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墨字的唐代银器 ，原来还有这种用途 ！

这些墨书题记对于揭示器物名称、唐代衡制、赋税制度，反映埋葬情况、器物来源、检校藏品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书法价值也不容低估。

莲瓣纹提梁银罐内所存物件数量与墨书所记相符，蓝、红宝石(有人认为是红色蓝宝石)等16块与颇黎（玻璃）16段相契合。由此可见，唐代玻璃是指宝石之类的天然矿物，《天竺记》：“大雪山中有宝山，诸七宝并生，取可得，惟颇黎宝生高峰，难得”。《新唐书·罽宾传》：“武德三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颇黎状若酸枣。”这里玻璃显然指天然宝石。《本草纲目》引陈藏器：“玻璃，西国之宝也。玉石之类，生土中……主治惊悸心热，能安心明目，去赤眼，熨热肿，摩翳障。”何家村出土的蓝宝石上有多处加工琢磨的条痕，并多有穿绳之系孔，绿玉髓已加工成底面平坦的戒面形式，可见这里的宝石是当作装饰品用的，而非药物。

上上乳 银盒

何家村出土三种钟乳，分别盛放于三个银盒中，其一，盒盖上有墨书题记“上上乳一十八两”，出土时盒内原盛有管状钟乳石678克，透明度好，部分碎裂成指甲状小块。钟乳以透明度高者为上品，唐萧炳《四声本草》载，钟乳石“如蝉翼者上，爪甲者次，鹅管者下，明白而薄者可服。”此银盒内钟乳晶明透亮，管壁薄而均匀，品质极佳，故称识“上上乳”。

次上乳 银盒

其二，银盒内有唐人墨书“次上乳十四两三分堪服”，盖外有“次上乳一十四两三分”。出土时盒内原盛有管状钟乳石606克，大多已碎裂为小块，颜色灰白半透明，比“上上乳”颜色略暗，等级略差，故名“次上乳”。

次乳 银盒

其三，盒盖面书“次乳廿四两”，盒盖内书“次乳廿四两须简择，有堪服者”。出土时盒内原盛有管状钟乳石947克，颜色灰暗略泛黄，透明度不好，粗细厚薄也不均匀，符合萧炳提到的最后一等 。

紫英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内所装的白石英、紫石英，即盖内墨书提到的“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也就是水晶。无色透明者，古人称为白英。紫水晶称紫英，紫色是因为“铁”的氢氧化物在晶体中形成“呈色中心”的缘故。这是天然水晶作为药物的明确发现。

大粒光明砂 银盒

银盒内所装药物朱砂与墨书所记数量和重量基本符合，墨书标明名称者有：“大粒光明砂”、“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红光丹砂”、“井砂”六种，实物观察可见确有色泽、颗粒大小等诸多的不同。《抱朴子》卷69《金丹部七》：“丹砂者，太阳之至精……丹砂是阳之正气……只如丹砂之体数种，受气不同，惟三种堪为至药，上者光明砂，中者白马牙砂，下者紫灵砂，余有溪砂、杂类之砂，不中入至药服饵所用……光明砂者，受太阳精通澄朗正真之精气，降结而红光耀耀，名曰光明砂。”此种砂开片解理处颜色鲜艳并有光泽，故称光明砂。

“红光丹砂”银盒

红光丹砂，银盒上注“红光丹砂二大斤，大颗三枚绝上”，共重1415克，其中三块较大，为光明砂中的箭镞砂，但色鲜，可能为新坑砂，品质略次于光明紫砂。

鎏金石榴花纹银盒

令人产生疑惑的还有装井砂的银盒 ，其上“十两”，如谓盒重或井砂重，都合唐制，但若以“卅七两”为井砂重量，则不合，因为出土井砂仅444克，“卅七两”如指金屑，则简报称出土金屑787克，实测为912克，均不够唐制37两。“次光明砂”银盒内药物也与记载差异较大，超过允许的误差范围。

次光明砂 银盒

何家村窖藏出土琥珀10段，与次光明砂一起存放于一银盒内 。陈藏器言，琥珀可止血生肌，合金疮。沈约《宋书》载，武帝时，有人献琥珀枕，时将北征，以琥珀治金疮，上命捣啐分付诸将。《拾遗记》载孙和悦邓夫人因水精伤面，太医就用白獭髓和琥珀末涂之，遂好。《名医别录》认为，琥珀可“安五脏，定魂魄，消瘀血，通五淋。”明郎瑛《七修类稿》记载，琥珀主疗小儿惊娴之疾。唐代琥珀主要从波斯输入，日本、林邑等国也献过琥珀。

唐代金银器的计量单位有5个，即“斤”、“两”、“分”、“钱”、“字”。一斤等于16两，1两等于4分，1两等于10钱 。药盒药物标重时出现“大斤”概念，按唐代衡制有大制、小制之分，根据银盒上墨书，则1大斤分别为660克、681.6克、707.5克、746克。则唐代1大斤平均为698.8克。

老窑

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