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推荐】经外奇穴标准化的目标、路径与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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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奇穴”是指“经”外奇效之穴,此概念只有当腧穴“正经”被确立之后或腧穴归经完成之后才能产生。《黄帝明堂经》作为“明堂正经”的地位直到唐代才正式确立,该书所载全部349穴的腧穴归经也在唐代完成。由唐迄今对经外奇穴的标准化目标有所不同,故而路径、方法和标志性成果皆因之而异。
经外奇穴产生的土壤和指向
唐代以前诸家“明堂”并立之时,虽然最早的腧穴专书《黄帝明堂经》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但其作为“明堂正经”的地位直到唐代才正式确立,且先后3次由唐代政府组织修订。
夫欲行针者,必准轩辕正经。(《千金翼方·取孔穴法第一》卷二十六)
夫《明堂》者,黄帝之正经,圣人之遗教,所注孔穴,靡不指的。又皇甫士安,晋朝高秀,洞明医术,撰次《甲乙》,并取三部为定。如此,则《明堂》《甲乙》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不可苟从异说······(《外台秘要·明堂》卷三十九)
此“轩辕正经”“《明堂》”皆指《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所载349穴皆采自此书。
夫《黄帝明堂经》《华》《扁》针灸法,或繁文奥义,卷轴各分;或上孔下穴,次第相违,既而去圣绵邈,后学暗昧。披篇案文之间,急疾难治,取艾作炷之处,要穴易迷,是以头面手足胸胁腹背各随其处,尽抄其穴,主治之法,略注穴下,针灸之例,详附条末,专依轩宫之正经,兼拾诸家之别说,唯恐轻以愚憨之思,猥乱圣贤之踪,庸误乱圣旨,譬犹夏蛾之自迷灯,秋蝉之不知雪矣。(《医心方》卷二)
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也以《黄帝明堂经》为“正经”,兼取诸家“别说”以补缺。
《黄帝明堂经》之所以能在各家“明堂”中脱颖而出绝非偶然,该书本身就是综合汉以前各家之说进行规范化研究,特别是腧穴命名、定位和刺灸法的规范,其中腧穴与经脉关系的“脉气所发”的厘定和标注更是其他各家“明堂”所不备。也就是说,《黄帝明堂经》本身就是针灸史上最早的、最系统的一次腧穴标准化的成果,在唐以前为腧穴的“事实标准”,而至唐代则正式成为“法定标准”。既然腧穴有了“正经”,其他各家“明堂”自然也就被视为“经外”,以经外之穴为“奇穴”的概念才因此有了萌生的土壤。同时,因《黄帝明堂经》所载349穴尚不足《内经》365穴的应天之数,经外奇穴也由此数目差异而成为经穴的后备补充来源,这是唐代对经外奇穴进行初步整理或者说进行标准化的主要目的。
还要特别说明,因为归经方法一直没有统一标准,因此历史上的腧穴归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黄帝内经》记载有十一条经脉肘膝以下的五输穴,并提到手足三阳经、任脉、督脉及冲脉九脉脉气所发的部分腧穴。《黄帝明堂经》收录的349穴中只有四肢肘膝以下的腧穴被归入相应经脉,其余腧穴皆按部分行排列。六朝时期《产经》一书始将四肢部所有腧穴归入相应经脉。隋唐时期腧穴归经有了突破性进展,首先由杨上善《太素》将《黄帝明堂经》所载349穴全部归入相应的经脉,此后王焘、王冰二人也对腧穴归经进行初步研究。现代遵循的腧穴归经,则出自北宋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上。
2.1 经外奇穴标准化两个目标
唐代经外奇穴标准化的目的,在于从经穴标准文本之外的各家腧穴文献中精选奇效之穴,作为经穴的补充,待成熟度足够高之后转化为经穴。宋代在经外奇穴的标准化方面又形成一新的思路和目标,即从“明堂正经”和正经之外的腧穴文献中精选出常用要穴,形成一个统一的腧穴标准。
2.2 经外奇穴标准化3条路径
不同的目的和研究条件,决定了不同的路径和方法,经外奇穴标准化从唐代开步到明代成熟共出现3条路径:
路径一,从大量“经外”穴中精选能补经穴之未备的穴作为经穴之补充;
路径二,从所有有固定位置和名称的腧穴中按统一标准精选要穴,形成一个统一的腧穴标准;
路径三,从经外穴中精选奇效之穴,制定出与经穴标准并行的经外奇穴标准。
2.3 路径一的3个关键问题
第一条路径,早在唐代出现,而至宋代才变得清晰。由于这一路径的目的是补经穴之未备,而唐代“明堂正经”之外的诸家“明堂”类文献载有大量《黄帝明堂经》未载的腧穴,有很大选择余地,故遴选条件非常严格,不仅要精选出能补“正经”穴之未备,而且又要是易于归经的穴。这一路径的经外奇穴标准化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有3个:第一,如何判定异于经穴的穴?第二,如何从经外穴中选出“奇穴”?第三,如何确定所选之穴是否易于归经?
关于第1个问题,早在唐代甄权奉敕修订《黄帝明堂经》和明堂图时已经提出:
余退以《甲乙》校,秦承祖图有旁庭脏会等一十九穴,按六百四十九穴有目无名,其角孙景风一十七穴,三部针经具存焉。然其图缺漏,仍有四十九穴,上下倒错,前后易处,不合本经,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也。(《千金翼方·取孔穴法第一》卷二十六)
在甄权看来,《秦承祖图》所记载不见于《针灸甲乙经》的穴大多是“同穴异名”或文字传抄失误所致的腧穴定位错乱,而不属于“正经”之外的奇穴。可见,古人判定经穴之外的腧穴的标准非常严格,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经文和明堂图的双重对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唐代诸家“明堂”传世,所记之穴名与《黄帝明堂经》多有不同,却很少被选定作为经穴之补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点古人没有明确提出,即经穴标准经过不同时代的修订,其定位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将不同版本所致的经穴部位差异误认作不同的穴。例如经穴“神庭”的定位,“黄帝明堂”定于前发际正中,后世有定于入发际一分、二分者,而宋代制定新的经穴标准时将此穴定于发际上五分,对于这类因新旧版本所造成的经穴定位的差异,如果不细密考察,也容易将经穴误认作经外穴。
关于第2个问题,如何从经外穴中选定“奇穴”以补经穴之未备,唐代杨上善提出“除疴遣疾”“适病为用”。
故天地造化,数乃无穷,人之输穴之分,何可同哉?昔神农氏录天地间金石草木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日,济时所用。其不录者,或有人识用,或无人识者,盖亦多矣。次黄帝取人身体三百六十五穴,亦法三百六十五日。身体之上,移于分寸,左右差异,取病之输,实亦不少。至于《扁鹊灸经》,取穴及名字,即大有不同。近代《秦承祖明堂》《曹子氏灸经》等,所承别本,处所及名,亦皆有异。而除疴遣疾,又复不少,正可以智量之,适病为用,不可全言非也。而并为非者,不知大方之论,所以此之量法,圣人设教有异,未足怪之也。(《黄帝内经太素·气穴》)
杨上善以中药为例阐明数乃无穷之理,中药、腧穴实多于365之数,应“以智量之”“不可全言非也”,表达了一种未被365之数束缚而更加客观的开放、审慎态度。
关于第3个问题,宋以前各家“明堂”腧穴文献中,只有《黄帝明堂经》腧穴下多标明“脉气所发”的内容,如何确定从其他诸家“明堂”文献选定的腧穴是否易于归经?这个问题古人没有明确论述,但从唐以后历代选定的归经奇穴来看,主要是选择在纵向位置上与经穴相同或极邻近的“经外”穴。
3.1 第一条路径的成果
作为这一路径的标志性成果,《千金要方·明堂》在“明堂正经”经穴之外附录膏肓俞、九曲中府、旁庭3穴;《外台秘要·明堂》在辑录《针灸甲乙经》349穴基础上,于“胆人”穴下附录8穴(其中“前腋”1穴脱穴名)、“膀胱人”穴下附膏肓俞1穴,共附录9个经外之穴。辑录唐以前针灸文献的《医心方》卷二于《黄帝内经明堂》之外辑录5个别家“明堂”之穴。宋代经穴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收录5个“明堂正经”之外的腧穴。
唐、宋两代经外穴的选穴标准都极其严格,在这一路径上的具体走法却不尽相同,唐代是将“正经”之外所选之穴附于“正经”穴后,而宋代制定新的经穴标准时将从“正经”之外所选的5个穴直接“转正”归属于“经穴”。看起来,唐代的做法更加谨慎,而宋代则显得更加大胆。从效果上看,宋代的效率明显更高,所归经的5穴被宋以后历代经穴标准遵循;而唐代附于经穴之后的经外穴却没有对后世的经穴或经外奇穴的标准化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这一路径上,人们心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目标——使经穴数达到365以合,即《素问·气穴论》所说“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宋代王执中《针灸资生经》以宋代腧穴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为准,又据《太平圣惠方》增补11穴,使腧穴数达到365穴,但一方面由于王执中确定的文本并非国家标准,另一方面,其所增11穴仿唐代之例皆附录于各部经穴之后,故对后世的经穴标准化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元代的经穴标准仍采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54穴,而没有采纳王执中的增补方案,元以后人们仍为实现365经穴数艰难地努力。
3.2 第二条路径的成果
北宋初制定腧穴的国家标准《太平圣惠方·针经·明堂》开拓了第二条路径,并由元代《窦太师针经》所继承和完善。宋代由于《黄帝明堂经》之外的诸家“明堂”大多不存,精选腧穴的空间远不及唐代大,于是增加了一道严格的临床再检验的程序——所选之穴皆须“目睹有凭,手经奇效”。
夫明堂者,圣人之遗教,黄帝之正经,叙血脉循环,明阴阳俞募,穷流注之玄妙,辨穴道之根元,为脏腑权衡,作经络津要。今则采其精粹,去彼繁芜,皆目睹有凭,手经奇效,书病源以知主疗,图人形贵免参差。(《太平圣惠方·明堂序》卷一百)
所谓“目睹有凭”是要求可靠的文献依据;“手经奇效”是要求直接的临床检验。通过这两条的统一标准,在已知腧穴中遴选出符合条件的穴,制定出一个统一的腧穴标准,所选之穴皆按部位分类,而不是按经分类。
作为这一路径的标志性成果——宋代《太平圣惠方》,尽管从现代标准化的视角看,还有不少不够规范之处,如不同来源的经外奇穴体例不统一,有些经外奇穴甚至是以针灸方的形式出现,成熟度很低,不足以成为标准。但此次标准化的思路直接影响了元代腧穴标准化的标志性成果《窦太师针经》,该书按统一体例规范经外奇穴的名称、定位、主治、刺灸法,具备了腧穴文献的标准形式,实现了经外奇穴与经穴在形式上的标准化,而且在按部分类上也更加规范。《窦太师针经》所选35个经外奇穴多见于同时代的针灸治疗文献如《玉龙歌》《针灸集成》《盘石金直刺秘传》,说明所选之穴有着非常广泛的临床应用,严格遵循了宋代确立的“目睹有凭,手经奇效”的奇穴选穴标准。但在经外穴的取材上,由于这一时期“明堂正经”之外腧穴文献散佚殆尽,直接从腧穴文献辑录奇穴的路也就走到尽头,于是另辟蹊径,开始从综合性医书的针灸方中取材、加工、转化为腧穴文献,便成为元以后生成新的奇穴的主要渠道。通过这个路径确定候选穴,再经过非常严格的临床检验,按统一体例转化为腧穴文献形式,补充到经穴之中,因此,保存唐以前针灸腧穴和治疗文献最多的《千金要方》便成为元代这一时期经外奇穴标准化的最大素材库。
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经穴部位》以及2006年修订版《腧穴名称与定位》皆可视为这一路径的代表性成果。
3.3 第三条路径的成果
第三条路径是在明代制定经外奇穴官修标准时开辟的,明代遵循了元代的经外奇穴标准化路径,只是思路有所不同,将选出的经外奇穴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作为与经穴标准并行的一个独立标准。
作为这一路径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明代《奇效良方》卷五十五“奇穴”专篇所载26穴中有17穴选自《窦太师针经》,另据当时临床应用经验增补9穴,首次将经外奇穴独立出来,堪称针灸史上第一个官修经外奇穴标准。其对明以后乃至现代的经外奇穴标准化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成为明以后经外奇穴标准化的一条主要路径。明代《针灸大成》《针方六集》,特别是前者作为明清时期影响很广的针灸名著,不仅对于奇穴术语的规范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对于元代、明代这两次最重要的经外奇穴标准化成果的传扬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经外奇穴命名国际标准《经穴奇穴标准命名》可视为这一路径的延伸。
从古今经外奇穴标准化的路径及标志性成果可以看出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遴选标准非常严格,从第一个官修经外奇穴标准明代《奇效良方》的26穴,经过近600年时间,早期针灸学统编教材收录的经外奇穴数目也只有约30穴,再过20多年,第一个经外奇穴命名国际标准为48穴;其二,不同时代制定的经外奇穴标准所选之穴既有很好的继承性,又有所扬弃,不像经穴标准的发展,后世确立的标准只做加法,不做减法。这也是经外奇穴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未来腧穴标准化的发展方向,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从现代针灸学国家和国际标准化工作的角度考虑,应当选择第三条路径,即经穴标准与经外奇穴标准并行的路径,其中经外奇穴的数量应适当增加到经穴数量的1/3左右。现代微针系统穴及其标准(如1992年颁布的第一个微针系统穴国家标准《耳穴名称与部位》)的出现也提示这条路径更符合现代针灸学的发展状况和规律,更有利于丰富并拓展现代针灸学的内涵和框架。
从教学的角度考虑,可以选择第二条路径,即按统一的标准从已知腧穴中遴选出疗效显著可靠,能满足教学和临床应用需求的常用穴,形成一个统一的腧穴标准。这一标准应采用宋代《太平圣惠方》、元代《窦太师针经》的模式——不论经穴还是经外奇穴 皆按部位排穴。当代代表性针灸腧穴名著朱琏的《新针灸学》以及1974年上海中医学院编撰的教材《针灸学》正是这一模式的当代应用实例,特别是后者,不论是在思路还是方法上都与宋代和元代的模式更加接近,即以临床实用为依据,从经穴和经外穴精选出临床常用效穴215穴以用于教学,皆按头颈部、胸腹部、背腰部、上肢部、下肢部5个分部分类。
需要澄清的是,腧穴的分类方法,即按经脉和按部位,以及分经分部相结合的方式,都是历史常用的腧穴分类法。如《针灸甲乙经》349穴中肘膝以下穴按十二经分类,其余穴分部按线排列,是一种分经与分部相结合的腧穴分类方法;唐代杨上善将《黄帝明堂经》所有349穴分别归于十二经和奇经八脉;宋代王惟一分别采用了《针灸甲乙经》的腧穴分类法和按经脉分类法,其中的按经统穴法经元代滑伯仁的提倡,自明代始渐渐流行,至现代广为流行;《针灸甲乙经》的腧穴分类法一直与按经分类法并行沿用到清代,以后所知者渐少;在按经属穴法的现代,人们对于《针灸甲乙经》腧穴分类法的优点反而认识得更加深刻了。这些分类法是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腧穴进行的分类,各有所长,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并非腧穴按经脉分类就突出了经脉理论的指导作用,按部位分类就淡化了经脉理论。
来源:李宝金,武晓冬,黄龙祥.经外奇穴标准化的目标、路径与标志性成果[J].中国针灸,2020,40(11):1241-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