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割耳之殇--梵高与高更惊心动魄的62天
梵高和高更，生于同一个年代，相差五岁，历史有时是以极端冲撞的方式激射出创造与美的灿烂火花。
他们的生命中一瞬间曾经有过交集，不过很快就分开了。
在那之后，梵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
同样的“自画像”主题，一位化身为日本僧侣，一位自喻为悲惨者；
同样的“夜色咖啡厅”，他画下了令人窒息的寂寞，他涂抹了深沉的冷静；
一束向日葵，绽放于热烈的等待，凋零于无尽的思念……
他们之间，是触目的色彩，是个性的笔端，是一段又一段满溢着，期待与失落、对立与心痛的故事……
他们在一个时代相遇，也在一个城市相遇，他们相遇在文明的高峰。
梵高一八八七年在巴黎与高更相遇，很短的相遇，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梵高去了阿尔，高更去了布列塔尼。
他们对那一次短短的相遇似乎都有一点错愕──怎么感觉忽然遇到了前世的自己。
高更认识梵高的那年，正是两个人都陷于生活最低潮的时刻。
高更无法照顾远方的妻儿，常常自责绝望到要结束生命；梵高与妓女西恩刚刚分开，所有宗教的狂热与爱的梦想全盘幻灭，孤独到巴黎投靠弟弟。
两个完全相似的绝望生命，却共同燃烧着艺术创作不可遏止的热情，他们似乎在对方的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的绝望，他们也似乎在对方燃烧着热情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热情。
高更与梵高的相遇像不可思议宿命中的时刻，相互激荡出惊人的火花。
一八八八年十月，他们重聚在阿尔，要一起共同生活两个月，更巨大的撞击将在一年后发生，他们历史的宿命纠缠在一起。
意气风发、自由奔放且充满自信的高更是梵高向往的对象，而和高更共同生活的梦想则与日俱增。此时梵高三十五岁，高更四十岁。
梵高对高更的感情是对前辈的尊敬与敬畏、对伟大艺术家的向往与嫉妒以及对朋友的热爱与不安等
，复杂交错。在高更决定前往南方画室时，梵高兴高采烈，
欣喜若狂。长久煎熬的孤独感得到缓和，因为只要有了高更，今后再不用别人指明方向了。
准备迎接高更的那个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梵高最幸福的时刻。
为了高更要来阿尔，梵高刻意布置了他的房间。
这张《房间》像是梵高布置的新房，用来庆祝一种新生活的开始，用来准备迎接一个全新的温暖的生活，明亮的暖色调占据了画面大部分空间。
这是一个梵高梦想的“家”。
他是为高更的到来而布置这个“家”的，那么，他是以多么强烈的欢欣与兴奋在经营这个家。
为了迎接高更到阿尔，梵高处在一种高亢的情绪中。
他读了一些有关日本的文学描述，他一知半解地向往着遥远的东方，东方的僧侣，用一生的苦修，把自己献给信仰；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修行成永恒不灭之佛。
梵高的《自画像》中这一件最强烈，又最平静，极其素朴，又极其庄严。
梵高自己很看重这件《自画像》，他把自己送给高更，并且比喻为日本僧侣，献给永生之佛。
遥远的距离或许产生了最美的友谊的幻想，梵高创作了一张杰出的自画像，送给高更；高更也画了自画像，送给梵高。他们相互激荡出了创作上的火花，两人的风格都逐渐达于巅峰。
梵高狂热渴望高更到阿尔，两人共同生活，一起画画。
他为高更准备房间、家具，甚至特别为高更的房间手绘了墙壁上的装饰。
梵高为高更画了《向日葵》，他要把这南方阳光下的盛艳之花送给高更作为迎接他到来的礼物。
向日葵像在阳光中燃烧自己的花朵，冶艳、顽强、热烈、剽悍，使人感觉到旺盛而炽烈的生命力。梵高寻找着阳光，从郁暗的荷兰到巴黎，又从巴黎一路南下到阳光亮烈的阿尔，梵高自己就像是追逐阳光的人。
当时高更在布列塔尼贫病交迫，梵高呼唤高更前来，他觉得可以照顾这个落魄潦倒的朋友。
葵花插在陶罐里久了，花瓣很干，像乱草飞张，葵花的中央是一粒一粒的葵花籽，赭褐色密密的小点，使花蒂显得更顽强。这是炽烈强悍的生命，但被截断了，插在陶罐中，好像有一种顽强的对抗，好像生命在最后死亡的时刻依然如此热烈地燃烧。
这样灿烂的花，这样的明亮、热情，用全部生命来燃烧的花，梵高指名是要送给高更的。
他希望把这些向日葵挂在高更的房中，他为高更准备了最好的房间，他一再跟朋友描写他如何为高更布置一个优雅的住处，他把自己画的向日葵挂在墙上，等待高更到来。
“向日葵”是梵高最纯粹的热情与爱，那些明度非常高的黄色，事实上是大量的白色里调进一点点黄，像日光太亮，亮到泛白，亮到使人睁不开眼睛。
梵高也许不知道他画的正是他自己的生命，这么热烈，无论是友谊或爱情，都使人害怕。
梵高在长久巨大的寂寞中渴望着一种温暖，他也许分不清楚那是友谊的温暖，或是爱情的温暖。但他确实在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很具体的对温暖——家的温暖、人的温暖的渴求。
床与椅子，都像是一种等待，等待某一个生命里特定的对象。
梵高显然在渴望一种平凡的幸福，一种爱与被爱的幸福。
画完《房间》，十月二十八日，高更来了。
高更在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了阿尔，一下火车，连车站咖啡馆的老板吉尔努斯先生都认出了他，因为梵高早已拿着高更的画像四处宣传了。
高更走进梵高为他精心准备的房间，看到墙上为他画的《向日葵》，高更是什么感觉？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高更曾经为梵高画一张像，画像中梵高正在画《向日葵》。
在一八八八年十二月，梵高画了《高更的椅子》。
“椅子”不再是空的等待，“椅子”有了专属的主人，椅子上有着主人不同的物件。墙壁上有一盏亮着的灯，一圈晕黄的光，这是深夜，高更似乎正在椅子上看书，但是离开了，椅子空着，灯光、烛光兀自燃烧。
《梵高的椅子》，非常单纯，地面上是褐色方砖，一把木椅，在《房间》中出现过。这把椅子是欧洲民间最粗朴的家具，但是简单、顽强、有力，像是在对抗什么，牢固不肯妥协，四个脚的木腿像柱桩一样顽强，没有一点退缩与让步。
这两张“椅子”只是他们偶然误解的位置，他们偶尔一坐，又各奔前途，“椅子”像是短暂梦想的记忆。
梵高精神亢奋的狂热并没有感染高更，他们日日夜夜在一起作画，常常画同一个主题，同一片风景，但是观看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梵高画过阿尔的《夜间咖啡屋》，是彩度极端对比的红色的墙、绿色的弹子台、黄色的灯光，有一种陷入精神高度亢奋的错乱。
这是梵高走向梦想的巅峰，也是梵高走向毁灭的开始。他已经开始用燃烧自己来取暖，用燃烧自己来发亮。
高更同样画了《夜间咖啡屋》，他以咖啡屋老板娘“吉诺夫人”为主题前景，也用到墙壁的红、弹子台的绿，但是色彩被一种黑色压暗，和梵高画中强烈的对比不同，高更的画面有一种深沉的冷静，他好像要刻意过滤掉梵高画中过度高昂的情绪。
但他们的相处并不和谐，生活如此紧密的关系，太多冲突，太多摩擦，太多琐细的现实细节会使两个敏感纤细的心灵发疯，会使两个自我个性强烈的心灵发疯。
高更事后描述梵高要发疯了，他常常半夜忽然惊醒，看到梵高向他走来，凝视着他，又无言地走回自己的床上睡倒，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梦想在现实中变得荒谬、扭曲、琐碎而难堪。
就是在阿尔这段时期，高更在十二月写了一封信给画家贝纳，谈到自己与梵高的巨大冲突：
我在阿尔完全失去了秩序。我发现一切事物都这么渺小，没有意义，风景和人都一样。
整体来说，我跟梵高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特别是绘画上，梵高赞美杜米埃（H. Daumier）、杜比尼（Daubigny）、辛燕（Eiem）和伟大的卢索（Rousseau），所有我不能忍受的家伙。
而我喜爱的安格尔（D.Ingres）、拉斐尔、德加，他都厌恶。
我跟他说：老友，你对！
只是为了获得暂时平静。
他喜欢我的画，但是我一开始画画，他就东批评西批评。
他是浪漫的，我却可能更要素朴（Primitive）。
这一段信上的记录大约透露了两位伟大的创作心灵在现实生活上碰到的困扰与难题。
他们生活在一起，缺乏了各自独立的空间，缺乏了各自完全面对自我的孤独时刻。
没有完整的孤独，不可能有纯粹的自我，创作势必受到干扰。
高更恐惧梵高的激情，他感觉到那激情中精神的躁郁不安。
同居两个月，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高更在与梵高争吵后彻夜不归，在寒冷的阿尔街头游荡。他发现梵高跟在后面，手中拿着剃刀，亦步亦趋跟随着他。高更落荒而逃，住在旅馆，不敢回去。
梵高在一个人极度绝望的夜晚举刀自戕，割下了右耳。
高更通知了梵高的弟弟，自己整理行李，匆匆离去，结束了他在阿尔的行程，也结束了他与梵高共同创作的梦想。
唯一治疗梵高的可能是绘画，特别是他一系列的自画像。自画像是梵高留给世人的病历表，他的焦虑、他的狂想、他的热情，他的愤怒、他的激情与宁静都在自画像中。
我们说：梵高疯了。
一八八九年五月，梵高住进精神疗养院，仍然持续画自画像。
满了胡子，额头很高，深深凹陷的眼睛，流露极度忧苦的心事，眉头纠结着，整张作品，以升腾缠绕如火焰般的卷曲笔触画出背景，我们清楚看到似乎在地狱般的火焰中承受煎熬的灵魂的剧痛。
梵高与高更之间通信仍然不断，梵高在精神病院中一封一封书信记述着他寂寞中的心事，高更也仍然在回信中详细叙述他的作品，两个人都像是在向最亲密的知己讲述自己，然而，或许他们只是找到一个借口在独白。
一八八九年一月初，刚从病院出来，头上包着纱布，正在画《割耳自画像》的梵高收到高更的信，盛赞梵高的作品《播种者》。
两人不提往事中的不愉快与冲突，各自鼓励着对方。
梵高在圣·瑞米的精神疗养院待了一年，从一八八九年五月到一八九〇年五月。
这一年他创作量最丰富，创作的旺盛生命力如同火山爆发，滔滔不绝喷射而出。疯狂像一种高热的火焰，烧化了他生命中的一切杂质，像淬炼成精纯的钢。
高热的燃烧，使生命淬炼出绝对的纯度，正常人是做不到的。梵高以创作把生命带到华美的巅峰，但也是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最后一年的创作，仿佛用全部的生命在拥抱大地、麦田、阳光、草野、天上的云、风、鸟声或星空。
他的绘画里不只是视觉，他带领观者的眼睛去触摸坚实的山峦、岩石与泥土；他带领观者的眼睛去嗅闻空气中杉木与柏树的气味，嗅闻麦穗成熟以后的芳香，他带领观者去感觉阳光在草野上的温度，云在天空流转与风的声音，最远最远的天际一颗星的声音。
很不可思议，这些，都是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感觉到的世界，这么细致，这么宁静，这么纯粹。
是不是因为缺乏了“疯狂”的部分，许多人看不到。
梵高看到了，看到了无所不在的“美”的奇迹，但是，他知道，看到美的奇迹，要用死亡做代价，要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来交换。
梵高在奥维停留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他孤独地走在小镇上，走到田野中。
大片大片的麦田，七月的麦田已经结穗，泥土和阳光的干热的强烈气息弥漫在空气中。麦田的翻飞变成一块一块褐黄色相互挤压的笔触，好像没有出路的力量，在画面冲突着。
他画得很快，好像没有时间了，夏天午后顷刻的乌云密布，顷刻的雷声，顷刻的暴雨都蓄势待发。他疯狂地把颜料挥霍到画布上，来不及调和，也来不及涂抹，颜料厚实地排列在画布上，绿色的草、树，白色的云，蓝色的天空，黄色的麦田，一切都还原到最简单的形式。
梵高在奥维的麦田里举起了枪。
高更没有参加梵高的葬礼，他默默远渡大洋，去了南太平洋的塔西提。
他在梵高自杀后远渡重洋，在最原始的土著文化中找到自己宿命的终点，他还有十多年的路要走。
梵高用短短两年时间激发淬炼出生命最美的精华，高更却是用更大的平静与耐心去回归原始，找到内敛而饱满的另一种生命美学。最终完成了他的巨作《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
两个个性强烈而纯粹的创作者，各自坚持执着自己的生命形式，梵高即将走向他纷繁的纯粹世界，高更将远远逃离文明走向原始的大溪地。
两个完全相似的绝望生命，却共同燃烧着艺术创作不可遏止的热情，他们似乎在对方的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的绝望，他们也似乎在对方燃烧着热情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热情。
作者：蒋勋 ，内容选自《蒋勋破解梵高之美》，《蒋勋破解高更之美》