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瓦兹 | 你无法抓牢生活，就像你不能将一条河放在桶里带走
焦虑的年代
你无法抓牢生活，就像你不能将一条河放在桶里带走。要是你试图将流动的水抓住并放入一只桶内，这只能清楚地表明你并不懂得流水的性质而且你将永远失望，因为水是不会在桶内流动的。想“拥有”流水，你必须放手让它走、让它奔流起来。对生活和对上帝而言，也是如此。
从所有外部表象来看，我们的人生都只是一个和另一个永恒黑暗之间火花般的光。而这两个黑夜之中的间隔也并不是没有乌云的白日，因为我们越是能够感受快乐，就越容易受到痛苦侵袭——而且，不论在背景中还是前景中，痛苦永远跟随着我们。通过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表象更多的东西、相信我们是为了一个超越于此生的未来而生活，我们已习惯于把我们的这种存在看作是值得的。外部表象看起来并没有意义。如果生活是以痛苦、不完整和虚无为结果，那它对生来就能思考、希冀、创造和爱的生灵来说似乎是一个残忍且徒劳的历程。人作为理性的生物，希望他的生活有意义。并且，除非在他目之所及外还存在着更多的东西——除非在无常而短暂的生死历程后面有一个永恒的秩序和永恒的生命——他发现很难相信人生是有意义的。
若用一个轻率的比喻来介绍严肃的话题，我可能不会得到原谅。但如何从看起来是一团杂乱的经验当中发现意义，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我想邮寄给别人一包水的幼稚愿望：收件人解开绳子，在他的膝头放出大水。可是这个游戏不会成功，因为在一个纸包里打包和封上一磅水实在是不可能，它不可能的程度足以让人恼火。有些纸打湿时不会开裂，不过麻烦在于将水变成任何易于处理的形状，以及在不使包装破裂的情况下把绳子系上。
一个人越是去研究那些针对政治和经济、艺术、哲学以及宗教问题所提出的尝试性解决方案，越会得出这样的印象：那些极富才华的人们，在试图将生命之水放进整洁、恒定的包裹里这种不可能且无关紧要的任务上，耗尽了他们的智慧。
有很多原因使这一点对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尤为明显。现在，我们关于历史、关于所有曾被扎紧却不出意外地开裂了的“包裹”，都已了解得这么多了。我们关于生活所产生的问题知道这么多细节，以至于这些问题拒绝被轻松地简化，而且它们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混乱。并且，科学和工业使生活的节奏和剧烈程度都加快了这么多，我们的“包裹”好像破裂得一天比一天更快了。
因此我们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不同寻常的不安全感的时代。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有那么多悠久的传统——有关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有关政府的、有关经济秩序和宗教信仰的——都衰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握住的“石头”好像越来越少，能被看作绝对正确和绝对真实、在任何时代都永恒不变的事物越来越少了。
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从道德、社会及精神教条的限制中获得的解放，理应受到欢迎。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是对理性和心智的一种破坏，危险而可怕，趋于使人类生活陷入绝望的混乱。对大多数人，或许这种即时的解放感会制造短暂的愉悦，但跟随而来的则是最深的焦虑。因为若一切都是相对的，如果生活是一道没有形状和目标的急流，而且在它的洪流中，除了“变化”本身，绝对没有事物能够持久，那么它就会看上去“没有未来”，并因此而没有希望。
只要拥有一个能令其憧憬的未来，人类就仿佛可以很快乐，无论这未来是明天的“好时光”，还是超越了坟墓的永恒生命。出于各种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后者难以相信。在另一方面，前者的劣势是，当“好时光”到来时，若看不到更多的好日子到来的希望，我们就很难去尽情享受它。假使快乐总是依赖于一些我们期待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是在追逐一缕永远抓不住的鬼火，直到未来以及我们自身都消失在死亡的深渊里。
事实上，我们的年代并不比其他年代充满着更多的不安全感。贫穷、疾病、战争、变迁和死亡都不是什么新事物。在最好的时代里，“安全感”也只不过是短暂、似是而非的；然而通过信仰灾祸不能殃及的领域里那些不变的事物，例如上帝、人的不灭灵魂和统辖宇宙的永恒律法，是有可能将人生的不安全感变得可以容忍的。
今天，这样的信念即使在宗教界也稀有。现代教育所及之处，没有哪个社会层级没在内部留下怀疑发酵的痕迹，甚至也几乎没有哪个个人没在心中留下这样的痕迹。不言而喻的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科学的权威已在大众的想象里取代了宗教权威，而且至少在涉及心灵方面的东西时，怀疑论已经变得比信仰更加普遍。
信仰的衰落是经由真诚的怀疑——从事科学和哲学的高度聪慧的那些人认真、大胆的思考——而发生的。被对真相的热情和敬畏所推动，他们尝试着抛掉一厢情愿，去观看、理解和面对生活的原貌。可是虽然他们为改善生活处境做出了一切努力，他们的世界图景却似乎没有留给个人以最终的希望。他们的聪慧头脑所创造出的奇迹留在了世界上，代价则是未来的世界消失不见。而人总是要问出这个古老的问题：“假如一个人得到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他的灵魂，这对他有什么益处呢？”逻辑、智力和理性都得到了满足，可是心却饥饿了，因为心已经学会了去感知，我们是为了未来而生活的。尽管缓慢且不确定，但科学有可能在持续几年的时间里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之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将终结。一切都将终结。不论延迟多久，一切生造出来的都会崩解。
虽然存在着一些相反的观点，怀疑论仍是科学界的普遍看法。在文学界和宗教界，现在常常认为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甚至有一些相当一厢情愿的科学家觉得，当现代物理学抛弃了一种粗糙的原子论唯物主义（atomistic mate-rialism）以后，这一冲突的主要原因便解除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世界上重要的学术和科研中心，人们以研究科学的完整内涵和方法为业，而他们与他们认为是宗教观点的东西仍然距离遥远。
核物理学和相对论固然已摒弃陈旧的唯物主义，可是在它们今天给我们的宇宙观里，留给有关任何绝对目的或图景的想法的空间甚至更少了。现代的科学家不会幼稚到因上帝不能在望远镜中找到而拒绝承认上帝，或因灵魂无法在手术刀下显露而否定灵魂。他只是注意到有关上帝的理念在逻辑上不是必须的，甚至怀疑这种理念有任何意义。他用其他更简单的方法所无法解释的事情，这种理念也并不能帮他解释。
现代科学家坚持，若认为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和控制，这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称一切都是由上帝创造和支配的就像是说“一切都不对劲”——而这没有任何含义。上述宗教看法不能帮我们做出任何能被证实的预言，因而从科学的立场上看，它没有丝毫价值。科学家在这方面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的，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就这一点而争论。我们只需要注意这种怀疑论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它决定了我们这个年代里盛行的心态。
科学所表达的，概括来说就是：我们不知道也绝无可能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我们已知的一切并不表明他存在，所有声称能证明他存在的论据都被发现是缺少逻辑意义的。的确，没有什么能证明上帝不存在，但寻找上帝不存在的证据的责任落在提出这一看法的人身上。科学家会说，如果你信仰上帝，你一定是在纯情感的基础上这么做，没有逻辑或事实基础。实际上，这差不多等于无神论，从理论上讲，这就是不可知论。因为，不假装懂得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是科学诚信精神的精髓，不使用无法得到验证的假设是科研方法的本质。
这种诚实精神的直接结果深深地令人不安并令人沮丧。人似乎不能离开神话，不能离开这种信念而生活：这一生的那些按部就班和千篇一律、那些痛苦和恐惧都会在未来呈现出特定的意义与目的。忽然间，新的神话——带着对当下世界里最美好未来的不切实际承诺的政治和经济神话——就形成了。通过把个体变成一种广阔的社会努力的一部分，并在其中使他丢掉了他自己的空虚和孤独感中的一些内容，这些神话给了个体一定程度上的意义感。然而恰是这些“政治宗教”中的暴力，背叛了它们自身所含藏的焦虑，因为这些“政治宗教”只不过是一群人挤在一起，呼喊着以在黑暗中给自己勇气。
一旦一个宗教开始被怀疑是一种神话，它的力量就消失了。对人类来说神话是必须的，但它无法像配制头痛药那样自觉地开出一个神话处方。只有当神话被认为是真实的，它才“发挥作用”，而人类却无法长期故意“欺骗”自己。
连最出色的现代宗教辩护士也好像忽视了这个事实。他们用来支持某种对正统的回归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那些显示了因笃信上帝而获得社会利益及道德优势的证据。但这并没有证实上帝的真实性，它最多证明了信仰上帝是有用的。“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有必要发明出他。”或许吧，不过假如公众对他的存在有任何怀疑，那么这个发明就会是徒劳的。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在一些知识分子圈中，大多数对正统的回归都这么不可信。它更多的是对一种相信的信仰而非对上帝的信仰。缺乏信心、神经过敏、受过教育的“现代人”与具有沉默的自尊和平静内心的老派信徒，这两者之间的对照使后者显得令人艳羡。但是把神经过敏的出现或缺席当作真理的试金石，以及坚称如果一个人的哲学使他变得神经质，这种哲学一定是错的，是对心理学的严重滥用：“多数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神经过敏，而多数天真的天主教徒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快乐和平静。因此前者的观点是错误的，后者的看法则是正确的。”
即使这种观察是对的，以其为依据的推理也是荒谬的。这就好像是说：“你说地下室里着了火，你为此而烦恼。因为你正在烦恼，那儿显然没有着火。”不可知论者和持怀疑论的人神经过敏，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哲学是错误的；这其实表示他们发现了一些自己不知道如何与其相适应的事实。妄图通过逃离事实来逃离神经过敏症的知识分子，只是在奉行“无知是福，难得糊涂”的原则。
当信仰永恒成为不可能，当只存在着它的可怜的替代物——信仰相信，人们便只好在随时间而来的欢乐中找寻他们的快乐。他们其实很清楚地知道，这些欢乐既变幻莫测又短暂，不管他们多么想要将这一点埋在脑海的深处。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人们会有一种焦虑，担心自己也许错过了什么，因此他的头脑不安而贪婪地在一项和另一项欢娱之间穿梭，却在哪一个之中都无法获得休息和满足。另一方面，总是不得不追求那个在一个永不会到来的明天里、在一个一切都必定分崩离析的世界里或许能实现的美好未来，这个过程带来的挫败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这究竟有什么用”的疑问和情绪。
因此我们的年代是一个充满沮丧、焦虑、烦乱以及“兴奋剂”成瘾的年代。我们必须在可能的时候想办法抓住我们所能抓住的，并在心里压抑我们的这种看法——整件事情都是徒劳无意义的。我们称之为“兴奋剂”的是我们的高生活标准，一种剧烈而复杂的感官刺激，它使得我们的感官逐渐变得不那么灵敏，并因而需要更多强烈的刺激。我们渴求着使注意力分散的消遣——由景观、声音、兴奋感和刺激构成的“万花筒”，在这一“万花筒”里，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塞进尽可能多的内容。
为了保持这一“标准”，我们大多数人愿意忍受我们的生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件事情构成的：从事枯燥无味的工作以赚取收入，以及经由间歇的狂热而昂贵的物质享受来寻求沉闷中的解脱。这些间歇被认为是真正的生活，是必要的工作之恶所达成的真正目的。我们猜想，做这种事情的理由是可以养活一家人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并由此养活自己的后代……而且这样无限地继续下去。
这不是讽刺漫画，这是数以亿计的生命原原本本的现实，它平凡到了我们几乎不需要详加描述细节，除了注意到那些忍受生活的人的焦虑和沮丧以外，我们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看起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现一个新的神话，或令人信服地复兴一个旧的神话。如果科学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我们便可尝试以“他毕竟可能存在”这极小的可能性为前提来生活和行动。在这样一场赌博中，似乎什么也不会失去，因为假如死亡是最终的结局，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什么。但很显然，这绝不等于一种必不可少的信仰，因为它其实就相当于说：“既然整件事无论如何都是徒劳无益的，那么就让我们假装它不是吧。”第二种选择是坚定地尝试面对人生只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这一事实，然后在其中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让科学和技术在我们从虚无到虚无的人生旅途中尽好地为我们服务。
然而作为解决办法并不是只有这两种选择。我们可以承认批判性科学（critical science）的一切不可知论。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坦诚地承认，我们对上帝、对个人的不朽或对任何绝对事物的信仰都没有科学基础。我们可以从试图去信中抽离出来，听天由命地生活、不再做更多努力。由这个出发点，出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它既不有赖于神话也不需要绝望。但是它要求在我们平庸、惯常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中发起一场彻底的革命。
这场革命的特异之处在于它揭示了所谓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神话背后的真相。它揭示的并非宗教信念，而是与上帝观念和永生观念相应的——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实际存在着的现实。有一些理由使我们可以假定一场这样的革命是一些主要宗教观念的源头，并且它与这些观念之间的关联就像是现实之于符号、原因之于结果。普通宗教实践的常见错误是把符号误当作了现实，是看到了手指指出的方向之后却把手指放入口中享受吮吸的快感，而并不去跟随它的方向。宗教理念就像文字一样，没有多大用，还常常误导人，除非你了解它们所指涉的具体现实。“水”这个词在知道什么是水的人们之间才是一个有用的沟通工具。就“上帝”这个词以及有关“上帝”的理念来说，也是如此。
在这一点上，我不希望自己看似很神秘，也不想宣称自己拥有“秘密的知识”。与“上帝”和“永生”相对应的现实是千真万确、正大光明、清楚明白的，并且开放给任何人看。但是要想看到它则需要对头脑进行修正，就像有的时候要拥有一个清楚的视觉，也得对眼睛进行矫正。
对这个现实的发现被信念妨碍而不是被它促进了，不论一个人信的是上帝还是无神论。我们在这儿必须把信念（belief）和信仰（faith）区分清楚，因为就一般实践来说，信念意味着一种心境，它几乎是宗教信仰的反面。我在这里所使用的信念一词，是说坚持相信事实就是一个人所“愿望”、希望它是的那样。当情形与他所预想的观念及期待相吻合的时候，持有某种信念者才会向事实开放他的头脑。在另一方面，信仰是头脑对真相的毫无保留的开放，不管这个真相将会呈现为什么样子。信仰没有任何预设；它是对未知的全心投入。信念具有依附性，信仰则会放手。从语词的这个意义上讲，信仰是科学的基本品德，同样地，它也是任何不存在自我欺骗的宗教的必要美德。
大多数人信上帝是为了感觉到安全，为了使我们的个体生活显得有价值和有意义。信念因而成了一个人坚持下去、抓牢生活并为自己而活的一种尝试。但只要你试图去抓住生活，你就无法理解生活及其神秘之处。实际上，你无法抓牢生活，就像你不能将一条河放在桶里带走。要是你试图将流动的水抓住并放入一只桶内，这只能清楚地表明你并不懂得流水的性质而且你将永远失望，因为水是不会在桶内流动的。想“拥有”流水，你必须放手让它走、让它奔流起来。对生活和对上帝而言，也是如此。
人类思想和历史的当前阶段对于这种“放手”是成熟的时机。正是由于我们曾在其中寻求安全感的那种信念倒塌了，我们的头脑才已为“放手”做好了准备。从与特定的宗教传统严格地——虽则也很奇怪地——相一致的角度看，陈规旧习和绝对事物的消失并非灾难，而是福分，这几乎是在迫使我们用开放的头脑面对现实。正如你只能透过一扇明亮的窗户看到天空，你也只能经由开放的头脑来认识上帝。假如你将玻璃窗涂上了蓝色的颜料，你就看不见天空了。
然而那些反对将颜料从玻璃上刮下来的“信教”人士——那些以恐惧和不信任来对待科学的研究态度、把信仰跟忠实于特定的观念弄混的人，令人费解地对精神生活的规则表现出无知，而这些规则是他们有可能在自己的传统纪录中找到的。一项针对比较宗教学和精神哲学的细致研究表明，放弃信仰、不再执着于一个利己的未来人生，以及放弃从有限性和必死的命运中逃离的企图，在追求精神的道路上是一个常见且正常的阶段。这实际上是精神生活的“第一准则”，本来在最初就应当显而易见，但是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博学的神学家对于科学界的批判哲学，什么手段都愿意采用，就是不愿采取合作的态度。
灵魂的救赎只能通过上帝的人身存在形式的死亡来实现，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但是，认识到上帝的人身形式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耶稣基督，也是人在头脑中紧抓不放的形象、观念以及对绝对事物的信念，这或许不那么容易。这是诫命（command-ment）的全部意义：“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
要发现生活最根本的真相——绝对事物、永恒、上帝——你必须停止试图以偶像的形式来抓取它们。这些偶像不只是粗略的形象，比如在脑海中把上帝塑造为坐在金色宝座上的一位老绅士。它们也是我们的信念，是为我们所珍视的有关真相的先入为主的看法，它们阻断了我们的心和头脑通往现实的通路。形象的合理用途应该是表述真相，而不是控制真相。
这一点一直为伟大的东方传统，如佛教、吠檀多和道教所承认。这个原则也不是不为基督徒所知，因为它就隐含在基督的整个故事和教义中。耶稣本人的生活从最初就是对不安全感的全然接纳和拥抱：“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若是基督在最正统的意义上被当作神，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独一无二的化身，这个原则就更到点子上了。因为基督生平故事的最基本的主题就是这个“酷似”上帝的人通过肉身被毁灭而成为了生命的源泉。对那些想要借由他作为人的个体性来坚执于他的神性的信徒，耶稣解释道：“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以同样的口气警告他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这些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用于基督徒，同时也恰恰说到了我们的时代的总体状况。我们从没真正地理解这些话背后的革命性意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被宗教所称为“上帝的异象”的现象，是在人们放弃一切关于上帝的信念时出现的。在同样的反向努力律的作用下，我们只有经由对有限性的最完全的接受，才能发现“无限”和“绝对”，而竭力想从这个有限和相对的世界中逃脱反倒是没有用的。尽管看起来充满矛盾，但同样地，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生活是没有目的的，我们才能发现生活的意义；只有当深信我们对于宇宙一无所知，我们才能了解“宇宙的秘密”。一般的不可知论者、相对论者或唯物主义者都不能到达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没有持续地循着他们思维的路线直到终点——这个终点会是他们生命的惊喜。他们过早地抛弃了信仰以及对现实的开放性态度，让自己的头脑僵化以至形成教条。发现这个秘密、这个所有奇迹之上的奇迹，并不需要信念，因为我们其实只能相信已经为我们所知、所预想和所想象的事物。但是这个秘密位于一切想象之上。我们只需要把我们头脑里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真相终将大白”。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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