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周亚夫
从2020年1月下旬，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冠病毒席卷全球，WHO公布的新冠感染人数超过1.67亿、感染致死人数超过346万人。
比起这些残酷的数字，更残酷的是，人们已经不好估计新冠疫情何时能够结束——随着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跨国疫苗分配的无序和低效，用疫苗去终结疫情的希望，现在越来越渺茫。相反，一些专家都认为，新冠疫情将会“流感化”——这其实是人类无法消灭新冠病毒、无法消灭新冠疫情的委婉说法。
新冠疫情将走向何方？它的未来将如何收场？这些都有待专家们的思考和研究。但是就目前掌握的信息而言，完全可以做出一些方向性的预测：
WHO公布的病亡人数为346万，但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这么多。印度医生注射疫苗率已经达到了66%，但印度医学协会会员医生们的病亡率已经高达3‰左右（1000+/35万）（印度超1000名医生因新冠殉职，前医学会主席亦病逝）。考虑到印度的医生不可能全感染了，而且还有66%接种了疫苗，按照同样的模式传播，全人群的病死率或将达到5‰-10‰，或者更高。现在全球有70亿人，按照这个病亡率推算，全球因为新冠病亡人数将达到数千万规模。疫情结束遥遥无期，最终新冠疫情将导致多少人丧生？现在没答案，但可以肯定，它最终致死人数将会达到数千万人之多（现在可能已经有近1000万人了）——这可能会让新冠变成本世纪最大的疫情，最终致死人数或将达到上世纪的1918-1920年大流感相同的数量级。新冠疫情将会“流感化”，是很多病毒学家和公卫学家的观点。但“流感化”意味着什么？笔者理解，它指的是“传播模式”流感化，因为传播规模太大、无法消灭，它将和人类长期共存——像流感一样阶段性的、此起彼伏的流行。同时，像流感一样，因为病毒变异很快，疫苗需要不断调整，才能起到有限的防疫作用。但是，专家们没有明确提示的是：在“致死率”上，新冠和流感其实判若云泥。新冠病毒的感染病死率远比流感高。笔者根据之前掌握的材料估算，新冠病毒的感染病死率大致比流感高10-20倍。一种像流感一样具有强大传染能力，致死率却比它高一个数量级的“流感”，该咋办？靠人类硬扛来实现“群体免疫”？它的传染力之强和致死率之高，又让“群体免疫”成了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印度、英国、美国等尝试群体防疫的国家，已经证明“硬扛”行不通。像巴西马瑙斯市、印度部分地区，本来以为已经群体免疫，但病毒变异太快，遭遇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宣布了“群体免疫”路径的破产。冠状病毒变异速度极快，在大规模流行的情况下，想让疫苗跟得上病毒变异速度，也非常困难——笔者猜测，各国的疫苗审批流程，经此大疫，或将不得不调整。像mRNA疫苗这类新技术产品，将会成为主流技术——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快速响应变异的病毒，快速制造出有效的新疫苗。人类现有的“流感模式”抗疫，对这种“高致死率新流感”不太有效。整体社交隔离式防疫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措施，但有没有多少国家有能力像中国一样实施——在政府能力较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尚且做不到，对第三世界不少国家来说，比起整体隔离、没有工作饿死在家，穷人们可能宁愿病死。而在全球化时代，以新冠的超级传染能力，一国疫情不除、全球不能安宁。新冠疫情过去一年多来，对全球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对各国经济和民生的极大冲击，正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全球公卫系统面临着新挑战——当面临着“新冠疫情”这类威胁的时候，人类需要一个在全球有权威和行动力的组织，来应对疫情的“外部效应”，否则在疫情攻击之下，没有国家能够免受其害。该通过什么机制来协调全球抗疫行动？该怎样组织全球的经济和资源来应对这种挑战？目前尚无有效的全球抗疫机制，这无疑是一个悲哀的事实，而找不到新机制，“新冠抗疫”的前景无疑非常黯淡。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学习到的经验是：社会机制往往是对环境和社会压力的回应的产物。一旦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危机，人类社会就会做出相应调整，调整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最终人类会找到应对危机的办法——那或许是一个能够超越政府、超越国界、超越政治偏见和画地为牢，有权威、有资源、有行动力的新的W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