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叫工农革命——开国中将王辉球回忆井冈山下的遂川星火
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率领和指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江西遂川县大坑打垮了地主武装肖家璧的反动民团，乘胜占领了遂川城，迎来了井冈山第一个胜利的春天。
遂川城在井冈山的东南，离井冈山只有七八十里。因此，解放遂川对当时巩固和发展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县的人民，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在我党的领导下，曾经组织农民协会闹革命，在乡里一度搅乱了绅士们的酣梦。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领导的农民运动惨遭镇压，各级农民协会被反动当局强令解散。当时，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借机反攻倒算，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我那时十七岁，在遂川城一家商号里当学徒工。在那一阵子，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笼罩着遂川城乡，革命群众的心情老是不得安宁，真像在刀尖上过日子。而那些土豪劣绅们，却洋洋得意，为所欲为，更加凶狠地骑在人民身上压榨盘剥，敲骨吸髓。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就像神兵，突然在遂川大地降临，霎时间，这帮家伙惊恐万状。他们为逃避人民的惩罚，纷纷溜之大吉，只留下了百十人的保安团，在县城当看家狗。可是，这些团丁们哪肯死心卖命，刚刚听到几声枪响，就丢盔卸甲、竞相逃命去了，有的则乖乖地作了俘虏。遂川随即得到了解放，毛委员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把红旗插到了遂川城。
遂川解放时，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城里的老百姓，由于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反动宣传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恐惧情绪。人们第一次见到工农革命军，一时还摸不透是一支什么样性质的队伍。
为了消除群众的疑虑，稳定群众的情绪，工农革命军贴出布告，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种种罪行，说明中国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主张打土豪分田地，惩治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
同时，我们又组织了许多个宣传队，打着用红布制作的小旗，上面写有“宣传队”三个大字，分散到城镇街道和四乡农村，宣传革命道理和革命军的各项政策，在城镇帮助建立店员工会，在农村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等革命组织。
过去，人们只见过军阀的军队和地主武装保安团勒索民财，欺压百姓，无所不为。这次大家接触到的工农革命军，事事都为穷苦人民着想，反映穷苦人民的内心要求，对群众态度和蔼，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纪律特别严明，连群众的一个红薯也不准拿，一口酒也不准喝。例如有一个排长领战士住在一户人家的楼上，看见一个坛子样式挺新奇，揭开一看是喷香的米酒，就舀了一点尝了尝。战士们批评排长，他认识到违犯了群众纪律，就主动去向房东作了检讨。像这样的事，在城里传得很快。
人们在对新旧军队的比较中，深深感到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才真正是人民自己的军队。群众的余悸很快消除了，下乡的纷纷回到城里，商号、店铺相继开门营业，乡下人也像往常一样进城买卖东西，一时冷落的遂川县城出现了新的景象。
城里的店员工会，是谭震林亲自组织的，我也是较早参加者之一。当时听说谭震林还是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工农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民主政府的主席昵。这次他到遂川来，是负责搞民运工作的。他待人非常热情，工作很有魄力，在很短时间里店员工会就发展到了三四百人。
在庆祝店员工会成立的那天，谭震林给我们讲了话。他讲述了成立工会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工会的宗旨和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党的领导干部讲话，感到非常新鲜、亲切而受教益。他的讲话，对我们工会会员积极配合革命军搞宣传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对我们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进行了有力的指导。
遂川是个比较富裕的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竹木良材。遂川江、蜀水、牛吼河贯穿境内，汇流于赣江，北至吉安，南到赣州，水运交通极为方便。经商的人很多，在城镇里有不少大小商号和店铺。
遂川刚解放时，敌人散布了很多谣言，对经商的人进行恐吓，什么“共产共产，既共地主，又共老板”；“货物没收，老板杀头”；“谁要卖东西给共产党，保安团回来，就满门抄斩”等等。有的地主豪绅开的大商号关门闭户，中小商人的店铺也不敢正常开业，乡下人挑来山货没人收购，城里人要买油盐百货买不到，直接影响城乡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
店员工会在县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动员商人照常营业的同时，狠狠地打击了地主豪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他们的罪行，把没收的东西当场有组织地分给贫苦群众。过去，贫民百姓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剥削压榨，成年累月没命地干活，以糠菜糊口、粗布遮体，如今分得了衣物、油盐和一担担的谷子，欢天喜地抬着东西回到自己家里去。
四乡农民在农民协会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斗争，很快就形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在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发展到热火朝天的形势下，成立了江西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这是由共产党领导在井冈山地区建立的第二个县级工农民主政权。
在一月二十四日庆祝成立大会的那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二，全城红旗招展，各家各户的门上，头几天就贴上了一幅幅鲜红的对联，诸如：右联“吉祥之日庆胜利”，左联“如意之时贺新春”，横幅“工农同乐”。“庆祝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在大街小巷贴得到处都是。
翻身后的人们，脱下破旧的粗布衣，穿上了新分的细布衣，手持一面用纸作的小彩旗，喜气洋洋地去参加庆祝大会。街里人山人海，不约而同地朝会场方向拥去。“今天像赶庙会了”，“十个庙会一起开，也没有这么热闹”，人们一边走一边非常开心地谈论着。
会场就设在万寿宫前面，我们店员工会因住在城里，最先进入了会场，同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一同坐在会场的中间。不一会儿，学生队伍和各乡的农民赤卫队，都相继来到了会场，还有很多自动参加的城乡群众，把整个会场挤得满满的。
我一眼望去，在新搭起来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江西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的横幅会标，极为醒目。会场中，红旗林立，迎风飘扬，工农革命军的红领带、红帽箍，农民协会会员、店员工会会员的红袖标，赤卫队员梭镖上系的红缨，把整个会场点缀得如同红色的海洋。歌声、口号声连成一片。真是“万人大会，万众一心”，象征着共产党播下的星星火种在遂川已成燎原之势。这一情景，深深地鼓舞着人们向往革命的一颗颗激动的心。
顿时，场内掌声四起，原来是毛委员来了。毛委员在谭震林、陈正人、王次淳、王次栎等同志的陪同下，微笑着来到了主席台上，庆祝大会立即开始了。
大会议程共有三项，其中一项是毛委员给大家讲话。他首先庆祝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对城乡广大革命群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所取得的重大革命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接着，毛委员非常气愤地痛斥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背叛革命，置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于不顾，勾结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种种罪行，并深刻地阐明了共产党的主张和工农革命军所担负的重大任务。
他着重讲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深刻道理。毛委员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嗓音洪亮，讲话当中还不时地打着手势，很有气魄。他要求大家认清革命形势，不畏强暴，树立必胜的信念，工农兵联合起来，团结一心，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创造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围剿”，任何强大的敌人也不可怕，都将被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革命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让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都获得解放。
毛委员的讲话，非常深刻而富有号召力，代表了人民的心愿，表现了无产阶级藐视敌人的革命气概，使大家感到革命有了奔头，只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井冈山的红旗必将插遍祖国的万水千山。
大会最后由县长王次淳同志讲解了工农民主政府的《施政大纲》。据说这是经过毛委员亲自修订的，一共有三十多条：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迫切要求。“大纲”写得非常通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武装工农，打土豪分田地，取消苛捐杂税等，一条一句话，使人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白，还很容易记住。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体现人民利益的政治纲领，它对后来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县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区、乡也陆续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扩大了农民武装。县赤卫大队发展到了三四百人，其中我们店员工会的七八十人编为一个分队。为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工农自己的政权，不少人把自己的儿子、丈夫、兄弟送到革命队伍中来。很多青壮年踊跃参加了工农革命军。
遂川的胜利，不仅把革命火种遍播在这块土地上，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积蓄了革命力量，壮大了革命武装，改善了极端困难的经济状况，而且影响了邻近数县。万安、泰和县委领导的农民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又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继遂川之后，宁冈县工农兵民主政府也宣告成立。各县伪政权频频告急，江西军阀鲁涤平、朱培德惊慌不安，急忙调兵遣将前来“围剿”。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毛委员率领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主动撤回井冈山坚持游击战争。我们遂川县赤卫大队跟随工农革命军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休整中，赤卫大队进行了整编。我和一部分队员被编入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
四月间，参加了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队伍开进井冈山的一些战斗。当毛委员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会师井冈山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遂川县的人民和赤卫大队，为配合红军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对敌人“围剿”，继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王辉球同志简介：1911年生。江西万安人。1928年3月参加工农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34师连党代表，红1军团第2师4团俱乐部主任、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政治处宣教股股长，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第343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冀鲁边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津南支队政治部主任，教导3旅兼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冀鲁豫边区反“扫荡”作战。1944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16军政治委员。参加了出击陇海路、鲁西南、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5兵团兼贵州军区政治部主任，贵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2003年9月8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