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工”到“打工人”？
昨天《财经杂志》发了篇文章：《珠三角等地用工荒，返乡就业收入低，农民工为何仍大规模回流？》。
文章有两位作者，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另一位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
其实理性地讲，我不应该聊这类的话题。因为关注我的用户里，大部分不是这个群体。
更大的问题是，这个群体自动隔离于了话语体系之外，他们既不发声，也不听外面的声音，更多的人从来没想过保护群体权益。
就和历代中国底层民众一样，活着就好。
也就是说，我帮他们发声，他们也听不到。既不会提高我公众号的阅读量，更提高不了关注度。
但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这个群体总能撩拨我的情绪。
这就出现了一个我们能做的和该做的之间的矛盾。这件事我能做，但从收益的角度看，我并不该做。
之前，我没少谈这类的话题，可我初中的一个农村同学非常不解地问，这和你有啥关系呢？你总逼逼个啥劲呢？
不过，从道理上讲，利于他人的事，能做就做，别问自己应不应该。也就是俗话说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所以还是聊聊农民工的话题，我姑且先叫“农民工”这个被定义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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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的用工荒不是一年两年了，可以说从2010年就慢慢开始了。
我是干广告的，对于广告行业来说，用的都是散工，2010年之前，我的广告店总会有散工来发名片，很客气地和我说，老板有活叫我啊！又递烟又送笑脸的。
可2010年之后，基本没人来发名片了，用工只能找过去的几个熟人，而经常听到的答复是我没空。
原来是，我叫谁来干活，他感谢我，和我拉关系，请我吃饭；后来变成了，我要感谢他，要请他吃饭。并且，2012年之后，我原来熟悉的、做广告散工的人越来越少，没办法，只有亲自上阵了。
找工作的人越多代表工作机会越多，这个地区的吸引力越大；相反，用工都难了，说明这个地区的工作机会变少，地区吸引力减弱。
珠三角的用工荒，还反映在另一个侧面上，那就是自2016年之后，广州这个春运大集散地，春运再也不那么挤了，直到这两年的如常。
不过，在日常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就是原来的工资水平很低，现在的工资水平好像很高，为什么没人来呢？
你比如，2008年时候散工一天最多100块，现在要300—500块。
日工资多了，为什么没人来了呢？其实是用工减少，推高了散工的日工资。
原来一天100的时候天天有活干，现在一天300—500了，一个月最多有一周的活干，不要多不行。
而用工最多的是工厂，一个不可忽视的现状是，现在工厂通过三方劳务公司配送的员工，实际情况是他们的工资比2012年之前降低了。
有人说不会啊，当年的工资水平就两三千，现在都五千左右了，是提高了呀？
这是没有去除物价因素。那时租房费用不到500，现在在1500以上；那时大米还有一块多一斤的，现在两块一斤的都找不到了。
其实，珠海的几个大号企业，你比如格力电器、红塔集团（做烟盒用纸的）、醋酸纤维（中烟和美国一家公司的合资公司，做烟过滤嘴的）工人的工资都没有提高，不光是三方公司劳务配送来的没有提高。这几家公司都有国有成分，原来分配来的、有计划编制的员工，2000年的时候就挣3000多块，现在不到5000块，这不是工资涨了，是降了。
那时的3000比现在的5000还多，现在的5000块应对是每平两万的房价，那时3000块应对的是2000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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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的这篇文章主要以疫情为分界，分析了珠三角的用工荒问题。他的观点是，不是珠三角的经济下降了，而是打工者的户籍所在地的县域经济发展了，大家回家打工了。
因为现在不能说经济下滑，叫“炒作负面信息”，充当经济、金融“黑嘴”。前些天给我们这些自媒体下了命令，但没想到《财经杂志》这样的大牌正规财经媒体也畏惧。或者说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的方向就是只向前看，不看后面落下了啥。
可以说，县域经济发展引发劳动力回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可惜，这样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既便有，但占比也非常小。可以说，人工流出大省的县域经济还支撑不了那么多人工。
其实，这里的一个真正原因就是珠三角地区的用工减少。最主要的是利润下降，工人的收入提高和物价的上涨不成正比。
至于为什么珠三角地区的用工减少、工厂的利润下降，这里的原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比较复杂。
不过，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是，珠三角作为中国经济前沿的地位下降了。下降的原因不是它自己真往下走了，而是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地位上升了，差距变小，地位拉平了。
我指的是用工方面的地位。你比如说现在成都的发展、经济地位的提高，就使很多四川人不再出川了。
但这绝对不是县域经济发展力量能做到的，而是成都这样有两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人口红利带来的。
可以说，中国的农村还是农村。一个另人担忧的现象是，原来越来越工业化、城镇化的农村，反而越来越农村化了。
你比如温州这方向的反向就非常严重，那此年温州的农村也都是工厂，现在不是了。相应的情况在山东、江苏也有出现。你不要看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村村通了，村村都有垃圾桶了，路灯了，关键是县以下的乡镇企业在减少，表面看城镇化了，其实更加农村化了、农业化了。
所以县域经济并没有发展，当然，我说的是普遍现象，个别地区会有这方面的进步。
你比如安徽安庆这几年县域经济发展的就很好，但这样的是少数，大多数是越来越差，其实包括广东省珠三角以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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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
最根本的原因就那么简单，挣不到钱了，只能回家。具体点说，就是收入增长的预期无法满足，生活成本太高，无法承受。
《财经杂志》的文章也讲了这方面的原因，叫“举家城镇化”高成本是主因，“县域经济发展”也是主因。
“举家城镇化”成本太高的侧面就是收太少，没有办法在工作地买房、解决不了孩子、老婆（老公）的生活、学习问题，只好回家。
我们总讲，中国经济有弹性，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可以放开、也可以压缩的民企。
需要民企冲上去的时候就在政策上放一放，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收一收，反正民企可以伸缩自如。
而弹性的另一面就是农村劳动力，他们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政策调节来，也能回。
相对于城市打工人来说，他们有家可回，有地可种，有猪可养，他们的退路。你可以把它叫制度优势。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优势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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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人大代表提出“政府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
这一话题引起了热议。不知道为什么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9月17日做了答复：“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
深圳的答复很有意思，答复还称：经核查，目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主要媒体在报道中对“农民工”群体仍然使用“农民工”表述。2019年12月4日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也采纳了“农民工”表述。
意思大家都这么叫。
关于“农民工”称谓的争论好多年了，一直在讨论叫什么。有的说叫工人，有的说叫建设者，深圳的叫“来深建设者”，好尴尬。就和说一个男人或女人人，是从农村来的男人或女人一样尴尬。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施春宏曾在2012年的文章《农民工，该拿什么来称呼您》中指出，“'农民工’一词本身并没有必然的歧视性色彩......对'农民工’而言，折射出来的根本问题就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乃至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本问题。”
说在称呼上歧视是把这个问题说小了，施教授说是国家、民族的根本问题是把问题说大了。
其实是农民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问题。
古代士农工商，农民排老二，而实际上农民是老大。
士的主要出身是农民，当官的离任之后还要回到农村，农民是当官的爹，也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当官的叫父母官。给父母当官，你还不是要听父母的嘛。
只是后来有马屁文人曲解了父母官，反过来了，官成了父母。既便是在全福利的北欧社会，当官的是百姓的父母、为民众做主也解释不通。
可见，在农业社会农民具有统治地位。
但现不是农业社会了，也可以说要走出工业社会了。
建国后，我们对社会进行了阶级分划，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人是领导阶级。因为我们要走向现代化，现代化的前提是工业化，工人的地位高也可以理解。
但这种阶段分类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职业决定阶级。
也就是说农民这种称谓，主要代表的是阶层、阶级以及社会地位而不是职业。
所以，农民工这种职业称谓就显得很含混，是农民阶层的人去当工人，但你不是工人阶级、社会领导阶层。
强调的也是这个问题，农民的阶层和身份。这也就是农民家孩子考上个骗人的一百多分的大专，父母也能高兴得老泪纵横。因为父亲不想把农民这个身份，而不是职业遗传给儿女。
当农民的社会阶级地位被法定了之后，农民工的称呼就是个死结，职业代表阶层的结也解不开，社会上职业歧视的本质是阶级歧视。
社会上的阶级是永远存在的，但在政治上要尽可能地避免阶级论。因为代表不平等。
不过随城市化经济的推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随着户籍的改变、职业的改变有一大部分农民会改变身份、改变阶层，从“农民工”变成“打工人”。
“打工人”是所有上班一族的自嘲，它虽然也带有阶级的味道，但打工人内部，无论是快递员、保安、公司职员、码农、小公务员等等，被这个名词拉平了。
而且90后的农民进城之后，他们已经没有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他们更认可“打工人”这个身份。
从“农民工”的强阶级认同，到“打工人”这种弱阶级认同，是社会进步推动的。
也就是社会最终会走向更加平等，消灭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是趋势，不可逆。只是道路远近、时间长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