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诞辰140周年：鲁迅先生肖像全集

鲁迅先生

1881.9.25~1936.10.19

今天是鲁迅诞辰140周年纪念日

鲁  迅

（1881—1936）

在旧时代里的一位迂腐，

或者是一个寒伧的人；

一位行不惊人的朴素得连二十世纪的时代

似乎也遗忘了的

从乡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

——许广平

当民国十五年，

中国腾起革命的洪涛，

我表弟从北京把《呐喊》寄到东京去，

我读了才惊知中国有一位文才鲁迅，

在我的幻想中，

以为他是极为矫健俏皮的青年。

不久我回到广州，

郁达夫先生对我说：

“鲁迅是中国唯一的美少年。”

——白薇

日本时期

（1902—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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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文学院，1903年摄于东京。

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剪掉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后，拍摄了这张照片，因此人称“断发照”。鲁迅曾将此照连同一首绝句赠好友许寿裳，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许寿裳因将该诗命名为《自题小像》。这是现存的鲁迅最早的单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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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寿裳与蒋抑卮等合影（局部），1909年摄于东京。

蒋抑卮听说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外国小说，计划出版《域外小说集》而缺少资金，爽快地答应给予资助，使该书得以出版两辑。照片由东京江木照相馆拍摄，照片上标有William’s字样。此外有“东京神田”四字，标明照相馆的所在地。

杭州、绍兴时期

（1909—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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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留影，1909年摄于杭州。

鲁迅本来打算到欧洲留学，学习德文，因为那时德国介绍外国文学广泛而迅捷，鲁迅所看的东欧、俄国文学作品，很多是德文译本。但现实已不允许他实现这个梦想。1925年，鲁迅在应《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所写《著者自叙传略》中说：“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几个别的人”包括二弟周作人及其日籍妻子。

鲁迅回国后，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生理学教员，兼日本植物学教师的翻译。这张照片由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拍摄。鲁迅的同事许寿裳回忆：鲁迅“初到时，仍着学生制服；或穿西装。彼时他摄有照片：西装内着一件雪白的立领衬衣，戴领带，短发短髭，眼神炯炯，英气勃发。” 照片上标有Ne-Ngo-Sheng, Hong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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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1909年摄于杭州。

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编写了《化学讲义》、《人生象斅》、《生理讲义》等教材。《人生象斅》长达11万字，其附录《生理实验术要略》后经修订，发表于1914年10月4日杭州《教育周报》第55期。同事夏丏尊回忆：“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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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府中学堂春季旅行于禹陵之纪念”（局部），1911年春摄于绍兴。

由于不满于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恶劣风气，1910年8月，鲁迅回到家乡，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教务长）兼生理学教员。他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设法增加他们外出游览增长见识的机会。这张照片是他带领学生游览禹陵时在百步禁阶上所摄。

北京时期

（191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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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Q正传》俄译本所摄，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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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Q正传》英译本所摄，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

应《阿Q正传》英文本译者梁社乾之请，鲁迅拍摄了这两帧照片。鲁迅日记：“午后往中央公园，在同生照相二枚。”梁社乾在翻译过程中，得到鲁迅的帮助。梁译《阿Q正传》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日记1926年12月11日载：“收梁社乾所寄赠英译《阿Q正传》六本”。但译本并未收入鲁迅照片。

厦门、广州时期

（1926—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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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

鲁迅对厦门大学人际关系感到厌烦，且不适应当地生活，不足半年就决意离开。临行前，鲁迅、林语堂与几个学生在南普陀西南的小山岗上照相，这里到处生长着鲁迅喜爱的龙舌兰，满山是馒头一样的洋灰的坟墓。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鲁迅后来把照片用在杂文集《坟》中。他还在照片上题写一句话赠给章廷谦（矛尘）。照片上标有：The China Studio, Amoy（厦门中国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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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时所摄，1927年8月19日摄于广州。

1927年1月中旬，鲁迅到达广州，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廖立峨、何春才到照相馆拍照。鲁迅日记：“下午同春才、立峨，广平往西关图明馆照像，又自照一像，出至在山茶店饮茗。”这张照片采用了多次曝光的方法，有四张底片。

上海时期

（1927—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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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光华大学讲演，1927年11月16日摄于上海。

光华大学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大学，校名取“光复华夏”之意。鲁迅日记：“下午往光华大学讲。”讲题为《文学与社会》。演讲前后各摄影一张。鲁迅在演讲中批评了逃避现实斗争、专造象牙之塔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止于叫苦和鸣不平的消极文学，以及歌颂杀戮的帮凶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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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云里寓所， 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

1927年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迁入景云里23号，建立家庭。

（欢迎关注映像志，ID：image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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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纪念”时所摄， 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

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50岁生日。上海左翼文化团体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荷兰西菜室秘密集会为鲁迅祝寿，史沫特莱为摄影。鲁迅日记：“有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后来鲁迅向朋友报告说：“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五十岁的纪念，其实是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其中一张照片由史沫特莱寄往美国《新群众》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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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释母亲悬念所摄全家照，1931年7月30日摄于上海。

柔石等牺牲后，因谣传鲁迅被捕，在北平的鲁迅母亲担忧儿子的安全，频频来信询问。鲁迅想以全家合影以释母念。鲁迅日记1931年7月28日：“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井写真馆照相。”但这次的照相在冲洗时损坏。于是，30日，“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复至福井写真馆重行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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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所摄， 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

鲁迅日记：“下午往春阳馆照相。”是日鲁迅拍摄三张照片，两张穿外套，或端坐，或侧身坐，均取上半身。照片上鲁迅所穿毛背心系五年前许广平所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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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所摄，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翻译了鲁迅几篇作品，准备编入《活的中国》出版，极盼得到鲁迅一张近照。他托姚克向鲁迅寻求支持，鲁迅拿出一些照片让姚克挑选，姚克看后觉得都不能把鲁迅的性格传出神来，于是提出重拍。鲁迅日记：“午后……同姚克往大马路照相。”实际上两人去了南京路上的雪怀照相馆，照相两张，一张是鲁迅的单人半身像，另一张是两人的合影。鲁迅对单人像很满意。此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就由这张单人照放大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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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岁生辰，1933 年9月13日摄于上海。

1933年9月13日鲁迅一家摄于上海王冠照相馆。鲁迅日记：“上午同广平、海婴往王冠照相馆照相。大雨一阵。”9月17日：“下午以照相分寄母亲及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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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所摄，1935年摄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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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

1936年初，鲁迅患病，时轻时重，历时数月。3月23日鲁迅日记：“午后明甫（茅盾）来，萧军、悄吟（萧红）来；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史女士，指史沫特莱，“其友”，是英文《中国呼声》编辑格兰尼奇。两人为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请鲁迅邀萧军、萧红等来谈义勇军活动情况，茅盾担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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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所摄，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沙飞摄。

1936年10月，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巡展到上海。鲁迅一贯支持新兴木刻运动，关心青年艺术家们的成长，因此不顾病中体弱，参观了展览会。鲁迅日记：“午后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参观过程中，鲁迅坐下来与青年木刻家和外国记者交谈。沙飞为摄影。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  沙飞摄  1936年

附：鲁迅论摄影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鲁迅遗容(寓所卧室)   沙飞摄  1936年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都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鲁迅遗容(上海万国殡仪馆) 沙飞摄 1936年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 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 “洋气” 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 “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