足两万。虽然规模小一些，但三原经历的三年旱灾与西安的灾情非常相似。来自周边乡村的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拥向三原，徒劳地寻找逃避饥饿的办法。他们几乎全都死在他们逃难以求庇护的城市之中。在紧靠城墙外侧的一道堤岸上，埋葬着死者。尸体上虽然覆盖了足够的黄土，但却不足以防止被野狗吞食，这些狗总是在中国城市的城墙附近四处觅食。堤岸上有很多孔洞，从中露出骷髅和衣服残片，表明三原的狗群曾经到此寻觅过。”
尼克尔斯不仅向西方世界报道陕西的灾情，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一书里，还更多地介绍他眼中的陕西人、别具特色的西安城和城里的居民、他接触的陕西官员，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赋予这块土地的一些标志。这是从另外一种文化视角对陕西的观览和解读。一些我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物事，在这种视角下都能读出特别的意义，这是我们借助别人的眼睛对自己的有趣审视。
在第十章《陕西人——古老民族》里，尼克尔斯这样描述陕西人：“他们皮肤发黄，但绝非灰黄色。阳光的暴晒使得陕西人的肤色有变红的趋势。这使很多乡村居民看上去很像北美印第安人，何况他们也有高高的颧骨和端正的相貌。与我曾经遇到的任何其他地方的中国人相比，陕西人更为达观冷静、富有思想，带着所有中国人性格中极为显著的实用特征。陕西人热爱学问，有着温文尔雅的正义感，而这是我在帝国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过的。他们对自己的传统了然于胸，引以为豪。他们喜欢谈论伏羲时代的事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说起本国的历史，他们很少提到最近一千五百年来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蒙古征服者仅仅算得上是近代人，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陕西人属于古老的民族。他们只是偶尔将自己称为‘中国人’。作为一种特权，他们更多地使用‘汉人’这一词，以纪念陕西在公元前2世纪汉代定鼎西安的荣耀时代。汉人倾向于认为与帝国其他地方和‘新拓’地区的人相较，自己要高人一等。北京人也许穿戴更为光鲜，在街上属于时髦一族，但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仅仅才一千年。他们缺少文化，是不可救药的‘新人’。……北京人吹嘘说，在他们的城市，‘乞丐都能讲官话’。但在伏羲的土地上，北京话并不流行。北京话仅是一个地区的方言，非常糟糕。虽然官府要员们用北京话致辞，但绅士们并不用它来交谈。‘我们讲的是纯正的汉语。’一位年迈的学者在西安向我解释说，‘我们才不屑于像鞑靼人那样说话。’”尼克尔斯很喜欢与陕西的官员接触，认为他们文雅、有涵养：“在我抵达西安城时，已经与数十位官员会晤过；很难再找到比他们更为令人愉快、更适合交朋友的人了。我逐渐变得很期待在我的公馆里与一位官员度过半小时，这成为一天中最开心的事情。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官员，都极其文雅、有涵养，即使按照盎格鲁－撒克逊标准评判，其能力才干也显得卓越超群。”
但他也记录了陕西官员面对现代文明的孤陋寡闻和坚持闭关锁国的心态。他对陕西巡抚讲解地图上的东半球和西半球，讲解美国和中国的位置，巡抚却说“你们野蛮人的地图错了”。巡抚坚信，美国的边界与中国相邻，中国是中央帝国，它位于所有国家的中央，而且地球是平的。尼克尔斯进言陕西应该修铁路，通过铁路，将西安与外地的粮食市场连接起来，例如汉口或北京，就能避免饥荒灾难。巡抚虽承认铁路在救济饥荒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但“铁路会带来我所厌恶的洋人，而洋人又让百姓丢掉饭碗。一条通往西安的铁路会剥夺数以百计家庭的谋生手段”。
尼克尔斯通过陕西人的信件，看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统治力。“在陕西的小城镇里，按照官场的良好范式书写哪怕一张短笺，也是很少有人能圆满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不仅每封信件都必须以官方语言写成，绝对不能使用交谈中的方言，而且任何一件签有官员姓名的文件中表述的观点，绝对不能显现出是由写信者原创的。官员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必须是仅仅重复数百年前某个伟人的行动，或对某位古代圣贤智慧的即时应用。官员信件中的每一段总是以从经典中引用的文字或提及中国历史上某件大事而结束，这样一来，没人会认为官员在做新的事情或说新的言辞时犯有严重错误。”
西安的城墙给尼克尔斯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初他看见西安城出现在西边的地平线上时，以为是远方的一道山丘，但他很快明白了：“我推测为山丘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西安城的城墙。山峰实际上就是箭楼。虽然现在我对中国的城墙已经较为熟悉，但还是没有料到西安城会这般壮丽宏伟。与西安城墙的宏阔高大和极佳状况相比，北京的城墙衰败落伍，无足挂齿。”他赞扬道：“西安城总是有着独特而别具一格的魅力。在千百年里，西安城经历了无数次的攻伐、争夺、洗劫和重建。在城墙之内，皇位被篡夺，王朝遭覆灭，但是这座古老的城市却幸存下来。正是这样的永恒令来自欧美的现代人对西安产生了奇异的迷恋。”他又指出：“中国城市的一个共通毛病是在街巷建设方面欠缺规划和体系。在西方人看来，无论城区有多么庞大的人口，中国城市很少具有都市的外观。街巷通常盲目地四散开来，没有规划，欠缺章法，但西安城是个例外，其规划谨遵章法。西安城街巷虽未专设人行道，但都很宽阔，从一侧城墙延伸穿越城区，直达另一侧城墙。这些街巷总能以适宜的角度相互连通，主要大街均以石板铺就，在沿用了几百年后，往往多有磨损。西安城街巷众多，均可得以定时维护。西安是一座远比北京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城市。”
西安的钱庄也让尼克尔斯感到不可思议：“我对西安钱庄最感惊讶的事情莫过于账簿保存之简单。只要任何一笔交易完成，伙计就会用毛笔在柜台后面桌上的账簿里记下几个字。不管是兑换单的交易，还是存款的收据，抑或利息的支付，都记在同一本账簿上，不做区分。但是靠着这些账簿，西安的钱庄老板总能向你说明账户的情况，就如同任何纽约账簿保管员一样迅速而且准确。如果有一天深入探究中国人的经营方法，了解如何用一本褐色纸张的账簿管理庞大而且复杂的钱业经营，那将会极为有趣。”
尼克尔斯还通过碑刻来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国人。他写道：“镌刻在灰色石碑上的文字，更多地使用了中国人语言要素中沉闷、虚饰的文体。碑刻不仅记录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也经常作为个人思想的最佳载体。我们喜欢以漫画讽刺古老的黄种民族，但对于其中一员来说，每当一个伟大思想的浮现，他就会反复思量和检验。如果它经得起思考的检验，他就会默默地珍存它很多年，也许直到永远。他觉得这一思想就是更高的智慧赐予他的，令他感到醍醐灌顶。把这个在他生命中一闪而过的伟大思想传承给那些追随他的人，就成为他的目标。他将自己的精神之光镌刻在人们能够看到的路边的一通石碑上。”尼克尔斯以极大的敬意礼赞石碑：“对我而言，陕西的碑刻总是拥有一种奇妙的魅力。它们似乎是在这个国家心无旁骛、恬淡宁静面具之下被沉重压制的强大火焰的一部分。这火焰自从有史以来就潜伏在中国人天性的根基中，终有一天将会带着耀眼的光辉喷薄而出，震惊世界。”他由碑刻上的字，引申到汉字书写，看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内省力量和精神表达：“中国人有关字体美丑的观念与我们迥然相异。学者和富有思想的人有一种很奇怪的习惯，他们挥洒饱蘸浓墨的毛笔随心所欲写下汉字的同时，也在反躬自省。一个中国人在这一刻的心情与一名美国学者试图用花体书写自己名字时的心情完全不同。使用墨汁和毛笔的人力图阐释自己的精神。他随机选择众所周知的任何汉字，然后用毛笔在纸上写出笔画，他尽可能地使自己进入物我两忘的境地。我见过一个中国人静静地坐了几个小时，突然有了灵感，与此同时，他的毛笔虚虚实实地在面前的褐色纸张上笔走龙蛇。他在一生中有时不过一两次，凤毛麟角地书写成功过一个汉字，他能看到其精神就反映在其中。这种情况只有当自我完全消失，是其精神而非他自己在写字，才会发生。”
尼克尔斯完成陕西赈灾调查，于1901年11月24日与完成赈灾使命的敦崇礼一道离开西安，翻越秦岭，在汉江乘船经汉口，于12月22日抵达上海。尼克尔斯在西安共计十天时间，但我读《穿越神秘的陕西》这本书，内心被深深震撼。不光因为他所报道的陕西灾情让人触目惊心，还因为他在很短时间内对陕西了解如此之深，在我看来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这种工作效率除了敬业的原因外，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少见的天才。
令人痛心和惋惜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探险家，最后倒在了前往西藏考察的路上。
1902年秋天，尼克尔斯筹划前往中国西部的四川、云南和西藏进行探险，目的地为拉萨，以深入研究藏族和喇嘛教。有鉴于尼克尔斯赴陕西调查赈灾的突出表现，以及《穿越神秘的陕西》对于中国内陆地区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的深度揭示，他于1902年12月23日被美国地理学会正式推选为会员，其探险计划得到美国地理学会1903年度五百美元的资助，于1903年3月启程，第二次前往中国。
尼克尔斯先到北京，遂南下，沿长江上行，经湖北宜昌、四川夔州府（今奉节）、万县、重庆府、叙州府（今宜宾）、嘉定府（今乐山）、雅州府（今雅安）等地，1903年10月抵达打箭炉厅（今康定），师从一位喇嘛学习藏语。后再经巴塘南下，于1904年2月初抵达云南西北隅维西厅。由于天气寒冷，难以穿越高山峡谷向西藏进发，便选择驻留在维西的一座喇嘛庙里，以研习藏语和喇嘛教知识。5月，尼克尔斯组建的探险队前往拉萨，但由于道路艰险，物资和装备运输极其困难，在滇西北菖蒲桶以西约九十公里的地方，探险队被迫折返。尼克尔斯随即解散探险队，只身南下，经云南石鼓、邓川州、大理府、腾越厅（今腾冲），入缅甸，经八莫、曼德勒、仰光等地，横渡孟加拉湾，从印度加尔各答北上，穿越印度，抵达边境的大吉岭。在水陆兼行了数千公里后，尼克尔斯费尽周折终抵西藏春丕谷，并于1904年12月8日行至距离目的地拉萨约一百六十公里的江孜。在江孜，他给美国地理学会发了一份电报，称“一切顺利”。然而第三天，12月10日，他却患上流感，发烧，24日引发肺炎。虽经驻扎当地的英国军医斯蒂恩上尉精心医治，但终未见效，于1904年12月29日辞世，时年三十五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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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