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朱东润先生 涂 石

涂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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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家、传记文学作家和教育家，他在1957年到1967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以养成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理论功底、思考方式与人格塑造为目标，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和学科架构，对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他崇尚独立思考、持之有故的治学风格也影响了一代代学人。

我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对我读书、工作、做人等诸多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朱东润先生。

我是1959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两年前的1957年，朱东润先生刚刚由中文系中国文学教研组主任升为中文系主任。这个职务是由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任命的。从1929年到1957年，朱东润先生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立专修学校、无锡第二中学、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执教28年。朱先生认为，对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的探讨，还没有闯出一条科学的道路。旧时代的文人，不理解汉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更不理解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关系。而新中国的中国文学系就负有这样的使命，搞清楚这两者的关系，以及担负起新一代中文系人才究竟怎样培养的重任。1952年当朱东润来到复旦大学时，就带着这样的愿望：在中国文学、中国语言学方面做出努力，在华东带一个头；在全国，和兄弟学校的中文系共同努力，以期不辜负他所处的时代和使命。

要实现这个目标，单靠朱先生一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依靠中文系文学和语言两个教研组主任的力量。他制定了五年制的文学、语言专门化的教学课程规划；基础性的工作即是按照老中青师资队伍，安排教学岗位。我入学时，中文系在课程设置上是一个专业——中国汉语言文学专业；两个专门化——中国文学专门化和中国语言专门化。文学专门化设置有基础必修课中国通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艺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文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语言专门化设置有基础必修课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汉语史、汉语方言学与方言调查；专业必修课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英语或专业俄语；限制性选修课则有西方美学、楚辞研究、红楼梦研究、鲁迅研究等。实践证明，朱东润先生为复旦大学中文系设置的这些课程，对于培养中国文学和汉语言文字方面从事教学、科学研究和理论工作的专门人才是非常切合实际和有效的，以养成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理论功底、思考方式与人格塑造为目标，显示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计和学科架构的科学与合理。这是朱东润先生从1957年到1967年作为中文系主任对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科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和学术追求至今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所继承。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朱东润就对综合性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办学宗旨，提出三点看法：现代的学术应当具有世界的意义；现代的学术应当有理论的基础；中国文学批评是一门纯理论的科目，学生不具备一定的素养或许不能了解，所以应当放在四年级的必修课目里。我们正是在大学四年级时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正是朱东润先生。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蓄着短胡子，理着平头，穿着一件中式上装，手执教案走进教室。身材笔挺，脸面略带微笑。讲课时，不看讲义，在讲坛前踱着方步，面对学生侃侃而谈，常常两手对搓着，打拳似的，非常生动有力。采取的是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的讲授方法。其学术眼光极其敏锐，常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不敢发。他对历代文学批评家的时代背景、政治活动、学术见解了如指掌，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史实记载以及学术细节，都能脱口而出。朱先生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课时，基本上也还是沿着他1944年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线索展开的，而这本书的章目里只见无数的个人，而不见时代和宗派。远略近详，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朱自清称“《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绍虞的被朱自清称为“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以，从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书立说的历史来说，郭绍虞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拓者，朱东润先生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奠基人之一。

朱东润先生读书扎实，很用脑子，他总是不断地发现问题，崇尚独立思考、持之有故。他读书的方法与人不同，例如读《诗经》中《关雎》一篇，他要把齐、鲁、韩三家诗的看法、《毛传》的看法、《郑笺》的看法，以及后代陈启源、陈奂、马瑞辰、龚橙这些人的看法一一读过来，没有把《关雎》这首诗的看法搞清楚以前，决不读第二篇。《诗经》《楚辞》都是无数前人研究过的故典，一般教师上课是人云亦云，作知识的简单传递。而朱先生通过阅读和研究，认为从《国风》160篇所言的名物章句，可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凡80篇，皆有明证。更以类推之法言之，自  《螽斯》《桃夭》以降，共20篇，皆可自统治阶级之诗而推定。其他可推而不及推、不待推者尚多。最后他说：“大抵民间文学之立足点，在将来而不在过去，与其争不可必信之传说，何如作前途无限之展望？吾人果能溯已往以衡将来，则知今后之民间文学，其发展乃正无穷。何则？凡一种阶级能为文学上之表现者，其人必有相当之素养，与最低限度之余裕，而其中必有格格欲吐，务求一倾而快之情感，然后始能见之于文学。”1940年，他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认为《国风》不得称为民间之诗者。1951年，他发表《〈离骚〉底作者——〈楚辞〉探故之二》，认为《离骚》非屈原所作。这两个惊世骇俗的论断，震撼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朱东润也不改变自己的结论。

1954年5月，朱东润先生接受了中华书局《左传选》的编注工作。他不是随便编选，而是首先对《左传》提出两个问题：一，《左传》的性质及其书名；二，《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是说这本书的原名是《左氏春秋》，作者左丘明，作品是和《鲁春秋》并行的历史记载。但却没有肯定这只是《鲁春秋》的解释。清姚鼐《左传补注序》指出“余考其书于魏氏事迹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这个主张，有人还不能同意，但是从三个方面看来，不妨认为这是战国初期魏人作品。《左传》关于魏事的叙述特多，有夸张，有颂歌；《左传》所引对于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一不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都是从后傅合；《左传》所记秦事，自公元前627年殽之战以后，即逐渐减少，甚至对于穆公遂霸西戎，如何获得霸权，也没有应备的记录。因此，《左传》成书在魏开始强大、赵内乱未定、和秦与东方诸国隔绝的时期，可以假定为公元前四世纪初期。《左传》成书的年代确定了，便可以从此认清《左传》的思想价值，其进步思想是主要的。最后，朱先生提出《左传》在由《左氏春秋》转手为《春秋左氏传》的时候，插入了解经的语句，以致上下语气不连贯，这是明显的事实，有的选本索性把经解删去，文义更觉流畅。《左传选》这本书对于解经的语句，另用仿宋体排印，一面保持原来的面目，同时也表示有所区别。朱先生还说，这本书的前言虽然无法确切地指出这是吴起的作品，但是从作者所处的魏国所生的时期和所有的思想看，很可能是吴起，这和郭沫若在《青铜时代》这本书里所作的宏论是符合的。从朱东润编选《左传选》这些细节，读者不难窥见朱先生是怎样严谨治学的。

朱东润先生深感自己在古典文学教学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责任重大。他作出尝试，摆脱历史的因袭，大胆追问，努力寻找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方向。其科学研究成果有《读诗四论》（1940）、《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3）、《史记考索》（1943）、《左传选》（1954）、《陆游研究》（1962）、《中国文学文学论集》（1983）、《朱东润文存》（2014）。这一系列的古典文学著述，无不显现了朱东润特立独行的学术人格。

钱锺书有一次在给王水照的信中说：“郭朱二老，当代耆硕，学问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也。”耆者，强也；硕者，大也。郭绍虞、朱东润两位先生，是当代学问之强大者。

在复旦中文系念书时，我已经知道朱先生早在英伦留学期间因读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就对传记文学发生了兴趣，1940年开始研究传记文学，1945年出版了《张居正大传》。但是其中的原由，我是毕业很多年以后才了解到的。朱东润先生无论是教学、培养人才，或是著书立说，都着眼于国家文化建设和光明前途，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为什么要写《张居正大传》这本传记呢？他说：“写这本书的时代，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三十二年的时候，敌人的势力，深深地侵入整个的中国。国民政府跼促在西南的一角，半个中国已沦陷了，其余半个中国，时时感受到威胁。单凭这样的国家，遇到这样的国难，除了等待奇迹的来临，我们还敢有什么奢望？这使我想起明代的张居正。明代的建国，本来就是中国人从异族统治之下争取生存的努力，张居正以那种以社会国家为己任的精神，他认定自己对于社会国家负有莫大的责任。要求一个人在不受物质诱惑而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担当鞠躬尽瘁的责任，在他后面，必然有一份以身殉道的精神，才能给他有力的支持。这正是张居正的精神，也正是这一点使我发心写这本大传。”朱东润是为唤起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前进而写作《张居正大传》的。

朱东润先生既是中文系主任，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任课老师，写书的时间哪里来呢？他说，完全是凭着自己起早摸黑，挤出时间完成的。他是在自己极其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陆续写出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以及后来的《朱东润自传》和《李方舟传》。朱东润先生的这些传记文学作品无疑是中国文化积累的一份宝贵财富。朱先生曾在许多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愿意被后人称为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先生不愧是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的重要开拓者。

朱东润先生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和传记文学作家，是我国当代一位具有强烈国家意识、强烈民族意识、高度时代使命感的出类拔萃的教育家。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有自尊、自重、自信、乐观人格和处世态度的老人，还喜读书、勤思考，完全与朱东润先生对我的教育、熏陶、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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